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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强弱始终步调同一。儒家学说兴，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强；儒家学说废，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弱。要想有效利用儒家学说来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既要尊重中国现实生活的实际境况，把握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也要尊重中国文化的实际境域，发挥儒家学说的内在特长。 关键词：儒家学说；中国文化；生命力；本质特征；内在特长 一 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中国学术史来看，春秋战国之际，王道衰微，诸侯力政，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应时而生，各推所长。秦始皇灭六国，一统中国，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法家独尊，二世而亡。刘项逐鹿，运筹帷幄，权谋兵法，马上得之，礼义治之，终定大汉。休养生息，崇道无为。汉武雄才，董生献策，儒术独尊，百家罢黜；公孙弘白衣封相，天下学士靡然向风。于是利禄之途开，儒学之业兴；青紫拾芥，车服稽古。汉兴四百年，然后三国鼎立，魏晋代兴。清谈风流，玄风为最。及至十六国纷争，终成南北对峙之势；始自汉明梦求《四十二章经》，终至萧梁四百八十寺。于其时也，佛光普照。然“北方戎马，不能屏视月之儒；南国浮屠，不能改经天之义。”[①]李渊代隋，国号为唐。玄武门兵变，人伦有亏而中心有愧；识君舟民水，载覆在民而以容为大，故儒释道三教并兴而后开贞观之治。汉以经术造士，隋唐以科举取士，政途之门路乃由儒学而入。永徽四年（653年），《五经正义》颁布，“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②]五代时期，王朝更迭，战乱频仍，经籍散逸，三教受挫。会昌法难，佛道遭殃。及至有宋，儒释道复兴。周程张朱，出入佛老，援禅道以入儒，归本儒宗。朱子道，陆子禅，鹅湖之会起纷争，支离易简系于晚年定论，儒释道三家相得益彰。汉到郑康成而郑学行数百年，宋至朱元晦而朱学亦行数百年。元代诸帝，崇尚佛教，禅宗最盛。佛道争端，而后道教有焚经退寺之厄运。元仁宗延祐定科举法，犹用五经。明太祖原为皇觉寺僧，振扬佛法，在所难免，故“有明一代，喇嘛教、禅宗盛行”[③]。“明代僧道皆置官以管其众。”[④]阳明先生，居夷处困，出入佛老而后得之于六经，知天命之年而始揭致良知之教，于是孔孟正传粲然于天下。清朝入关，喇嘛教受朝廷保护。康熙和雍正因袭元明以来之政策，但自清世祖以下诸帝，“咸对于佛道二教，严加禁约。”[⑤]乾隆四年（1739年），“禁止正一真人传度，道教从此衰矣。”[⑥]“嘉庆以后，佛教凌夷不振。”[⑦]返观儒学，两汉而至清朝复盛，这是皇帝“尊崇经学、稽古右文”[⑧]的缘故，御纂钦定，洪篇巨制；颁行学官，推崇实学，“发周、孔之蕴，持汉、宋之平。”[⑨]雍正、乾隆之后，经义大明。诸儒传家法而守颛门，学有本原而无淆杂；辑佚书、精校勘、通小学，甚有功于后学。及至晚清，遭遇西夷强盗，坚船利炮，不独打开中国的大门，也打掉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于是放眼世界，师夷长技，由利器，而制度，而文化，西学东渐，开始批判，进而打倒，最后拿来。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两年过后，进行了新文化运动。自此儒学和佛学被当作一门学问，只有研究价值。有杨文会者出，刊印《藏经》，弘布佛教，佛学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阶段；又有新儒家出，援西学入儒学，儒学也进入一个全新的研究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无有身心之学。独有熊十力，孤冷傲世，独抱遗经，难挽狂澜。改革开放三十年，转变斗争，倡导和谐，中国由贫弱走向富强，由关心脚下开始关注仰望星空。张横渠有言：“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⑩]这是由斗争走向和谐的箴言。《周易·乾象》有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由贫弱走向富强的箴言。《周易·贲彖》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关注仰望星空和关心脚下的箴言。由鸦片战争而至改革开放三十年，经过一个半世纪的隐没，儒学又开始慢慢受到关注。正是在中国学术史的意义上，大家把儒释道三家学说作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体文化。 儒家学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自春秋以降，历秦汉至唐宋，继明清而绵延至今，其间有衰微，也有兴盛；有分化，也有融合；有停滞，也有发展。因此，从时间上来说，儒家学说毋庸置疑地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学说由邹鲁洙泗而流经大河上下，由齐卫楚不能用而独尊中国，由濂洛关闽进而远播海外。因此，从空间上来看，儒家学说也毋庸置疑地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学说不单明天人之际，也申天人合一之旨；不单辨人禽夷夏义利，也讲民胞物与、以义为利；不单讲婚丧嫁娶，也讲君臣父子；不单讲洒扫应对，也讲下学上达；不单讲独善其身，也讲兼济天下；不单讲文事，也讲武备；不单讲陋室、箪食瓢饮，也讲庶富、利用厚生；不单讲尧舜禅让，也讲汤武革命；不单讲敬鬼神而远之，也讲祭神如神在、气之归伸良能；……等等。总之，儒家学说是根基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服务于中国人民，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方方面面，因此，从效力上来看，儒家学说更是毋庸置疑地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观以上中国学术史特别是中国儒学发展史的大致脉络，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影响的时间长短来看，或者从影响的空间广狭来看，甚至是从影响的效力大小来看，儒家学说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二 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息息相关 中国文化，在本文仅指“在中国”的文化，而中国文化，是根基于中国大地上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中国人民生活方式的抽象概括和具体表现，既来源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又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既作用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又受到中国人民的生活的反作用。中国文化，具体细化则表现为在中国本土上出现的各种学派学说。孔子以前，文献有缺，难以将中国文化具体分为哪几种学说，故存而不论；孔子以后，虽经战乱焚烧，典籍散佚，大体于残存典籍中，可以窥见一斑。孔子删定六经，整理国故，而后儒家经传大兴，典籍有据。于《孟子》而知有杨朱墨翟之学；于《荀子》而知有十二子之说；于《史记》而知有六家要旨；于《汉书》而知有六略五百九十六家之说；于濂洛关闽诸家之书而知有儒释道交融之学说；于新儒家之书而知有中西交融之学说。虽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过不同的学说，并且各家学说各有兴衰荣辱。但是，无论如何，儒家学说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 为什么儒家学说能有这样的魅力？这是由儒家学说本身的内在本质特征决定的。综观二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学说中的佛道两家学说归根到底是一个出世的学说，佛家讲出离生死，道家讲长生久视。惟独儒家，纯粹是一个入世的学说。佛家需要剃度出家修行，道家需要找个清净场所修炼，而儒家只在现实人伦中修行。中国没有那么多的寺院和清净场所容纳全部中国人修行，但全部中国人却可以在人伦日用中修行。所以，儒家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在人的现实生活中解决人所遇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儒家学说的现实性和容纳性，也就决定了儒家学说终究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的学说，从而决定儒家学说的内在本质特征不得不是“内圣外王”之道或“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 儒家始终把关注点放在人身上，在现实世界中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因此有利用厚生和庶富教育之说；在文化传承中关注个体以身任道的自觉主体性，故而《论语》之〈卫灵公〉、〈颜渊〉、〈子罕〉和〈泰伯〉诸篇分别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仁由己”、“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说。 儒家学说由人的现实性出发，强调人的主体性，进而强调身心之学和为己之学，因此，《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反求诸己而修“格致诚正”之学，以期达到“修齐治平”之效。正是因为如此，儒家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认为儒家学说是切己的，是活泼泼的，是自己生活方式的抽象概括和具体表现，因为人类实际生活在文化当中，文化实际在人类的生活当中，两者一而二，二而一，不可析为两片。也正是因为如此，凡是有利于人类生活的学说或理论方法，诸如墨家的论辩思维、道家、佛家乃至西学的方法论，儒家莫不容纳吸收、兼收并蓄，从而有容乃大，生机盎然。儒家学说既有现实生活的理论来源，也有过去历史的理论渊源，孔子整理旧籍，集三代学说理论之大成，如果不兼收并蓄，儒家学说也不会悠远久大。后世陋儒不识道统真义——以身任道，直视道统为门户，偏离孔子本意，不可共学，更遑论适道、与立、与权了。未来的新儒学，也将与过去的儒学不完全一样，但无论如何，其之所以还是儒学，因为它始终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始终牢牢把握“内圣外王”的本质特征。 因此，儒家学说是有生命的学说，其生命力的强弱取决于它是否始终扎根于人类的现实生活，是否始终保持它的开放性和容纳性，是否始终保持它的自觉主体性。 在中国学术史上，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文化曾经有三个灿烂的阶段：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宋明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国文化由此滥觞；汉唐时期，奠定中国汉文化地位和儒释道三家鼎立格局；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学说相互交融，中国文化臻至顶峰。同样地，在中国学术史上，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文化也有三个隐没的阶段：秦始皇时期、五代时期、晚清时期。秦始皇时期，禁私学，烧诗书，以吏为师，别黑白而定一尊，开文化专制主义之先河；五代时期，王朝更迭，战乱频仍，经籍散佚，儒释道三教受挫，使中国文化元气大伤；晚清时期，西夷强盗利用坚船利炮，武力打垮中国人民对本国文化的认同，西学东渐，中国文化更是被认为一无是处。通观中国文化的灿烂和隐没阶段，儒家学说的命运始终与中国文化的命运紧密相连，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强弱始终步调同一。儒家学说兴，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强；儒家学说废，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弱。 三 如何有效利用儒家学说来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 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居世界前列，中国文化开始受到世界的关注，国人逐渐对中国文化产生认同，于是国学升温，儒家学说的现代价值也被提上议程，然而，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与其议论纷纷，不如用实际行动来得实际。 儒家学说与其他各种学说有机地构成了中国文化，同属于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子系统，有的人担心这种或那种学说壮大或者独大了，就会妨碍另外的学说发展甚至导致它们的灭绝，这些都是私心作祟的缘故，不过是子张干禄谋食之徒罢了，不足与议。因为，我相信，大凡一种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根基于现实生活，都是不可替代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变，这种学说就不变，而一旦生活方式发生变化，这种学说就不得不变。因此，不需杞人忧天，也不能固守成训。 要想有效利用儒家学说来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可以考虑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尊重中国现实生活的实际境况，把握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儒家学说是有生命的学说，它是否始终扎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是否始终保持它的开放性和容纳性，是否始终保持它的自觉主体性，便最终决定儒家学说在中国大地的生死存亡，因此，它只有首先使自己做到生机盎然，方才有可能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否则，谈不上有效利用儒家学说。因此，我们首先要切实从人的现实性出发，把握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内圣外王，努力做到反求诸己，修为己之学，始终把目光投放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关注人的生活境况，强调人的主体性，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格致诚正而修齐治平，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空间，大家都能健康成长，这样便是增强了中国文化生命力。因为，文化不是虚无，它的载体便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如果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个体或者绝大多数人都生命力强盛，中国文化生命力又怎能不强盛呢？ 第二，尊重中国文化的实际境域，发挥儒家学说的内在特长。中国文化历时长久、影响深远、构成复杂，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显现不同的姿态，不容易全面把握，因此，对中国文化，不可轻易下定论，而应该始终保持探索的心态，开放的心态，尊重的心态。众所周知，过去有些西方国家曾经借助他们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强大实力，向其他国家兜售甚至灌输他们的文化学说，给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自己也不见得有便宜占，因此有过惨痛的教训。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上去了，世界的目光也开始慢慢关注中国的经济，同样也关注中国的文化，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做法呢？值得深思和探讨。但无论采取怎样的态度和做法，我们首先都应该尊重中国文化的实际境域，不应该冒冒失失地、有意地去扶植这种或那种文化和学说，更加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去反对某种文化和学说，要坚信，真正的文化和学说，毕竟是根基于现实生活的，是人们自己生活方式的抽象概括和具体表现，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助长的。儒家学说的内在特长，在于始终关注现实生活，努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优化人类的生活境况，故而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因此儒家学说能尊重其他学说，而其他学说也会尊重儒家学说，虽有文化论争，只是切磋琢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样，各种文化和学说便能各自相安无事，共存共荣，中国文化也因此能健康发展，中国文化生命力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增强。 综上，儒家学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学说与中国文化生命力的强弱始终步调同一。儒家学说兴，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强；儒家学说废，则中国文化生命力弱。要想有效利用儒家学说来增强中国文化生命力，既要尊重中国现实生活的实际境况，把握儒家学说的本质特征；也要尊重中国文化的实际境域，发挥儒家学说的内在特长。 注释： [①]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0页。 [②]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39页。 [③]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81页。 [④] 傅勤家：《中国道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87页。 [⑤]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⑥] 傅勤家：《中国道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⑦] 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 [⑧]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4页。 [⑨]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14页。 [⑩] 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