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命世之大儒——《章太炎全集》序
许嘉璐：命世之大儒——《章太炎全集》序
世论太炎先生，曰“有学问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无论何者为确，谓太炎先生之于近代中国为鲜有之关键人物，当无异议。
先生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以慕顾亭林之为人，遂改名绛，别号太炎，后竟以号行。先生生于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逝于中华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六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九。
先生生当季世，内政隳颓，外侮日深。先生幼承庭训，读《东华录》，民族主义思想萌焉；博涉经史，不自外于时势，乃渐有救国之志。初则主改良，入“强学会”，撰述于《时务报》，与康、梁为同道；庚子，断发割辫，与清廷决绝，既而重订《訄书》，作《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一扫尊清之迷思，耑以“光复旧物”排满革命为的矣。嗣后宣扬革命思想，累遭捕系而不殆。时国人思变，而康氏撰文累牍，以为民主不可行，力倡君主立宪之说。先生以为大缪，奋笔痛驳保皇之非，斥皇帝小丑不辨菽麦，颂民主革命求索自由。时邹容著《革命军》，先生序而广之。清廷大恐，起“苏报案”，拘先生于狱者三年，而先生声名益高矣。时人谓《訄书》《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革命军》出，人人皆言说革命矣。是先生于晚清思潮中，扬清汰浊，改良思想遂渐为世弃。先生凡七遭追捕，三入囹圄，革命之志，弥笃不衰。一九〇六年，先生出狱，东渡扶桑，入同盟会，主笔机关报《民报》倡言革命，与康氏一脉相诘难。有志青年得先生熏润而投身革命者，岂可数哉！先生又著《俱分进化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代议然否论》诸文，于革命力量之奋扬、帝制后之国体、建制诸事，皆有学理之探讨，即“中华民国”之名亦出于先生。唏！民国之肇兴，先生奠基之功钜矣。其所论说虽未能尽行，然未可轻而忽之也。
民元既始，先生与孙、黄等不无异同，然心志固在匡救时艰，而无锱铢之私也。洪宪窃国，先生复以反袁遭系，不得出户者三载，绝食者再，当庭诟詈，耿耿不可屈，而袁氏亦无如之何也。袁氏亡，先生乃得南归。其时南北纷攘，国犹未安，乃奔走南北，游说四方，期中华之光复，冀黎民之安康。及国民党北伐，先生复以政见不合，退隐沪上，弘道一隅，若无与于政，然拳拳之心，固未尝少懈也。继而东北兵退，热河不守，淞沪亟变，先生皆唱大义于天下；责张汉卿，助十九路军，不废实行。先生晚节昭昭，绝无纤毫之颓唐焉。
先生之学博而约，闳而邃，于经、史、子、集及印、西诸学皆有独得。举凡古近政俗之消长，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故黄季刚（侃）先生曰：“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辞训故，集清儒之大成；内典玄言，阐晋康（唐）之遗绪；博综兼善，实命世之大儒”，诚不刊之论也。
先生尤精于小学，学者谓为乾嘉正统派之殿军。清之朴学，自昆山顾氏肇其端，后竟蔚为大国。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沿革地理诸学渐为专门，学者苟通其一，即获赞叹，而先生乃能会而通之，上承戴东原（震）、段懋堂（玉裁）、王怀祖（念孙）、王伯申（引之）、俞曲园（樾）之绪余；下启近代各专门学科之兴盛。先生好顾、江、戴、段、王、孔音韵之学，及繙阅大徐《说文》十数过，旳然见语言文字之本原，著《文始》《新方言》。其躐越前人者，于文与字，不驻足于音同义同、音近义通、一声之转之混沌，而依文字之演进以探其源，即后世所谓以历时观念检视本体也。其于音声，亦不拘于同、近，创《成均图》，明言对转、次对转、次旁转，益合于音理及语言实际矣。至于发明孳乳、变易二例，尤为前人所不能言。如是，遂使附庸经学之小学，一跃而为独树大纛之语言文字学。季刚先生踵而襄之，遂有“章黄学派”之绵绵。
先生治经，专尚古文，与康有为相颉颃。破燕齐方士怪迂之谈，谓《春秋》乃史家之实录而非万世之圣经；《易》明古今之变，史事之情状见焉；《礼》《乐》为周室法制，《诗》记列国之政，《书》之为史益莫须辨；孔子删定六经，非素王制法，乃在存故史，彰先世，故孔子为史家宗主。然亦许孔氏以“变禨祥神怪之说而务人事，变畴人世官之学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绝千古”。此其立意有别于康氏，而摧破之功则略同，经学由是而遂失庙堂之尊。是先生尤斤斤于学术独立，永葆中国独有之史学也。先生之治史，继浙东太冲、二万一脉，尚博雅，切人事，而于明清易代之际，尝三致意焉，先生论经史之真意于斯可见矣。
先生亦措意于今所谓哲学者，其论周秦诸子、法相庄周之类是也。先生自叙：“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故先生不以朴学为极归，进而上之，期于哲理之构建有所成就。乃作《齐物论释》，以释氏法相之学释庄生之书，“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自许为“一字千金”。著《国故论衡》《检论》，平章古今学术，如以西方名学解墨，明人性之不离于民族之类，皆能洞幽烛微，臻于圆融超迈之境。先生首唱“文学复古”，实即拟于泰西之文艺复兴，而应机说法，“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以周秦九流之学复华夏之旧物，新中华之来日也。
先生之学，淹博闳通，而不能忘情于政治，故少年针砭之论，晚乃有驷不及舌之叹。实则先生光复中华文物之志，条贯始终。晚岁讲学吴门，如“子夏居魏，西河于以向学；仲尼反鲁，雅颂繇是得职”；匪止此也，乃一则以挽颓风，厉薄俗，取顾宁人知耻、厚重、耿介之说，复揭必信一语，以图治时人之弊，使人皆得卓立；一则以宣扬国粹，激励种姓，以文史之学传中国之命脉，国即亡而必复。尝言：
夫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所不与他国同者，历史也，语言文字也。二者国之特性，不可失坠者也。昔余讲学，未斤斤于此；今则外患孔亟，非专力于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许书所载及后世新添之字足表语言者皆小学。尊信国史，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
临终，先生尚以为饭可以不食，学不可以不讲，是先生拯溺救危，以祈斯文不坠于地为己任，发扬国之瑰宝为天职，其自任者重矣，远矣。先生自谓“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斯亦见其终以国运人事为第一要谛也。
先生讲学卌年，门生遍天下，从游者各得其一体，皆为名家。承其小学者，黄季刚、钱玄同；继其史学者朱希祖、王仲荦；汪旭初以文学显，吴检斋以经学鸣。余者自成一家者更仆难数。先生实亦下启新文化运动者。健将如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蔡元培辈，多尝登章氏之堂或其同道；而其论周秦诸子出于王官，平章历代学术，实为近代学术史之滥觞；论有清之学，指斥清廷之桎梏，分吴、皖为二派，条析古、今之得失，为总结清学首出之作。其后刘师培、梁任公、钱宾四等继之，虽胜义迭出，要皆未能破其樊篱……是先生开启山林，后来可循道而有所成，其嘉惠于学林后世者，岂可以道里计哉，先生者可谓近代之大师矣！
昔钱玄同挽先生曰：
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土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像；
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卌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种姓，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
是为得先生学术之精义，显先生践行之精神也。
先生之功伟，先生之学精，后之仰之者，有志于为国为学者，可不识全豹而言前修耶！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乃有梓行先生《全集》之议，且列入国家古籍出版规划。上海人民出版社荣膺此任，聚海内英华，句读校录，费时多载，乃有《全集》八卷问世。惜非完璧，且囿于时空物力，不免于偶疏。先生文宗魏晋六朝，喜用古字僻典，学人时苦艰晦，难以卒读，鲁迅即尝言其于《訄书》，“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全集》八卷出，乃得以便人之披览。近岁先生文字选本渐多，实多本此；学林亦得借以探赜先生之生平学术及近代之政局、学界之变迁。《全集》之功不可没也。
虽然，时人亦不能不以《全集》而未全为憾。先生及门，尚在者无多，前辈学人亦如晨星，董理编校之事，一似救宝物于屋火，岂可稍迟哉？三十年来，学界多措意于先生之事之学，求索所得益富益明，再版《全集》，补其未备，此其时也。是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乃重启刊行《章太炎全集》之计划，藉海内外著名教育、研究机构诸公之力，复得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戮力褒崇乡梓先贤，为之大力襄助，乃有新刊《全集》之剞劂，后出转精，必可期也。
昔予从陆宗达（颖明）先生习小学，承章黄一脉，于太炎先生宏论每有会心，获益良多。迄今六十载，无时不以章、黄及其高足如颖师者之为学为人自励，虽不敢以传人自矜，要亦继其志而张大其学。今蒙太炎先生哲孙章君念驰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谬爱，以《全集》之序嘱予，忆先哲之谆谆，念来者之嗷嗷，敢不勉而为之。乃略陈所识先生行事、为学之衷心，祈于今于后，继之者当念兹在兹之意，并及《全集》整理出版、再整理再版之始末云。
繄！先生舍身求义于民族危亡、国粹陵替之际，后学拜诵校理则值民族复兴、文化蓬勃之春，先生以文史传民族命脉，国运必复之论，今也益见其先知矣。传道于国运转戾存亡之秋，承前启后，逝者已矣；继学于阜平安和之日，改旧立新，其待来者！
癸巳季冬，值太炎先生冥诞一百四十五周年，许嘉璐肃手谨识。（许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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