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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黎红雷 企业如何管理？在古典管理时代，管理者以“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驱使员工进行工作。在行为科学管理时代，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提出“Y理论”，认为促使人们朝着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外力的控制及惩罚的威胁并非唯一的方法；人为了达到自己承诺的目标，自然会坚持“自我指导”与“自我控制”；尊重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的满足，即可以趋使人们朝着组织的目标而努力。当代管理的重心由此而发生根本转向，从刚性管理转向柔性管理，从单一的制度管理转向制度与价值观相结合的企业文化管理。 “德治”是儒家管理哲学的基本原则。孔子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中的“道”是“引导”、“领导”的意思，“政”指政令，“刑”指“刑罚”，“德”指“德教”，“礼”指“礼法”。至于其中的“格”字，有多种解读，综合起来，可理解为“自我改正而真心归服”。如此，孔子原话的大意是：用政令来引导他们，用刑罚来规范他们，民众只是企求免于犯罪，内心却没有羞耻感；用德教来引导他们，用礼法来规范他们，则民众不但有羞耻感，并且能够自我改正而真心归服。  黎红雷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孔子这一思想来自周公。据《尚书·康诰》记载，周公曾经提出“明德慎罚”的主张，把它当作周朝取得天下的传家宝。他对自己的弟弟康叔说：“只有我们的父亲文王能够崇尚德教而谨慎地使用刑罚，不敢欺侮那些无依无靠的人，任用那些应当受到任用的人，尊敬那些应当受到尊敬的人，镇压那些应当受到镇压的人，并让庶民了解他的这种治国之道。”关于“明德”，周公说：“只有民众走上了我们所要求的轨道，国家才会安康。我们应当考虑殷商过去圣明君王的德政，只有把民众治理好，因而实现了国家的安康，才是最终目的。何况现在的民众，如果没有人去引导他们，他们就不会向善；不去引导他们，国家的政治就搞不好。”关于“慎罚”，周公说：“对于刑罚，一定要小心，要严明，一个人犯了小罪，但他不坚持错误，并且知道悔过，是偶然犯罪，这样，在按照法律来研究他的罪过时，是不应该把他杀掉的。” 孔子进一步发挥了周公的思想，强调为政要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而不应该片面强调刑罚杀戮。这就是所谓“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在《荀子·宥坐》篇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吏）时，有一对父子相争，对簿公堂。孔子把他们统统拘留起来，却迟迟不做判决。三个月过去了，当父亲的主动提出请求停止这件官司，孔子就把他们放了。鲁国的当政大夫季孙氏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地说：“孔丘这老头子在欺骗我！他曾经告诉我说：一定要用孝道来治理国家，现在儿子告父亲，把他杀掉，这老头子却把他给放了。”冉求将此话告诉孔子。孔子感叹地说：“呜呼！当政者不懂得处理政务，却把下面的人杀掉，这怎么可以呢？如果不教育人民而只是判断他们的官司，这是在滥杀无辜啊。军队打了败仗，不可以将所有的士兵都砍头；国家管理不好，不可以把民众都抓起来，因为罪责不在民众。法令松弛，而刑罚杀戮很严，这是对百姓的残害；农作物生长有时限，而赋税征收却没有限度，这是对百姓的残暴；不进行教育而只是要求人民遵纪守法，这是对百姓的虐待。当政者只有停止这三件事，才谈得上对人民实施刑罚。《诗经》上说：‘即使是有正当理由的刑杀，也不要立即执行；执法者只能对自己说，没有慎重地处理好政事，致使人民犯罪。’这就是说，治国之道首先应该实行教育。”  中西合璧的普适性企业文化（资料图 图源网络） 践行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致力于塑造新时期的工商业文明，创立独特的经营和管理机制，把社会、他人、自身利益融为一体，创造了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为底蕴的崭新管理模式，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世界级企业的管理制度融为一体，确立了中西合璧的普适性企业文化。在他们看来，企业管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管人，管人就是管心、管思想，把员工的思想凝聚在一起。第二是管理中需要企业文化，需要柔性的东西，如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企业氛围，企业的长治久安要靠企业文化。第三是奖励和激励制度，让每个员工都能分享到企业发展带来的收益，都能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身最大的力量。中国文化的内涵就是一个“德”字。“德”是做人应有的规矩、做人最基本的属性，丢掉了这个根本，人在处理事情、处理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无论做官、经商，还是做学问，就会出现大麻烦。以“德”为根本，每个人都会严格要求自己，从而构成企业健行致远的不竭动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