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及“是”字，人们似乎因其过于“常用”而不以为意。其实，若从哲学角度或词源发生学进行考量，则发现其亦颇有深意。 日常语言中，“是”的含义颇丰，新版《新华字典》大约给出九种不同的含义。笔者主要探讨其中最富有哲学意蕴之二义：一表示“状态”义，类似西语的系表结构，譬如“我是人”“那个是物”等等；二则为形容词，与“非”相对，如“是非不分”“是非分明”。 作为状态义之“是”，在现当代哲学界用来翻译西人之being和to be。西语中的being和to be即所谓的“存在”，但二者稍有区别。譬如，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翻译成汉语则为“存在或不存在（毁灭）”，这个存在（是）带有动词的特征；而存在主义的being则更表示“是”之持续状态。笛卡尔言“我思故我在”，“在”其实就是“是”，他认为通过自身的思维可以证明“我在”或“我是”；然而存在主义则反之，他们认为首先“我”要存在、要“是”起来，然后才可以去“思”，去创造所谓的价值。这里我们姑且不论上述两个哲学流派之差异，仅“是”本身而论，无疑具有重要地位。当然，汉语之“是”之所以被现代学者推为哲学之重要概念，主要受到西方哲学尤其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亦与翻译界的“匠心独运”有关。须知，古汉语并无西人所谓的系表结构，然而汉语之“是”毕竟又带有“being”（to be）的性质，故而今天在中国哲学界谈及“存在主义”则必然离不开“是”。因乎此，不少学者多认为，“是”唯有借助于西方哲学的传播方登入哲学之殿堂。 事实未必如此，其实，“是”在先秦就具有极深厚的哲学意蕴，只是不为今人注意罢了。 我们可以从“是”之“是非”义谈起。中国最早的字典《尔雅》对“是”的解释是：“是，则也。”这是说，“是”代表一种原则、规则或标准，如果偏离这个标准，偏离这个“是”，则为“非”。那么，这个“是”的标准到底为何呢。这可从“是”的字形得到答案。易学家杭新斋先生曾曰：“于文，日正为是（昰），立表曰中。”这是说，古人日中立圭表，根据圭之投影（晷影）以测定天道运行之变化。其中，午时太阳直射，日正之时其晷影近似于点（原点）；而午时前后，晷影皆有变化，故而古人以“日正”之时的最短“晷影”为标准，此标准（约略为点的晷影）即为“是”。当然，仅从字形分析，似不足信。我们亦可从训诂学角度入手，根据同音相训原则，“是”“时”同义。事实上，《尔雅》就是将二者互释的：“时、寔，是也。”时（時），左从日，右从圭、从寸，同样表示对太阳星子的测量；既然“时”“是”同义，那么上述对“日正为是”的解释则是有根据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此“是”居于阴阳之分界点，亦含“中”义（立表曰中），“中”义无疑已初步透露出“是”之哲学意蕴。 将“是”之哲学意蕴凸显出来的著作乃是《周易》。遗憾的是，多为人所忽略。“是”在《周易》中出现的位置有二，即首卦与末卦之中。不可思议的是，“是”出现于首卦乾之初爻，而结尾于末卦“未济”之末爻，可谓有头有尾，相互呼应。这未免让人感到惊奇，难怪杭辛斋老先生就曾发出如此之慨叹：“试问周孔二圣人，何故以此两‘是’，为三百八十四爻之初终，未全《易》之首尾，是岂无故而适相巧合哉！” 我们且看这两处“是”：乾初爻之《文言》曰，“不见是而无闷”；未济之上九之象曰，“有孚失是”。无疑，两处“是”绝非现代汉语的系词之“是”，乃言其代表了晷影的那个标准，大概可解释为‘原则’或“中”。“不见是而无闷”之“是”，大意为不能见到那个“中”，从语气看，“不见是”是因为能力不足、不及，故不足以见“是”，故云“潜龙勿用”；“有孚失是”之“是”其义与乾初爻《文言》同，只是此处的“不见是”的原因是“太过”（因为“有孚”）而失“是”，而非不及。若结合《中庸》的思想，可知“过犹不及”皆不得中庸之道，此中庸之道莫非《周易》之“是”乎？《周易》六十四卦以未济结尾，亦大致有此考量，因“中道”之“是”难得，非一世之所能为，故以开放性的“未济”结尾——此结尾其实又预示着另一种开始。 “是”之哲学意蕴，亦见于《系辞》。《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对于此处之“是”，人们一般多以代词名之，且已约定俗成。其实，我们亦可换一种思路解释，把“是”作为名词即“日正之晷影”来解释。日中晷影为点，可喻为太极，超过或不及则有影子出现，可视为阴阳之两仪。这种解释某种程度上似乎更符合古义，因为《易经》之“卦”字亦是“测晷影”的意思：卦，左从圭，右从卜；圭义为日影自不待言，卜字亦以象形表示晷影之义（长竖为表，点为影）。若无“是”，阴阳两仪如何得以区分，卦象何以生成！结合“易有太极”一语，此解释似更有说服力。古人对“太极”大致有“太一说”“北辰说”等不同解释，但其核心思想却大致相似，即皆将之定位于“未分之道”：李道平谓“太一者，极大曰太，未分曰一”，郑玄谓“未分之道是也”，《逸雅》谓“未分曰一，故谓之太一；未发为中，故谓之太极”，等等，皆然。既然太极就是那个未分之道，而“日正之是”恰恰形象地表征出阴阳未分的原点，故而，笔者以为将“是”解释为“太极”亦非牵强附会。当然，以往学者仅仅将“是”作为代词来指称前句中的“太极”，并不算错，但却未能阐明其中道理，结果导致“是”之哲学深蕴全失。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主席曾将汉人班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中的“是”进行全新的解释，认为“‘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此“规律性”不就是古人心目中的“大道”么！此解释可谓重新复活了“是”的哲学地位。只是人们更多地注重规律本身，并未对“是”之深蕴进行考证和探究。对一般人而言，懂得追求规律就足够了，似不必咬文嚼字；但对于学者而言，阐明其中的来龙去脉亦有其必要，因为它对于厘清中国哲学重要命题之谱系、理解古代哲学思想多少还是有所裨益的。 （作者：郭继民，系海军陆战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