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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交流渊源流长，而在佛教方面的交流则自隋唐以来未尝间断过。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日两国的国情分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在两国的文化、佛教交流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据一些史书的记述，日本最初接触到佛教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初。相传在继体天皇十六年（522）时，中国梁朝人司马达等至日本，“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1]然诚如日本著名佛教史学家村上专精所说，“这还不能作为佛教的正式传入。”[2]日本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佛教大约于公元六世纪中叶由百济正式传入日本，如《日本书记》载，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冬，“百济圣明王遣西部姬氏达率怒唎斯致契等，献释迦佛金铜像一驱，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别表讚流通礼拜功德云：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能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办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由是百济王臣明，谨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传帝国，流通畿内，果佛所记，我法东流。是日，天皇闻已，欢喜踊跃，诏使者云：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此后，佛教开始在日本传播，特别是在圣德太子摄政期间（593—622），经过他的大力提倡和奖励，佛教得到迅速的发展，使佛教在日本扎下了根，并对日本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也就是在圣德太子摄政期间，他于推古天皇十五年（607）派遣使者小野妹子出使中国，求取佛教经论。而第二年再次派小野妹子使华时，更带来了一批留学僧。据《隋书·倭国传》载：“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学。”这也是中日在佛教文化方面直接交流的开始。此后，由隋唐历宋元明清，日本来华求佛法之留学僧史不绝书，同时中国也不断有高僧大德东渡传法。在这一千多年的中日佛教交流中，一些杰出日僧的成就对中国佛教也有相当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则是以日本向中国学习为主。然清末以来，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事多故，佛教衰微，而日本则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国力强盛，佛教适应社会的发展，经过内部改革以及积极向西方学术方法学习，在佛教历史文献研究、史迹发掘考察、经典收集整理出版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因而近百年来，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中，中国佛教界与学术界在许多方面受到日本佛教界和学术界的深刻影响。 或许正是由于清末佛教衰微到了极点，因而蕴发了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运动。杨文会居士（1837—1911）是中国近代振兴佛学的倡导者、奠基者，他青年时期即笃信佛教，发心宏扬佛法。他在与一些学佛同好切磋佛法时，深感佛教经典的散佚，经版的毁坏，给学习佛法，尤其是传播佛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因此，他们发愿要刻印方册本藏经，以便广为流传。当时即由杨文会居士亲自拟订刻经章程，集合同志者十馀人，分别劝募刻经，并于1866年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同时赞助和响应杨氏刻经事业最有力者有郑学川（后出家，法名妙空），在扬州创立扬州藏经院（江北刻经处）；又有曹镜初，在长沙创立长沙刻经处等。这几处刻经处，以金陵刻经处为中心，根据统一的刻经版式和校点编辑体例，互相分工合作。 二 中日两国近代佛教的交流，正是从两国的刻经事业开始的。 明清以来，中国佛教各宗派的许多重要经典散佚难求，这是杨文会居士刻经工作中碰到的一大困难。1878年（光绪四年）杨氏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考察英法等国的政治、文化、工商业等。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当时正在伦敦牛津大学留学的日本净土真宗的学僧南条文雄氏[3]。此后，约三十年间，两人书信往来不绝，相互访求经典，切磋学问。先是杨文会从南条文雄等处得知，中国许多散佚的佛教重要经典，在日本多有所保存，因而起访求之意。1890年杨氏内弟苏少坡赴驻日大使馆工作，于是杨氏即通过苏少坡，托请南条文雄在日本代为搜集购买中国散佚之重要佛典[4]。据现存史料可知，杨氏托请南条文雄搜购古佚佛典，主要在苏少坡居日期间（1890—1893）。这期间，杨氏先后开具了四份求购书单，所列书目总计有221种之多。其中，经南条氏各方努力搜集到寄给杨氏的有145种[5]，此外再加上南条氏及其他日本友人主动赠与的经书，共计约有283种[6]。杨氏得到这些中国宋元以后散佚的重要经论注疏和撰述后，欣喜不已，立即选刻出来，广为流通。其中包括了华严宗法藏、法相宗窥基、净土宗善导等人的许多重要撰述。这些经典的汇集面世，大大地推进了当时社会上和学术界研究佛学的兴趣，法相唯识学的研究更由此而成为一时之热门。其实，日本高僧大德为中国佛教信徒和学者送经书的并不仅是南条文雄一人，经南条氏的介绍，先后有东海玄虎（后改名为佐藤茂信）、町田久成、赤松连城和岛田蕃根等。此外，在杨文会居士向日本求经之前，南条文雄也曾应沈善登之请求，为他寄来了五部重要的净土经典注疏[7]。 同时，当明治三十八年（1905）日本京都藏经书院计划刻印《续藏经》时，杨氏亦大力于以赞助。他不仅对《续藏经》初拟目录提出增删意见，并且多方为之搜集善本秘籍，以供采用。他在《日本续藏经叙》中盛赞此举，认为“是辑也，得六朝唐宋之遗书，为紫柏所未见，诚世间之奇构，实足补隋唐所不足也。”又说：“予亦为之搜辑，乐观其成。”[8]对此，南条文雄在《大日本续藏经序》中也说：“余曾为君（中野达慧）致书于金陵刻经处仁山杨文会居士。居士颇随喜此举，集藏外及未刊之书，邮政以充其材者，或可以十数也。”“藏经书院每月未曾误其发行之期，是居士之所以随喜供给其材料也。”从现存史料可知，杨仁山居士应南条文雄和《续藏经》编委会之请，自1905至1906年间在中国先后搜集并寄往日本《续藏经》编委会的佛典计有39种[9]。日本《续藏经》编辑主任中野达慧在《大日本续藏经编纂印行缘起》中也说：“先是介南条博士，请金陵仁山杨君搜访秘籍，未几又得与浙甯芦山寺式定禅师缔法门之交，雁鱼往来，不知几十回，二公皆嘉此举。或亲自检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录未收之书而见寄送者，前后数十次，幸而多获明清两朝之佛典。予每接一书，欢喜顶受，如获赵璧，礼拜薰诵，不忍释手。”由此序可见，为日本《续藏经》收集散佚佛典的中国大德，不只是杨仁山居士一人。今按《续藏经》所附之“随喜助缘芳名录”中所记载的中国方面的随喜助缘者有：南京杨文会翁、浙甯芦山寺式定师、南京德崇师、南京智通师、四川玉嵀师、天台敏曦师、金陵空浩师、金陵彼岸师、杭州一愿师、普陀印光师、焦山昌道师、金陵圆音尼、扬州宝来尼、石埭陈镜清君、金陵秦谷邨君、怀甯叶子珍君、金陵费蓉生君、长沙曹显宗君、上海汪德渊君、天童寺等。这里，除式定、德崇、智通、汪德渊、天童寺外，都是杨仁会所寄经书的原藏主。此外，杨文会所寄经书的原藏主尚有扬州释观如、金陵释月霞、扬州释清梵、石埭女士明悟、秋浦女士郎宛卿、杭州沈明哉、北京龙泉寺、高邮释普航等为“芳名录”失载。然即此已可见，通过杨文会有不少的中国高僧大德为日本《续藏经》的编撰出了力。 金陵刻经处的刻经事业和日本藏经书院《续藏经》的编纂，分别是中日两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大事，而在这两件佛教文化史上的大事中，中日两国的学者们进行了真诚的合作和交流，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发扬的。 三 佛教学术研究方面的交流，也是中日近代佛教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如前所述，日本佛教界自明治维新后即派遣了一批学僧前往欧洲留学，学习梵文、巴利文，以及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因此在佛教学术研究方面，日本比中国早步入近代学术研究的时期，而且从本世纪初以来对中国的佛教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日本在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熏染后，对佛教作纯学术研究的风气大增，以至有淡化对佛教作为宗教的修证方面研究的倾向。如东初法师在《中日佛教交通史》一书中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