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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兆琦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纪传体的史书，是历朝“正史”的第一部；同时，《史记》也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文学著作之一，是我国写人文学的开创者，是我国传记文学与文言小说的始祖；此外《史记》集先秦与西汉文化之大成，还具有某种古代百科全书的性质，因此要想探讨任何一种文化、一门学问的历史渊源，往往就要通过《史记》这个门径、这个台阶，由此入手可以事半功倍。 《史记》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贡献 首先是司马迁对先秦的历史资料广泛地进行了收集、汇总，并将其谱列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中国第一次有了科学、系统、完整的古代历史书。司马迁依据《尚书》《逸周书》《国语》等整理了远古“五帝”的传说，整理了夏、商、西周古代历史的轮廓；他依据《春秋》《左传》《战国策》等比较细致地整理了春秋、战国的历史，尤其是有关春秋时期的历史相当清晰。《史记》写战国时期的历史错乱较多，这是由于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史书，都被秦始皇烧了，司马迁在没有更多材料的情况下，能够给我们理出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么一个线索，给后来人研究战国史提供了方便，对的让大家吸收，不对的让大家纠正、补充。总之，这是司马迁研究古代历史所做的第一方面的工作。 其次是司马迁整理、谱写了秦朝统一以来，以及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和刘邦建国以后的西汉王朝前期的历史。这一部分完全出于司马迁的独创。 当代人写当代专制王朝的历史麻烦很多，如果你一概歌功颂德，那当然没有问题；如果你发表不同意见，或是揭露它的黑暗面，那恐怕就要倒霉了。但司马迁居然也能够把秦朝统一、秦朝末年以来一直到汉武帝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写成了今天《史记》中的这种面貌，就像班固说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司马迁把汉武帝的功劳写了，把他认为汉武帝该受批判的种种问题也都写了，这可不容易。唐朝的刘知几曾说，作为一个好的历史家要有“史学”“史才”“史识”；到了清朝章学诚又提出一项“史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家，要有杰出历史家的品格，要能够实事求是，要能坚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后代。人们认为司马迁在这方面的确是高标独树，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像司马迁这样的很少很少。 《史记》的文学性与抒情性 《史记》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的写法类似今天的小说，如《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廉颇蔺相如列传》《田单列传》《荆轲列传》《淮阴侯列传》等等，它们都是详细地叙述故事、生动地描写情节场面、绘声绘色地为作品人物设计个性化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史记》是一道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尤其是司马迁的主观情感有时又偏偏不在胜利者的一方，如楚汉战争的胜利者是刘邦，但司马迁的同情却在失败的项羽一方；又如汉武帝的伐匈奴，真正为汉王朝建立丰功伟业的是卫青与霍去病，而司马迁感情所凝注的却是从来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的李广。胜利者的业绩自然是伟大的，而“失败者”的表现也决不渺小。我们细读一下项羽失败后的东城之战与垓下自刎；读读李广失败被俘后的匹马逃回，凭着这些细节，我们称项羽为“战神”，称李广为“飞将军”，谁能说不合适？这就是司马迁如椽大笔的描写工夫，是《史记》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功。 《史记》文章充满抒情性，如《伯夷列传》《屈原列传》《游侠列传》，几乎通篇就像一首抒情诗。又如《李将军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外戚世家》等那种夹叙夹议，那种或悲悼、或愤激、或迷惘的悠游唱叹，何等动人。鲁迅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真是一点也不错。《史记》中如《伯夷列传》《日者列传》《滑稽列传》等等，其“人物”“故事”是否真的存在，我们似乎难以考查。范淑《题直侯所评红楼梦传奇》有所谓“说部可怜谁敢伍，庄骚左史同千古”；刘鹗《〈老残游记〉序》有所谓“《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庄子》十之八九是寓言，《史记》中的一部分人物故事也恰恰就是寓言。在这里我们要思考、要体会的是它的说理是否深刻，而不必去穿凿它所使用的“人物”与“故事”是否属实。《史记》对我国后代写人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吴曰法说：“小说家之神品得力于《史记》者为多。”（《小说家言》）丘炜爰说：“千古小说祖庭，应归司马。”（《客云庐小说话》） 由于《史记》是传记体的史书，又由于《史记》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于是研究传记文学的人们很自然地就把《史记》称作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过去西方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但普鲁塔克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在今天的思想意义其一是表现了进步的民族观，认为中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是兄弟。这种观点大体是起源于战国时期，是司马迁的《史记》全面表述出来的。这个口号已经被现在中国境内、境外，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所普遍接受。这个口号的本身不一定很科学，但是作为团结炎黄子孙的一个纽带，一种理论，一种思想，两千多年来，它已经形成为一种心理定势，被普遍接受，于是就变成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 其二是司马迁认为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秦国为什么能够统一六国？因为它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管仲为什么能把齐国壮大起来，能使得齐桓公成为“五霸”的第一霸？就是因为齐国能够发展工商业。司马迁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反对片面地“重农抑商”。司马迁的这种主张被压制了两千多年，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再读《史记》，才发现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原来如此进步。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为杰出的工商业者树碑立传，表彰他们对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这种眼光是很难得的。其中特别写了孔子的学生子贡在经商方面的才能。他说子贡建立了很多跨国公司，无论他到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诸侯都得恭恭敬敬地出来招待他。他说孔子当时周游到一些国家，孔子之所以能受到这些国家诸侯的优礼相待，完全是因为有子贡，那是子贡花钱打点的结果。这虽然有点像是开玩笑，但司马迁重视发展工商业是无疑的。 其三是《史记》对先秦与汉代所流行的儒家与法家两个重要学派都有所批判，也都有所继承。儒家所宣传的“禅让”，所倡导的“德治”“仁政”与“大公无私”“身体力行”等等，都被司马迁所接受，并在《史记》中构成了自己所梦想的模范政治与模范人格，诸如尧、舜、禹、文王、周公等等。但司马迁又重视法制，他描写了吴起、商鞅、赵武灵王、晁错等一批勇于推行变法，甚至为推行变法而付出了生命的人物。《史记》中有《循吏列传》，特别歌颂了秉公执法的李离，由于他在执法过程中因误判而错杀了人，于是坚定地将自己判为死刑，引咎自杀；又歌颂了坚持原则的石奢，石奢出于为国执法，不得不照章判定了自己父亲有罪，而自己又从亲情上感到对不起父亲而毅然自杀了。《史记》中这些有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与实践，对后代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其四是《史记》里歌颂、赞扬了一种积极而又奋发有为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史记》所歌颂的英雄人物一般都有积极上进，勇于为国家、为社会作贡献，都想要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特点。这些人也可能是为了某种道德观念，或是为了个人的某种利益或扬名，对此我们不必过多追究，关键是看他们客观实践的效果。不光是司马迁喜欢的英雄，像管仲、晏婴、陈涉、项羽、李广、郭解是如此；即使是他比较讨厌的人，比如像李斯、主父偃等也有这种抓紧机会干一番事业的特点。 推荐几种注本 《史记》问世已经两千一百年了，生活在现代的读者要想比较准确地读懂《史记》，就得有个合适的注本。在这里我提出几种供大家参考。首先是“三家注”。所谓“三家注”是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种注本的合称。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史记》注本。这三种注本原来都是各自成书，到了北宋，开始有人将三种注本打散，统一地穿插、编排于《史记》的正文之下。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中华书局组织点校的《史记》，就是这样的一种合刻本。“三家注”对《史记》原文的校勘、对文章史实的考辨、对地理、名物的注释等等，都做了筚路蓝缕的开拓，其贡献是很大的。 其二是明代后期凌稚隆编撰的《史记评林》。此书以《史记》三家注为基础，通过眉批、篇后评语等方式，对上起汉代下至明代有关司马迁与《史记》的评论资料广泛地搜罗汇总外，还对《史记》原文的校勘、词意的解释、资料的来源，以及对《史记》文章写作方面的评论都广为收集。从而很有助于读者触类旁通，开心益智，对研究工作与撰写文章很有裨益。 其三是今人张大可的《史记全本新注》。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早而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史记》全书进行简明注释的较早的一种，1990年由三秦出版社初版，其后又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过多次。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简明，它以简洁明快的语言疏通原文语意，以及解释音、义、人物、地理、职官、典章制度等等，一般不作引证，歧义只注一说。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创新，它以中华书局点校本为底本，将《史记》原文、褚少孙补文、附记太初以后的大事均用不同字体区分排版。在行文中又用“序论”“题解”“简论”为导语，以导出编写者的个人见解、或评或论等等。 其四是韩兆琦编著的《史记笺证》。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注释格外详尽，内容包括原文校勘、读音释义、资料来源、史实辨正，以及文章写法、作者寓意等等。其二是本书汇集了大量古今中外的评论资料，特别是汇集了地面上的古迹遗存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等等。此外还收有相关的历史地图与文物图片二百多张。本书是对《史记评林》编写方法的进一步扩充与发展。全书500多万字，2004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初版，2009年再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