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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把当今推行改革开放的执政中心看作是“走资势力”，把支持改革与宪政民主的自由知识界视之为“右翼主流”。呼吁通过类似于“文革”的群众运动，来恢复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 在这一方面，新左派与老左派有合流的趋势。其中更激进者还指责当政者背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提出中国正面临着复辟1949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危险，有人在网上鼓吹在中国大地要酝酿一场“革命风暴”。有人甚至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那就是，“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 可以大体上把新左派定义如下：新左派思潮是以“文革”理论或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以平等与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的社会思潮。 新左派的思维误区 实际上，新左派的思维路径就是对“文革”思维路径的一种复制。新左派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即那些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来加以解释。新左派对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的认识，是由于特殊的路径与心态相结合的认识机制而形成的。以下从网络下载的一位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典型地表达了新左派是如何进入这种思维陷阱的： 在八九十年代，我对“文革”也是很反感的。可是，毕业几年来在身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资本主义化，感受到阶级斗争就在身边，走资派正在走，却让我重新想起了毛泽东。可以想像，当我读到毛主席关于官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论断时，心里是多么激动。他说出了我心里一直怀疑的事，而且早了几十年——谁能及得上毛主席的大智慧呢。老鼠多了，自然会想起猫，这是老农说的话，简单，实在。“猫”虽然不在人世了，可是他的思想、斗争艺术还留了下来，够我们学好一阵的。他的名字还让受压迫者欢欣鼓舞，让压迫者心有余悸。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这位网民一旦用“文革”极“左”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竞争”、“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宏大概念，把腐败分子定位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我们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条主义的思维，在这一解释过程中被重新激活，并且“越想越通”，甚至会恍然大悟。新左派的陷阱就在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潜意识结构中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定势与民族心理中的积淀。这种思维一旦被激活，就会连成一片。在这些相互依存的概念之间的定向暗示作用下，一通百通。新左派对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有吸引力，这是因为青年人富于浪漫热情，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苦难，正如一位研究生对笔者所说的，他们从小学的政教课中接受的就是“兴无灭资”的正统教育，到了大学时代就用小学教学书的接受的那一套东西，来评价当今现实中的不公平。新左思维就通过社会教育中的“左”的理论成分的激活而影响青年一代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首先，从理论认识角度来说，由于我们的理论资源不足，不能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改革综合症”现象。例如，发展中产生的脱序(没有足够的制度来制衡而产生的脱序现象)本来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来解决，更具体地说，某些当权者之所以通过“批条子”，与商业贿赂者相互勾结，形成权钱交易，是因为制度约束不够，因而这样做的不当得利的风险极小，成本极低，收益极大，于是正常的人就变成了犯罪者;相反，如果通过制度约束，使权钱交易的风险极大，成本极高，收益极少，这样，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敌人”也就作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规规矩矩，就范于文明秩序。这个“阶级敌人”也就变成公民了。这里面不需要什么阶级斗争理论，本来就是常识。但如果用左的意识形态框架取代常理来对此作出解释，难免要进行“文革”了。 新左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其实并不难解释，因为“左”的革命文化思维在走向真正的死亡之前，处于假死状态，一旦有机会就会被激活。其次，中国当代改革的学术理论处于初创时期，学术上对发展中问题的理论解释能力相当贫乏，而“意识形态思维”或“类意识形态思维”以及相应的“左”的政治文化，则由于全能主义时代普遍的宣传教育与社会化，在人们思维中则根深蒂固，极其发达，它们总是以“死的抓住活的”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一旦阶级斗争思维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优越感与斗争哲学就油然而生。明明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制衡的腐败与两极分化，在新左的眼里，统统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复辟、垄断财团打击劳工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左派由于立足于“左”的意识形态思维而具有强烈的斗争的道德激情。 新左派与文化浪漫主义 用《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个故事来解释文化浪漫主义是再形象不过了，童话里的主人公不满意他的生活环境，总是向往富有田园诗意与牧歌色彩的中世纪时代。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纪的一个小镇，然而，那里却没有路灯、满地泥泞、到处充满私刑、绑架、恐怖与黑死病。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中世纪才是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他再也不愿回到中世纪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中世纪“浪漫社会主义”。 对“文革”诗化、美化，这样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一种移情与寄托的需要。 更具体地说，浪漫主义者往往作为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类事物上去，而并不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投射来抒发、宣泄主体长期被现实压抑的深层愿望，从而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升华。其实，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对异国情调的浪漫情怀，并由此而很容易产生文化浪漫主义。[4] 为什么处于一种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们会对另一种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作出过于美化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误读”?其实，这种“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做出想当然的赞美，其实是不自觉的愿望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并不是为了认识该种文化的客观属性，而是为了主体的主观需要，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实性，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宣泄、安慰与平衡。 新左派思潮的未来前景 某些激进的新左派与反对改革的老左派复旧势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反对改革、颂赞“文革”的思想浪潮，赢得了不少网上“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网络世界里，确实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但在整个知识界，他们仍然是少数。并不足以支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当然，新左派的一些观念与批判，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从多元制衡的角度来说，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至挑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的思想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对改革决策层的警示与借鉴作用。它对底层利益的关注，对公平与平等价值诉求，也是民主社会珍视的价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会受到自由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多元制约。作为一种在多元时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也有存在的权利。在一个法治化时代，随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它的激进化趋势会消退，它要经历一个也许十年到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炼期，才能摆脱生长期难以避免的幼稚与不成熟，通过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才能在未来中国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四、新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的两重性 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识，它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民族，国家，以及外部世界对这一民族利益的挑战、压力或威胁，民族主义就会激发起人们为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责任与使命感。对于统治者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天然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改革以前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感召力逐渐淡出以后，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凝聚力资源对当政者来说也就更为可贵。 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夹杂着强烈非理性的情感色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的、能把非理性冲动甚至自私的动机掩饰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种煽情力，是一种崇高与人性的幽暗面交炽在一起的，甚至使被动员者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复杂激情。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成为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一旦务实的政府出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主张温和、让步、理性妥协，民族主义就会挟道德主义的话语优势，居高临下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斥责政府的“卖国投降”。尤其在群体性聚结的环境中，民族主义的气氛会形成一种广场效应的心理暗示，让不相识的人们，突然地产生同仇敌忾的、法不责众的破坏性行动倾向。其后果远非任何当政者所愿意看到。 民族主义从复兴到走向激进化 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早阶段是民族主义复兴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民族主义开始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并出现激进化的趋势;第三阶段，从现在到以后数十年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民族主义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有可能逐渐走向温和化。从长时段来概括，随着社会健康的发展，它将走向漫长的“去激进化”时期。当然这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总的趋向。 改革以来中国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是在1990年代以后崛起的，一旦百年以来的屈辱产生的压抑感随着国力上升而有了释放的机会，长期受压抑的人们就会油然产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复兴时期就由此开始。这种心态在突然崛起的落后民族中都曾经有过，包括现在的印度也是如此。 1990年代中后期，是民族主义显示激进化趋势的阶段。后冷战时代，中国与西方国家随着全球化与经济交往的发展，彼此接触机会大增，对于双方来说，由于进入改革时代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政治、历史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新的利益博弈规则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旦进入利益博弈与利益冲突过程，双方都夹杂着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势，这就更容易触动中国人作为历史上的受伤者的敏感神经，成为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重要原因。“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申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事件”，均激发了中国民众为维护民族利益与西方对峙。19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是激进民族主义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刚愤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中迅速抬头。 新民族主义激进化的原因 为什么改革开放时代的民族主义具有激进化的特点?首先，从民族心理角度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中国是一个百年中受列强侵凌的民族，一个在历史上享有无上荣耀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自古以来的传统超级大国，在遭受挫折与凌辱之后，这种受伤者的敏感，有强烈的发抒宣泄的冲动，国家实力增强而产生的自信心为这种心理宣泄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国内获得的由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的高度同质性，特别容易形成对事件过程的单方面的理解，于是会激发起百年中国人的悲情意识，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 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义相结合，形成激进化趋势。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泛道德主义会进一步把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与言论，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者会形成对当政者的道德压力，他们以为诉诸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就似乎从此具有了压倒一切的语话优势。这种优势话语一旦在民众与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成为主流，结果就可能使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似乎只有如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认同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 泛道德主义与左的政治文化心理积淀有关。中国人三十年来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着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为什么“愤青”们仍然会以偏执、好斗的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这是因为，激进的极左的政治文化，曾经如此深深地渗透着我们这个民族的骨髓与精神生活之中，“左”的思维方式对人们的支配影响作用的式微，要远比经济变迁缓慢得多。我们的教育制度中存留的左的陈旧的内容，我们成年人的立身行事的方式，都会在无意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我们民族只有在长期自觉地自我批判与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熟起来，并走向真正的文明。 未来中国民族主义“去脱激进化”的趋势 虽然中国民族主义有潜在的激进化的倾向，但从长远的趋势来看，在正常情况下，激进民族主义将会退潮，温和理性的民族主义将会成为主流，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崛起，他们的观念更为稳健性，心态更为平和理性，这使他们的民族主义更趋向于理性与温和化。第二，政府已经意识到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点，以及激进高调的民族主义话语霸权可能挑战自己的权威，开始对民族主义情绪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与引导。在中国，这种政府引导还是比较有效的。第三，开放环境使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更加了解。改变了原来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固有观念。近些年来，中国加入WTO后，中外经济合作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西方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匪浅，国际关系上西方表现出更为合作的态度，由于刺激源的减弱，这反过来也淡化了作为反应方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与对立情绪。第四，中国人的自信心更强了。一般而言，内心充满自卑感与压抑感的人，在受到刺激之后，更容易表现得亢奋、悲情与反应过度;相反，经济发展与国力强大培育出来的民族自信心态，与中产阶级理性相结合，更容易养成宽容坦然的处世态度，由于中国国力的强大，中国人对外部的反应也就越来越平和了。反应也就更为适度。 从近年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逐渐走向缓和来看，以上这四种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总体上，中国民族主义进入一个脱激进化的时期。 未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隐忧 虽然总体上说，民族主义已经进入一个去激进化的时期，但也不能对这一过程过分乐观。第一，正如笔者前面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应型的民族主义，经济危机、西方的消极影响，都有使反应型的民族主义再次激进化的可能。第二，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高调民族主义，发展中的大国特别容易产生“虚幻的大国感”，长期受屈辱后的民族，被压抑的自尊心有一种强烈的发抒的心理冲动。从分裂完成统一或国力正在上升时，这种民族心理就会借势宣泄，任何由统一或国力上升的征象，都会使不少人产生“中国已经强大了”、“每个中国人吐一口水就可以把你淹死”的底气。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的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中就有这种高调民族主义的典型表现。国力不足而又异乎寻常的大国感的自信，这种矛盾会把一个国家引向灾难的陷阱。此外，受长期以来潜移默化的“左”的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极左主义的话语优势仍然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处理与判断。 五、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全球化冲击下的中国人如何安身立命 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于自“五四”以来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中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反向运动，它在20世纪初期就在中国出现，到了21世纪中国则再次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学院知识分子、企业家，各级官员与大学生，都出现赞赏、认同并回归传统文化的价值趋向与文化潮流。 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或称文化守成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出现，有两个重要时代背景。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与国力的上升，使国民文化自信心日益增强，而文化自信心与文化认同的载体一般则体现为这个民族祖先创造的传统主流文化。对于中国来说，则是儒家典章文物。通过回归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就成为文化思潮变迁的应有之义。其次，20世纪后期，后冷战时代全球化过程进一步加速，回归传统文化，也是中国人对来势迅猛的西方全球化的浪潮冲击与压力的文化回应，通过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寻求一个民族在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源，以此来克服全球化与西方世俗文明冲击波造成的文化焦虑感与文化“无根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中国国力在进一步发展，只要西方文明为主体的全球化过程没有中止，中国人就会通过回归与肯定自身的文化传统，来寻求精神立足点，文化保守主义将成为21世纪中国人中最具普遍性、最富生命力的思潮之一。 一位成功的 八十年代当我们在大学里，曾经总想抛弃自己的黄色文明，是激进反传统的信奉者。九十年代在我们的青春时期，见证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原本以为毫无希望的中国此刻是如此的充满生机，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经济生活的富裕却凸显出我们中国人文化生活的匮乏。很多海归派的空闲生活全是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里度过的。而老外们的生活则要健康丰富得多。他们或去野外徒步，或驾船出游，总之他们好像对生活保持了更多的兴趣和尊重。 为什么中国人的兴趣爱好如此匮乏，如此浅薄?即使有了经济上的富裕，我们也只是文化上的贫民。我们也许有知识，但没有文化，没有自己的根。我们是断层的一代。也许就此以后我们也永远无法将文化传承给我们的孩子。这是多么可悲的故事啊。 当我接触了中医与儒家，那种“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境界与文化神秘精奥吸引了我。中医学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小支流。可以想象如果那么多支流汇集在一起，它的干流将是多么的壮观。由于我们的历史和语言与西方都截然不同，我们无法完全移植并认同西方文化，那必然会导致水土不服。我们只有好好挖掘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才能在自己丰沃的文化土壤上嫁接西方的文化果实。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特别痛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土改”，“文革”，“破四旧”把传承中国文化的士绅阶层都消灭了，我们如何才能找回这失传的火种呢?特别紧迫的是，许多了解传统文化的人都上了一点年纪，随着他们的逐渐老去，也许我们的文化就真正失传了。而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永远不会有前途的。 以上这 文化保守主义的要义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开创者可以追溯到严复一代。严复是最早把西方自由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思想家，19世纪末，他对进化论的介绍引起中国思想的一次大转向。然而，20世纪初，他对“五四”兴起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感到忧虑，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领军人物。 严复对文化保守主义的贡献在于，他提出“国性”的概念，他认为，“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着。但使国性长存，则虽被他种之制服，其国其天下尚非真亡[5]”，正是这种国性，使一个民族能“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他认为，国性存在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声名文物”之中，存在于孔子的教化即主流文化之中，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经为之本原”，这里的“经”，就是儒家的典章文物，它是中华民族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凝聚的集体经验的结晶，在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亦必求之于经而有所合，而后反之人心而安，始有以号召天下”。[6] 严复还认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还在于,只有以传统文化作为载体的情况下，从西方文明中借鉴过来的异质文化因子，才能顺利吸收与巩固。用他的话来说，“方其汹汹，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经百世圣哲所创垂，累朝变动所淘汰，设其去之，则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谓新者从以不固”。[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引出一个可以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的十二字箴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严复对此言的解释是：“且守且进，此其国之所以骏发而又治安也。”[8] 我们可以把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大体上作如下的概括：这是一种在应对西方文化挑战的过程中，主张以传统主流文化的价值作为现代化中介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并经由传统文化为载体的基础上引进外来文明，来实现民族生命稳定与持续过程中的文明汇合。新旧融合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要义。国外的新儒家，以及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均以此为特点。 当今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 近年来，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学院与民间学者，积极倡导文化保守主义，并积极展开活动。有一位学者曾任教于南方某大学，提前退休后，在明代大儒王阳明悟道之处贵阳龙场，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他认为，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是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中国国家的文明属性也逐渐丧失，出现了严复所哀叹的“国性不存，国何以为国”的状况。要解决这一文化困境的办法，就是大力复兴儒学，以此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国现在不仅要增强“国力”，更要回归“国性”，因为“国性”才是中国所以成为中国的根本标志。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中国社科院哲学博士，十多年来坚持不懈自筹经费主编《原道》，并创办了《中国儒学网》。这些执着于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还共同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或致力于发掘儒家仁政思想，或倡导天下主义。纷纷汇聚一堂，研讨新儒家学理与教义。 近年来，初具规模的“读经活动”在国内不少地区渐然成风。据报道，数年以前中国就已有五百万个家庭、六十多个城市少年儿童加入诵读儒家经典行列。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国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城市中产阶级与企业家为主要对象的国学班，也在各著名大学内陆续开办，其中有影响的有清华、北大与复旦大学最为著名，国学班除传授琴棋书画之外，研习内容还有中国历史、儒学、佛经、禅宗、周易、老庄思想等。 学院知识分子与民间知识分子在倡导文化保守主义方面可以说是遥相呼应。据报道，一批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都明确支持儿童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包括儒家经典。他们在学理上受到哈耶克和苏格兰道德哲学影响，酝酿“中道自由主义”概念，这是一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宪政主义框架。他们中有人提出“儒家宪政主义”、“科举宪政主义”，也有学者从老子思想出发来论证强调“消极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在法学界，有一批学者从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的发展来论证现代民权思想，也有一些思想接受新左派思想的学者，从中国司法传统中去发掘判例法(普通法)传统。新左派、自由派、民族主义者、新权威主义者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这些各派学者虽然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争论不休，但在回归文化保守主义方面，却有着少有的共识。凡此种种现象均可以看作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教育、文化、学术等领域的广泛渗透与发展。 发掘人的内在精神资源：儒学的现代性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还起到制衡全球化带来的价值世俗化的消极影响的作用。世俗自由主义给中国人权意识得以觉醒，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在西方，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下半期开始走向俚俗化，鼓吹绝对放任与自由，抛弃了古典文明教化精神，也引发了从自由放任主义向“动物化”退化的严重文化危机。这种世俗自由主义对中国文化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