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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科 “城镇化”或者准确地说是“新型城镇化”，无疑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又一曲雄浑交响。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而言，也必定是一道亟待回应和破解的时代难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城镇化进程中保护非遗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维护非遗所以承续发展的“文脉”不被切断。 所谓“文脉”，是指“文化上的脉络，文化的承启关系”。对非遗而言，“文脉”就是形成的渊源和发展的理路，就是保障非遗所以形成和传续的各种必需的生态要素。传承和保护非遗，说到底，无非是使不同的非遗类型上合天时，下接地气，左右逢源，持续发展。 学术层面，最早使用“城镇化”概念这一概念的，是西班牙工程师A.Serda1867年出版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用来描述的是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程。到了20世纪，这一名词被世界范围的多数学者所使用；70年代后期，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被接受。 现阶段我国政策层面的“城镇化”概念，是2014年3月17日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所提出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中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2020年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并在“指导思想”中明确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即“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为此强调：要“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强化文化传承创新”。这就为城镇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尤其是非遗保护，确立了准则，指明了方向。 曲艺作为“以口头语言‘说唱’叙述的表演艺术”，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植被依托或者说文化基础，乃是各地的方言。不同曲种“说唱”表演的特殊美感包括语言叙述和唱腔曲调，都是从形成地及流布地的方言土语中提炼升华、创造生成的。换言之，没有方言，就没有曲艺的独特性、曲种的丰富性。 当今时代日益加剧的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趋势，包括中国正在进行的这种“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恰恰使得各地的方言土语正被有意无意地大量稀释、挤压乃至替代、淘汰。而方言，正是曲艺所以生成和依托发展的重要文化基础、历史“文脉”。要传承和保护曲艺等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各地的方言就显得尤其迫切而且重要。 比如，苏州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等曲艺形式发源地。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底，苏州市的人口结构，是外地人已经超过一半，达到了700万，从而使得苏州成为全国继深圳之后的第二大移民城市。这就给吴语方言的保存与使用，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与挤压，也给包括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等曲艺形式在内的非遗传承与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如上海的外来人口比例，也一路走高。目前上海外地人占整个城市人口的40%，突破了1/3。这给包括上海说唱、浦东说书、上海独角戏、浦东宣卷和上海锣鼓书等等在内的上海本土曲种的传承与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苏州、上海并非个案。已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包括进程指标显示，各地的方言使用及其文化传承，在人流涌动的现代化浪潮中，正面临着极大的冲击。尤其是一些超大城市的迅猛形成及发展演变，已然给当前“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方言保存与曲艺保护带来了困难，敲响了警钟。 这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与使用，有利于交流的顺畅和交往的绩效，但却不利于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和建立在方言基础之上的相关艺术的保护与传承。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侬软语，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等的生存土壤；上海的本地方言，也是浦东说书与上海独角戏等的文化植被。这种超大型城市发展人口流动的急剧加大和人口基数的不断增加，使得作为日常交往语言的普通话一门独大，再加上学校教育的完全普通话运用，使得就连本地的少年儿童也很少使用乃至干脆不会讲说本地方言了。面对如此情境，学习、表演和传承、保护各地曲艺品种，便首先要面临类似学习和掌握一门“外语”一样的本地方言的门槛。这种通行语稀释并替代方言的历史图景，对非遗的传承保护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为此，就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拿出智慧，更加清醒地认识非遗保护的严峻形势，更加积极地因应非遗保护的时代课题，即通过保护各地方言，来为传承好各地的曲艺培育“生态”，警惕“城镇化”切断非遗的“文脉”。为实现上述愿望，可考虑进一步强化和细化相应的政策措施，包括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中同时采用普通话和方言教学，在各地的广播电台和电视传播中适当保留一定比例的方言栏目等等，以此形成方言保存的社会文化环境，给包括曲艺在内的建立在方言基础之上的非遗类型的传承与发展，营造适宜的生态，创造必要的条件。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