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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所发的三篇文章，均与“诗教”或“书教”有关。 韩高年先生的文章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梁启超的《诗》学观，其中着重分析了他关于《诗》的表情方式与“诗教”之关系的观点，特别提到他注意到“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与情感及人格涵养方面的关系。何海燕先生在探讨清代《诗》学中的情感论时，注意到清儒把“诗教”的“温柔敦厚”与怨刺精神统一起来，为“诗教”注入了批判的力量。其观点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诗教”的特征及价值。戴永新先生在文中把“书教”的内涵概括为“允迪厥德”的稽古意识、“休兹知恤”的忧患意识和“以德配天”的传统。这对我们认识《尚书》的价值以及“书教”传统的形成，大有裨益。 经典之树在岁月的迁移中常青，其社会作用总是不断被认识和发挥出来。从《诗》《书》等经典中汲取道德和智慧，进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现实，是古今学者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本期的三篇文章在探讨“诗教”和“书教”时，会带给我们有益的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尚学峰） 《书》教伴随着《尚书》各篇的产生和传播即产生了，但“《书》教”概念的提出时间较晚，《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清孙希旦《礼记经解》认为，“疏通”谓通达于政事，“知远”言能远知帝王之事。白寿彝《说“疏通知远”》说“疏通知远”可以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观察当前的历史动向，又一个是依据自己的历史知识，提出自己对未来的想法。”即《尚书》所记载的古言、古事，可以垂教后世。 《书》教的传统，首先表现为“允迪厥德”的稽古意识。《尚书》的《尧典》和《皋陶谟》开篇即用“曰若稽古”，其实就明确地表明作者已经具有了鲜明的历史意识，在这种意识下，对往事和古人、古训追述的稽古观念，贯穿了《尚书》整个篇章。皋陶所言的“允迪厥德，谟明弼谐”，也为后世稽古内容，树立了一个标准。 《虞书》开篇引出尧、舜、禹的言事，莫不反映出其恪尽职守、勤于朝政的崇高品德；《商书》追述了殷人祖先的事迹，《周书》既推崇成汤、文、武等伟大的历史人物，又推崇殷朝中宗、高宗、祖甲等历代贤王。他们“面稽天若”，“吁俊尊上帝”，“畏天显”，“畏天命”，恪尽职守，勤于政事；选人谨慎，“乃用三有宅”，“曰三有俊”，“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罔不明德慎罚”，“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对小人的怨怼，“皇自敬德”；善于检讨自己，承担责任，“曰朕之愆”，“不敢含怒”。 《尚书》的“曰若稽古”，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其目的即实现皋陶所言的“允迪厥德”，继承先王的大业，发展、巩固先辈开创的德治传统，实现“协和万邦”的目的。又通过“曰若稽古”这种方法，来实现新思想、新观点的推广。 《书》教的传统也表现为“休兹知恤”的忧患意识。“休兹知恤”，出现在《立政》篇中，“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为戒也”。休，美也。恤，忧也。虽然这是周公针对用人和理政而发出的感慨，但是“休兹知恤”，时时事事保持“敬”“慎”“恤”“钦”的忧患意识，则是《尚书》用以垂教后世的重要内容。 《尚书》中尧、舜、禹无不以夙夜忧勤的形象出现。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恭谨地立身行事，心忧民事，因此命羲和等人“敬授人时”，恭谨地对待日升日落的自然变化。他忧心“汤汤洪水”，更心忧后继无人。虞舜处理政事时处处表现出敬慎，祭祀应“夙夜惟寅”，为政应“钦”，“惟刑之恤哉”。并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皋陶谟》）大禹为政同样表现出敬慎，他提醒舜帝“慎乃在位”，“安汝止，惟几惟康”。 《尚书》的《虞夏书》中，为政惟艰的忧患意识已初露端倪。《周书》中因为政艰难而产生的忧患意识，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并集中体现在诸诰辞中。周公根据“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终”，来教育为政者“祗若兹，往敬用治”，始终要以恭谨的态度治理国家，要时常把忧虑放在心里，要“克慎明德”，君臣上下要“勤恤”，“勿替敬典”，要努力保持谨慎、恭谨的态度。“有德惟刑”，因此司法、施刑务必敬慎。要“敬明乃罚”，“庶狱庶慎”，“敬尔由狱……兹式有慎”，处理每一案件都应轻重适当，而且案情的审理，减刑、量刑、罚金等均要“其审克之”。 周人“监视古意”，夏、殷二朝的相继覆亡，使得他们难以释怀，因此，《周书》充满了“殷鉴”思想。“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嗣王其监于兹”，“监于殷，丧大否”。经过对夏、商二朝覆亡的反思，周人清醒地认识到“惟命不于常”，如何不重蹈夏、殷覆辙，是他们持续关注的问题。 周人重视德治，因此，《书》教传统也是“以德配天”的传统。《周书》中85次出现了“德”字，大部分出于周公之口，而且多围绕“皇自敬德”“祈天永命”的目的而展开的。这其中不仅体现了古人对天崇拜的延续，同时也显示了周人开始注重人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顺天应民，以达到永固政权的目的。 周公考察古代圣王，无一不是勤于政事而不贪图安逸的。殷王中宗“治民祗惧，不敢荒宁”，高宗“不敢荒宁，嘉靖殷邦”，祖甲“不义为王，就为小民”，周文王更是勤政的楷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物”。与此相反殷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泆，罔顾于天显民祗”，才使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所以，周公不仅身体力行“勤劳王家”，“勤施于四方”，而且专写《无逸》篇“以诫成王”。 推行德治，必需善政。周公认识到有贤臣辅助的殷商才“多历年所”。文王之所以能治理好周朝，一方面源于他“尚克修”，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贤臣辅助。贤臣如此重要，为政中必须任用贤臣。周公于是强调“三宅”“三俊”法，其目的在于告诫成王用人应从多方面考察，而不能“谋面用丕训德”。善政的实现，不仅靠人，更要靠法，要“敬明而罚”，“用其义刑义杀”。 《书》教之所以形成，应该有赖于史官对史料的选择。史官保存的史料，其中一部分不仅可以作为治国的范本，还可以彰显人物本身社会存在的价值。因此，那些被史官认为重要的言行和事件载录以便后世“可覆视也”（《左传·定公四年》）。另外，史官除了“掌书以赞治”以外，还负责宣读册命和负责典司各种仪礼的职能。封赏的册命以及诔、谥，都是由史官起草写作的，由于这些内容都是围绕着功劳勋绩来写的，长此以往，也可萌发出传世和不朽观念。而在传世和不朽观念引导下，史官在保存档案文件时，更多关注那些“可覆视”的，具有垂范或垂教意义的史实，而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大量具有教化意义资料保存下来，为《书》教的形成，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戴永新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