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东方人来说，具体地，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当代有相当文化修养的青年人来说，了解东方特别是我们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必需。一方面，作为现实的人，也即生活在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传统的许多优势长处及其许多弱点弊病，必然地表现在每一个体身上（实践中）――每一个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中国人都必是一个真正的儒——只是大多数人浑浑然而不自觉而已。另一方面，我们又仍然滞留在理性反思时代，背弃传统甚至反传统仍然是年轻一代自然而然认同的心理倾向。在这种情势下，真切地了解一下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当是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特别是听一位西方人站在西文价值体系的立场，观察评判东方传统文化，或者会有所裨益。 一 20世纪，东西方社会不约而同地深情脉脉地凝视着对方。 西方人力图在东方寻找某种法宝，某种足以抵消西方现代物质主义社会病的精神良药。一些西方文化大师虔诚地跪拜在东方文化的圣殿前，不少更得窥门径、悄然深入到东方文化宝库之中，流连忘返，其乐融融地寻觅着、挖掘着，诚挚无比地祈求发现能救助西方社会病的灵丹妙药。本书作者亚当斯.贝克就是其中的一位。其虔诚、执著、锲而不舍的态度，令东方人不能不感动。 西方人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本世纪的前半叶，资本主义制度经历了空前危机挑战。惨绝人寰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酿造的苦果，让人们对西方现代社会产生了疑问，人类近代以来数百年间所亲手缔造的民主政治暴露了其狰狞的一面，玩弄其造主于掌股之上，随时准务吞吐食下去。西方人仰天长叹：现代文明的出路何在？ 而与此同时，在东方世界，悠久的传统正遭遇被砸烂、遗弃的尴尬时刻，知识精英对本民族文化的口诛笔伐仍在节节升级，向西方寻求救国于水火拯民于倒悬的锦囊妙计成为压倒性的、近乎痴狂的潮流，汹涌澎湃，无休无止。 东方大智大慧者对西方的热恋、痴迷，正如同西方一些文化大师们对东方的狂热、崇拜一样，具有真切的现实而客观的社会历史基础。 东方民族，曾经站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顶峰。然而，在19世纪的某个早上，人们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的民族已经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西方列强依仗着坚船利炮打到自己的家门口，而且登堂入室，喝五吆六地作起了主子。东方人（日本人除外）却在自己的家里充当了别人的奴仆。这种奇耻大辱，是可忍而孰不可忍？！久久地思量之后，东方世界的哲人得出了绪论：我们自己落后了。不仅是技术，不仅是制度，而且尤其是文化价值体系，整体上统统落后了。面对打进家门的西方强盗，痛苦的东方人下定决心向敌人学习――师夷以制夷。民族的精英们在寻找拯救自己民族、祖国出于水火的法宝时，不约而同地将殷切的寻觅视线转向了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东方面向西方世界求取救世法宝的集中体现。从实用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民主与科学――也即西方的精神价值之核，东方的精英们发自内心地确信救国救民的根本方法，只能从西方拿来。 东方与西方，像一对恋人般地渴望着对方。同时又对自身的种种弱点包含几许言说不尽的惭愧歉疚之情。这是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文化领域的一大奇观。这一奇景向世人昭示着某种真理――某种进入20世纪下半叶后，西方人渐渐淡忘了的真理：“东西方价值观并不冲突。勿宁说，二者相互补充因而可以相互交流”（见本书作者自序）。而探求东西交流文化的交流、融合，应该是人类所向往的美好明天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本书作者在介绍东方诸主要国家的文化的同时，力图昭示一种真理：东方生命智慧将是拯救现代西方文明走出困境的精神食粮。 二 本书作者对东方文化的推崇，令我这个中国人狠狠地吃了一惊。书中的许多关于印度、中国哲学的评论，如果是出自东方人自己之口，总不免有自吹自擂、恬不知耻的感觉。即便是出自西方人口中，也着实让我一次次冷汗浃背。 姑举书中的一些例子如下： 在评价西藏《死经》时，贝克说：“这部著作是东方所给予西方的最伟大的礼物之一。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本书将会重组他们关于死亡的观念。”“与东方清晰、深刻的心理学知识和经验（五千年研究的成果）相比，我们西方的现代心理学简直还处在襁褓之中。我从未读过比这些诞生在重重雪山环绕、保卫着的奇异国度的更为深奥、深刻的书籍了，在这些国度中，生与死被赋予与拥挤不堪的西方城市生活完全不同的内涵。” 关于古波斯、古印度的宗教信仰，她说：“宗教信仰弥漫在整个国家，塑造了整个民族（其中许多人是低等种族成员，因而在他们身上许多低等种族的特性仍然保持着），从而形成了某种多种多样包括某些原始的万物有灵的多神信仰在内的信仰和哲学，这种兼收并蓄，共存共荣，构成了印度的多姿多彩的信仰世界。尽管其战斗力是巨大的――在欧洲历史上绝没有与此类似的情况。在欧洲，哲学和信仰一直毋宁说某种装饰而不像东方那样是生活本身。” 关于佛教，亚当斯则如是说，“有一天人们可能会发现，将由佛教的最高形式来拯救西方；佛教将成为西方从本身的可以说是带着死亡基因的物质主义文明中逃遁的避难所。”“这些思想将哲学之魂推展为包罗万象的极渊博广大的思想，它们还将推展到更为广泛、更为精深的领域和范围。西方仍然在期待着来自东方的征服。” 关于中国文化，作者是这样评价的：“人们难以摆脱那些高超美好的福音的魅力，即使他们真想那样做。在孔子身上，人们看到了理想中的完人、君子、道德高尚者，也即他如此经常勾勒，如此经常地以深深的挚爱并当作中国之希望的理想人格的化身……国家由那种其人格境界和榜样力量就是他们手中的剑和盾的人来统治，他们之所以登上君主宝座的唯一原因是道德上的完美无缺，是他们的人格修养达到如此完美、如此诱人的地步，从而赢得了所有的人的热爱和效忠——不仅是热爱并忠于这些人本身，尤其热爱并忠于他们所代表的神性——寓于他们身上的神性。” “让我们记住中国是个十分古老而智慧的国度，而我们却十分年轻且愚蠢，虽然我们在机械的物理的方面有超前的成就，但与社会生活的调整方面的成就相比，我们的那些成就就显得是雕虫小技，无关宏旨了……以家庭和孝顺关系为基础，从孔夫子说出了以上那些话语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历经繁荣、穷困、风暴、动荡和战争等等，整整2500年过去了，但她仍然在这一切的交织兴替之后顽强地存在着，并正在我们的眼皮底下焕发青春、返老还童。谁敢预言我们白人的文明也能延续到同样悠久？” “西方各民族也可以从这种高尚生活的宁静的实践理性中，从它全神贯注于治国之才以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人格理想中——在这种人格中，一切理智和心灵的高雅都统一了起来——学到许多东西。” 关于《论语》她甚至这样说，“以我之见，应该把《论语》作为所有上大学的年轻人的必读书，如果这能够实现，那么每个伟大民族的最伟大人物的最伟大的思想，就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财富了。《论语》读本应放在那些把个人的和民族的最高伦理价值上的进步看作最可珍贵之物的一切男人和女人伸手可及之处。” 关于中华传统文明与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比较，她认为，“这种实用精神是多么伟大，又是多么高贵，它产生了道德高尚、秩序井然的文明，这种文明的美好形式只有印度人在神灵王国中才堪与之相比。它完美无损地保持这一文明，很多的侵略者自以为控制了中国，而实际上被中国精神所完全控制、同化，甚至几乎不能丝毫改变它。” 也许由于长期旅居于东方的缘故，本书作者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心胸气度，这本是东方哲人才具有的博大胸怀，一个西方学者能有如此修为，令人钦佩不已。 三 这是一部一位西方人写给西方大众的有关东方文化的通俗书籍。当然，本书所介绍的毕竟是哲学，因而其通俗性也就仅仅有十分相对的意义。而且，东方哲学历来被普通西方人视为十分地晦涩难解（部分地是由于语言文字的缘故），总将其视为畏途而敬而远之――只有那些具有超乎寻常智慧的人们才敢深入东方思想宝库。在这种意义上，应该说，本书已经足够通俗。撇开其他的一切不谈，能够把东方哲学问题演绎到如此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其原有意蕴的水平，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工作成就。 本书作者希图以讲故事的方式介绍东方的哲人及其思想。然而，请读者切不要由此以为作者真要讲许多哲人的生平故事给你听。虽然书中确实不乏这样的故事，但是，正如书名所标明的，这书所关涉的主要是哲学故事而非哲人故事。也就是说，本书所要介绍的是东方哲学而不是某些著名哲人如孔子、孟子、释迦牟尼、商燮罗等的生平轶事。如果说，书中确实介绍了不少这样的人物生平，那也仅仅是为介绍其哲学思想服务的，因此，这样的故事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哲人故事书籍就很不相同。在这里，故事是为思想服务的。娓娓道来的哲人轶事，仅仅是为了使“枯燥”、“艰深”、“晦涩”的东方哲学思想更为生动、具体、直观、亲切。比如，孔子离婚的故事，在我国正史并无详细记载，历代文人更一直讳莫如深，20世纪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打倒孔家店之后，对此问题虽不再忌讳，但却颇多争议。在亚当斯，则不过是要通过孔子离婚而引出孔子有关离婚（即“七出”）的理论。也就是说，通过形象生动的故事，人们所要把握的是东方哲学而不是东方哲人——是东方哲人的思想而不是他们的生平轶事。孔子的许多故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本书所讲的故事却并不总是与国内的许多关于孔子的书籍完全吻合的。如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本书只涉及到其中四个：鲁、齐、卫、楚，而把其它如陈、蔡、宋、晋等等统统省略掉或简化、归纳到发生在其它诸候国的故事中去了。如果仅仅从史实角度说，这显然与正史严重不符。我以为，这并不是亚当斯先生望文生义或故意篡改，而是为了内容的需要或照顾那些对东方文化及东方式思维方式了解甚少的西方读者，于是对故事情节进行了必要的删减、改造。就本书这样的通俗的学术读物而言，亚当斯先生将讲故事的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细心的读者不难从精彩的故事中体会到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亲切实用价值。 作者所介绍的东方哲学以诸多典籍为蓝本，如印度的《吠陀书》、《摩奴法典》、《薄迦梵歌》、《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中国的“四书五经”以及《道德经》和《南华经》；西藏的《死经》；伊朗的《阿维陀经》；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等。多少有点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很少关涉或关心近代以来这些国度的实际生活情况状况与变化。对于中国，作者似乎只了解到19世纪末。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的这部著作，对于发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只字未提，令人不得其解。不知作者是由于幽居于锡兰（今斯里兰卡）而对中国惊天动地的革命一无所知呢？还是对中国革命并无信心或者认为中国的情况本无须进行革命性改造呢？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呢？至少，从书的字里行间看，作者眼里的中国仍然是全然传统的，几千年来变化甚微。此外，作者认为“中国在后期无保留地接受了印度的影响和印度思想”，这显然与史实严重不符。因为印度的佛教只是在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适应性(革命性)的转化(本土化、中国化)之后，才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四 作者眼中的中国是孔孟老庄构勒出来的理想化的理念中国。而对于其弱点与不足方面并未涉及——我想这并不是故意避而不谈，而是该书的一贯宗旨使然。因为这并不是全面地评价东方哲学的学术专著，而是以介绍东方哲学精华为宗旨的颇为通俗的著作。这些是读者诸君在阅读时应注意甄别的。 对于东方人来说，具体地，对于中国人特别是当代有相当文化修养的青年人来说，了解东方特别是我们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必需。一方面，作为现实的人，也即生活在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传统的许多优势长处及其许多弱点弊病，必然地表现在每一个体身上（实践中）――每一个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中国人都必是一个真正的儒——只是大多数人浑浑然而不自觉而已。另一方面，人们又处在这个理性反思的特定时代，背弃传统甚至反传统仍然是年轻一代自然而然认同的心理倾向。在这种情势下，真切地了解一下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当是一件值得尝试的事情。特别是听一位西方人站在西文价值体系的立场，观察评判东方传统文化，或者会有所裨益。 这部书涉及东方主要民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犹太文化除外）的传统文化的主要成果。恕我孤陋寡闻，在中外此类著作中，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涵盖如此广袤地域、如此众多民族、如此多的相互区别又存在某种微妙的内在联系的信仰之煌煌巨著。这种大跨度的综合性的文化研究尝试本身就是令人欣赏也值得赞成的。本书文字堪称流畅、笔调优美且轻松，对东方文化的主要之点把握得恰到好处，表述亦相当准确得体。这也是我们决定把它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原因。 五 从事东方文化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化研究的人，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类是本民族土生土长的专家，以中国为例，有梁潄溟、张岱年、牟宗三、熊十力、唐君毅等先生。他们精通本民族经典，然而从未到过西方――或没有比较长期的在其他文化价值背景氛围中生活或受教育或从事研究工作的经历。第二类是在本民族中土生土长，精通民族典籍，又有在其它民族文化背景下生活或学习或研究的长期经历者，如冯友兰、胡适之、鲁迅、季羡林、陈鼓应、杜维明等等。第三类人则身为其他（西方）民族成员而从未亲身经历过东方生活的人。第四类则是其它民族（西方民族）成员，具有西方文化背景——受过充分的西式教育和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熏陶滋养，而又有比较长期的在东方国家旅居生活经历的西方人。这四类人中都可以出文化大师——众所周知，以上列举的这些人都是文化大师。而容易形成突破性成果者，则以第二和第四类为最，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文化视野问题。异质文化的生活学习研究的经历，本身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其对人的启迪、激发人灵感潜质的作用，实不容忽视。尤其对于象中国文化这样的正在迈入现代化――正在进行现代性转化——而又具有如此悠久的历史积淀的古老而历久弥新的文化形态，其庞杂繁复、晦涩艰深等等，都很容易使人身居其中而不得其要领，恰如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又如俗谚所说：知人易（其实知人何易？），自知难。长期在东方深入生活的西方学者或长期旅居西方的东方学者们很可能因其所秉承的全新的参考体系，新的评价标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梳理规则，等等，因而有更多机会达成突破。当然，这并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漠视“纯粹”本土学者们的文化贡献，事实上，即使是在当代这样的文化大师仍在不断涌现，如汤一介、庞朴等诸位尊敬的师长。 文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与心灵的真切体验相关。而这种体验不是单单躲在书斋中“皓首穷经”就可以做到的。直接而又深入的生命体验，又能超拔于狭隘的、片面的、纯然的个体经验之上，再辅之以科学的参考系（十分重要，也许至为重要），而最为紧要的则是两种以上文化背景的生活经历（生命体验）所造成的文化价值系统在人的心灵深处的碰撞激荡，足以形成突破性成就。这就是文化比较研究的特殊之处，也是本书的优势所在。本书作者亚当斯.贝克先生长期旅居亚洲，到过北京、拉萨、东京、白沙瓦、德里、贝纳勒斯、德黑兰等地，对东方文化有深刻的直接体验。书中不仅随处可见东西方文化间的对照比较，而且就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日本文化等等之间的比较、交流、交互影响以及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等多有阐示，且不乏独到见解。 当然，作为一个西方人，不可能完全把握东方文化的细腻、微妙之神韵，对一些内容的精深绝妙处的理解与转述也许不尽准确。此外由于译者的英语水平限制、东方文化知识限制，都足以影响到准确地理解、表达作者的意思。如果读者诸君发现译文中有不恰当不准确之处，恳请不吝赐教。 1997.9.撰写 2009.9删改于北京昌平 2017年4月9日再改 此文系拙译《东方哲学的故事》的译序，撰于1997年9月。至今20个年头悄然过去，抚今追昔，难免感慨系之，那时我刚过“不惑”之年，一个西方哲学爱好者而突然遭遇译介东方哲学的棘手活计，借此却完成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并衷心热爱之的逆袭。而今，我已经退休在家，“垂垂老矣”是最真实的滋味，寻找“夕阳别样红”的感觉亦成为生活的主调。近日偶尔将这篇旧文捧来闲读，觉得尚不失趣味与品位。阅读中又发现行文中存在个别讹误或不满意之处，特予更正、润色。为方便阅读，加了题目，并分成几个板块，敬请方家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