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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我国诸子百家中最主要的一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大的学派。汉武帝时期，儒家由先秦时期在野的诸子之一，独步登上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宝座，从此之后，儒家学说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就几乎从未中断过，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均有极大的影响。 从1900到2000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林林总总，蔚为壮观。从大的方面分，可以新中国的成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余英时在《现代儒学论》中概括的就极为精当： 20世纪中国以1949年为分水岭，1949年以前，无论是反对或同情儒家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曾是儒家文化的参与者，他们的生活经验中渗透了儒家价值；即使是激进的反传统者，他们并没有权力可以禁止不同的或相反的观点，故批判儒学或复兴儒学之争可以并存甚至互相影响。而1949年以后，儒家的中心价值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已退居边缘，知识分子无论对儒学抱着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已失去作为参与者的机会了，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成为陷于困境的“游魂”。 其中建国前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建国后以1976年为界也分为两个时期。下面分别对其予以概述。 第一阶段 （1900—1919年） 在这一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为戊戌变法派人物“以经论政”；一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借批判孔子，抽掉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戊戌变法的领袖。他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康有为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了“以经论政”的手法，即利用儒家“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他站在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毛诗》、《古文尚书》、《逸 礼》、《左氏春秋》皆西汉末刘歆为了“佐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它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故康有为宣称：“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否定、打击的面很大，既包括东汉以来的儒学，也包括程朱理学，这就否定了儒家政治思想赖以生存的重要理论基础——古文经学，促使人们对封建正统的政治思想产生怀疑。 康有为断言，后世儒学都不是孔学的本来面目。那么，孔学面目到底怎样？他认为《春秋》一书的宗旨在改制，而《易》经的精神在“变易”，这两种精神高度概括，即是“与时进化”，这才是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康有为又通过《孔子改制考》一书全面重塑了孔子形象。他认为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人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其中充满了“改制”的“微言”。在康有为笔下，孔子不再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颇具保守色彩的圣人，而成了立志变革的“改制教主”。康有为还认为，孔子所以在六经中“托尧舜”，是为了“行民主太平”，这样孔子又成了民主政治家。他还将“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以及议会民主制度说成是孔子之道的真义。在一些场合，他干脆宣称孔子之道、之制的真精神，直接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他说：“外国全用孔子制”（《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又说：“泰西立国之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合”（《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所说的孔子的政治思想都是他赋予的，是“以己之意见治经”。 康有为“以经论政”，虽主观武断，但他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实在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说：“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人以入思想之自由之途径而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第三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总之，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法，带有极大的任意性，他并未能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找到使之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依据。这样以来，他的论述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也就没什么学术的生命力。因此，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主要不在学术方面，而在政治宣传方面。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曾认为在原始儒学中“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他写道；“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全盛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 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此书虽已超出我们规定的时代断限，但由于此书在学界影响巨大，我们在这里一并论述。 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将先秦政治思想分为四大潮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他指出儒家始祖孔子为“礼治主义”，主张“化民成俗”，理想为“仁的社会”，手段为“修身”完善个人人格，以“人治”“齐天下”。孟子进而提倡道德至上论，实行仁政保民，反对功利主义；而荀子则注重社会生计问题，礼乐相辅。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见解。例如他指出，先秦思想家的所谓“百家言”，“罔不归宿于政治”。而“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与此方面的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他又一针见血地总结了中国学术以及先秦诸子的特点、缺点和优点。如梁启超深入地分析了儒家的礼治主义，指出，其实是由于“家族本位政治”，才造成儒家政治与伦理的紧密结合。 但《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政治思想的论述方面也存在着很多谬误，例如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即已倡导“除却元首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这依然是沿着他所批评的那种康有为的“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古人的道路走，其结论必然错误。 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同时严复又对 陈寅恪有言：“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不仅牌位进了文庙，而其思想对宋明理学也有重大影响。基于后者，陈寅恪才有如上评述。在儒家中，韩愈是明目张胆的为封建专制主义辩护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都采取迂回的手法，基本上在尊儒的旗帜下进行。而严复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契约论”为武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 戊戌时期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重大转折，是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思想，故而，出现了一次论述、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高潮。但这次批判多采取“以经论政”的方法，在“尊孔”的旗帜下，以偷梁换柱的手段否定孔孟之道的某些根本性的东西 ，使之变形、变质。直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的批孔斗争才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其中批孔影响最大的当推章太炎。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他写的《订孔》、《诸子学略说》堪称当时剥去孔子神圣外衣，深刻批判孔子思想的最犀利的文字。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页）。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总之，20世纪初，一些革命党人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标志着资产阶级清算封建思想文化的深入，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的新觉醒。它是“五四”时期大规模批孔的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展开了猛烈地批判，我们将在下一阶段合并叙述。 二、第二阶段 （1919—1949年） 在这一时期，虽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尊孔崇经，但批孔批儒却成为这一时期主要之社会政治思想。 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之中，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城却浸没在一片尊孔复古的逆流之中。手中握有实权的袁世凯，是当时全国性尊孔复古逆流的策动者。为复辟帝制，他推翻了南京临时政府所作的废止尊孔读经、祀孔祭天的决定，支持形形色色尊孔组织的成立，多次发布尊孔通令。尽管袁世凯做洪宪皇帝的美梦只有几十天，张勋与康有为还政于清室的复辟时间更为短促，但帝制复辟的事实，说 五四时期，对于孔子的攻击最激烈、最有力者首推陈独秀、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其思想敏锐，魄力坚强。他鉴于辛亥革命由于缺乏思想文化上的革命而告失败，于是首揭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堡垒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指出中国急需“改弦更张”，“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号召青年大胆解放思想，用理性和科学衡量一切，用“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取代几千年来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的政治”；扫荡陈腐朽败的旧道德、旧观念，打倒骗人的偶像，树立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新的伦理准则。针对尊孔复辟逆流，他号召对孔孟应予“毁庙罢祀”，实行决裂。其攻击孔子学说文章主要有《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偶像破坏论》等。 吴虞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五四”时期批评儒家最激进的人物。1921年6月，胡适在《晨报》上发表《吴虞文录·序》，内称吴虞为扫除“孔渣孔滓”的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确实是位攻打孔孟儒家伦理道德的勇将和先锋，新文化运动初期就积极地投入到了反孔斗争之中，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致陈独秀》、《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痛斥尊孔派利用儒学“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指出反孔的实质是反对复辟、倒退，争取民主、进步；痛斥孔丘是遗祸万年的“盗丘”，流毒遍天下的“国愿”，指出孔孟之道的危害“诚不减于洪水猛兽”。在鲁迅的《狂人日记》的启发下，吴虞进一步引证史实，论证了封建专制制度下“吃人”与“礼教”“并行不悖”，对封建礼教灭绝人性的凶残及其伪善进行了批判，号召人们粉碎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挣脱“吃人的人设的圈套”，起来革儒教的命，做中国的马丁·路德。指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国家就没有革新的希望，警告那些尊孔复辟之徒，如果“甘为孔氏一家之孝子贤孙，挟其游豶怒特蠢悍之气”，同时代潮流相对抗，将如不自量力的“蚍蜉蚁子”，必归失败。 除陈独秀、吴虞外，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人也纷纷著书撰文对孔子思想学说公然施以批评、攻击。其中胡适的《吴虞文录·序》；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迁之原因》、《孔子与宪法》、《自然伦理观与孔子》；鲁迅的《狂人日记》等都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轰动，成为人们争相传看的佳作。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了分化，陈独秀、李大钊成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胡适则成为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核心人物。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提出西化要求的是湖南维新志士樊锥和易鼐。到20世纪30年代，在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中，胡适、陈序经、蒋廷黻、罗家伦等人又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其中陈序经是全盘西化派的一个最彻底的代表。他的全盘西化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东西文化观》、《中国文化的出路》、《关于中国文化之出路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