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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理应以探讨新文化建设作为主题，然而我为什么却要做一篇“论传统文化”的文章呢？因为我认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七十年来，在文化问题上，从理论到实践，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的头脑。无论是持否定意见者还是持肯定意见者，无不在传统文化问题上大做文章，以论证其否定或肯定的理由。同时，“五四”以后尽管对吸收西方文化问题还存在着种种分歧的意见，但已很难找到根本否定或完全拒绝吸收西方文化的观点了，相反，彻底否定我国传统文化的论调倒是不绝于文。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五四”以来关于东西（或中西）文化之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争其关键似乎更在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传统文化问题已成了新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症结。这样，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角度探讨一下“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也就很有必要了。 一 四十九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其名著《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做过如下的论述：“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如今也有学者说，五四精神就是彻底的“反传统”。然而，在七十年后的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中，人们在许多方面却仍然感受到封建主义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面对这一社会现实，有人就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里的反封建，或者说对传统的清算（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封建文化与传统之间往往是划等号的）还远不够彻底。于是他们说，中国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一些人甚至断言，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其发生的根源上，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生长出或（经过调整而）适应于现代工业社会。因此，近年来伴同文化论上的“全盘西化”而来的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调子也越唱越高了。我认为，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讨论文化问题不能离开所处的历史环境。“五四”时期面对的历史环境是：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在政治上的复辟，封建生产方式还是社会经济的主体，封建的旧道德旧文学是社会文化的主流。而七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还残留着不少封建的东西，但从整个历史环境来讲，已与“五四”时期有了根本的不同，封建的东西不再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主体和主流了。而且我们还应当看到，某些封建的东西之所以得以残留至今，是由于它已与“五四”以来输入的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腐朽东西结合在一起的缘故。因此，无视“五四”以后七十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而笼统地提出“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是不甚恰当的。 同时，传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是在历史的延续中积淀起来的，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的。没有延续和积淀就谈不上传统，同样没有发展和变迁也就没有传统，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其内涵是有发展变化的。如果我们对传统作一历史考察的话，那末将会看到，随着历史的发展一些传统会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送进博物馆，另一些传统则在经过调整（批判旧义，开发新意）以后，与新生的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相结合而被承继下来，并发展为新的传统。因此，从今天的社会现实来检讨传统的话，那么我们的眼光主要应当放在“五四”以后，甚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十年中所形成的某些传统上。正如同四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整风运动中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检讨“五四”以后新出现的“洋八股”、“洋教条”那样，而不是把眼光继续停留在“五四”时期所已经检讨过的老传统上面。那时，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说：“‘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又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形式主义的束缚。”这些论述，在我们今天检讨传统问题时，也还是有其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同样，如果说有某种传统的东西在阻碍着我国当前的现代化，那末它也主要是在近七十年，以至近四十年来所形成的某种新八股、新教条传统，而主要不是“五四”以前的老八股、老教条传统，当然更不需远责之于鸿蒙初创时期的先民文化传统了。 “五四”以来七十年间，从某些方面讲确实也存在着对于传统文化的检讨不够彻底的情况，但是我认为，更不够的倒可能是对于传统文化缺乏全面科学的研究，理智的分析，以及在现实生活中对它做实际的转换工作等。总观“五四”时期直至八十年代有关文化问题论争的文章，其中议及传统文化处（无论其持否定观点还是持肯定观点）可以说绝大部分的论述是感情用事胜过于理智分析，并以各取所需代替了全面的科学研究。在一部分人中，“五四”时期那种好就一切皆好，坏就一切皆坏的形式主义遗风仍甚盛行。今天，我们如果尚不能摆脱这种思维模式的话，那末再过七十年，问题也依然如故。传统文化的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际问题。日本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永田广志在其《日本哲学思想史》一书的序中说：“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地赞美。不论我们如何想唾弃它，而它也是现代有着血肉的联系；另一方面，不论我们如何想赞美它，而它已经不能按照原来的样子复活。”我是很赞同他的意见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