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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是哪位前辈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文化是艺术的文化。我总觉得，这是一句十分精辟的话，只有深得中国文化的三昧的人才说得出来。 据我的体会，这里所以称中国文化为“艺术的文化”，绝不仅仅是指我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的那些丰富多采的艺术样式和作品，而主要是指贯穿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那种艺术精神。 对于中国文化之富于伦理精神，已为世人所广泛了解，且论之者在在皆是；而相比之下，世人对于中国文化之富于艺术精神的了解，则显得很不够，且论之者亦不多。其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伦理精神与艺术精神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而传统艺术的重要功能则是在陶冶性情、潜移默化之中以助理想人格的完成。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是人生修养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而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的程度如何也就被视作一个文化素质高下的体现。 冯友兰先生曾说：“儒家以艺术为道德教育的工具。”（《中国哲学简史》第二章）徐复观先生则说：“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中国艺术精神》“自序”）。他们的论述都揭示了儒家文化中重视艺术教育和把艺术与道德高度统一起来的特征。先秦时代的艺术教育主要是“诗教”和“乐教”。对于诗，孔子认为，读诗可以感发起心志，提高观察力，培养合群性，学得表达感情的方法。而诗中所讲的道理，近则可以用来事奉父母，远则可以用来服事君上。此外，读诗还可以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1]。所以他教训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又说，一个人如果不研读《诗经》中的《周南》、《召南》，那就会像面对着墙壁而站着，（什么也看不见，一步也进不了）[2]。对于乐，孔子尤为重视，总是把它与礼相提并论。甚至认为乐在某种意义上更可以体现善与美（道德与艺术）的统一。如，他赞叹韶乐说：“韶尽美矣，又尽善矣。”（《八佾》）以至于当他在齐国听到韶乐后，竟“三月不知肉味”，而且无限地感叹道：“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所以，对于诗、礼、乐三者的关系，孔子是这样来论述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这里，他把乐放在礼之后，是把乐看作人格完成的最高境界。 道家，尤其是《庄子》书中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中蕴含着的艺术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不过，道家文化中的艺术精神在老庄时代并未达到自觉的程度，而是经由魏晋玄学和其时的艺术理论家的阐发才得以发扬光大，并达到自觉的。徐复观先生在比较分析儒、道两家思想中的艺术精神时说：“儒道两家，虽都是为人生而艺术，但孔子是一开始便有意识地以音乐艺术为人生修养之资，并作为人格完成的境界。因此，他不仅就音乐的自身而言音乐，并且也就音乐的自身以提出音乐的要求，体认到音乐的最高意境。因而关于先秦儒家艺术精神的把握，便比较明显而容易。庄子则不仅不像近代美学的建立者，一开始即以美为目的，以艺术为对象，去加以思考、体认。并且也不像儒家一样，把握住某一特定的艺术对象抱定某一目的去加以追求。老子乃至庄子，在他们思想起步的地方，根本没有艺术的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他们只是扫荡现实人生，以求达到理想人生的状态。他们只是把道当作创造宇宙的基本动力，人是道所创造，所以道便成为人的根源地本质；……从此一理论的间架和内容说，可以说‘道’之与艺术，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若不顺着他们的思辩地形而上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的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也可以这样说，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地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但因为他们本无心于艺术，所以当我说他们之所谓道的本质，实系最真实的艺术精神时，……乃就艺术精神最高的意境上说。人人皆有艺术精神，但艺术精神的自觉，既有各种层次之不同，也可以只成为人生中的享受，而不必一定要落实为艺术品的创造。……所以老、庄的道，只是他们现实地、完整地人生，并不一定要落实而成为艺术品的创造。”（《中国艺术精神》第二章第二节）徐先生的分析深刻透彻，我是非常赞同的。 魏晋玄学融会儒道，进一步沟通了宇宙根本和人生境界。王弼言圣人体无而有情[3]，嵇康标越名教而任自然[4]，郭象唱身居庙堂而心寄山林[5]。特别是玄学提倡的“得意忘象”（王弼），“寄言以出意”，“求道于言意之表”（郭象）等思想方法，开启了中国艺术以“立意”、“传神”、“求韵味”为上的根本精神。在玄学思维方法的影响下，中国的艺术内涵丰富，具有深邃的哲理性；中国的哲理则语言简约，富于生动的艺术性。深邃的哲理性和生动的艺术性混然一体，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性和基本精神。中国佛教中禅宗思想之富于哲理性与艺术性，早为世人所共知，当无需多说。对于理学，人们多以为其间只有一通正颜厉色、枯燥无味的道德教训。其实，只要我们稍稍选读一些周（敦颐）、张（载）、程（颢、颐）、邵（雍）、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著名理学家的著作，以及有关的传记，即可处处感受到他们借诗文以载道（周敦颐《通书二·文辞》：“文所以载道”），谈文艺以明道，（陆九韶（象山）言：“文所以明道”，见《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的力量，而在他们的处世行事中、人生境界的追求中也极富于艺术的精神。所以，理学在融哲理与艺术于一体方面，在发展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传统方面，绝不亚于先秦之儒学、魏晋之玄学和唐宋之禅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