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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长时间地在当时的可知世界里发挥着典范的作用，这种典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经典塑造而成的。经典记录了中国人的梦想和他们所理解的当然生活以及这当然生活的根据。（陈静） ●儒学对中国古代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经济等 ●编纂《儒藏》是为了给人们提供对儒家思想文化进行研究的比较完整系统的可靠的资料，以便我们更好地利用人类文明这一份宝贵的遗产为人类社会得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以及人类的和谐安宁做出应有的贡献。（汤一介） ●今日编纂《儒藏》这样的大型丛书，究竟为了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利用文献。（赵伯雄） ●样稿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坚定了我们用高标准编好《儒藏》精华编的决心和信心。样稿还说明，我们已开始利用流传域外的有关版本，也为我们进一步吸收域外有关成果积累了经验。（孙钦善） 2005年8月，《儒藏》精华本样书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日本正平版《论语集解》、皇侃的《论语义疏》、邢昺的《论语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康有为的《论语注》等六种，皆是《论语》流传史上有影响的代表之作。这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工程在被列入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后的首批成果。围绕着儒藏编纂的意义、如何保证编纂工作顺利进行、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权威性以及存在的困难等问题，参与此次具体编纂工作的部分专家学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被访人：（按姓氏先后顺序）陈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刘大钧：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 孙钦善：北京大学汤一介：北京大学赵伯雄：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1，读书报：中国文化基本上呈现一种儒释道三分天下的格局，在佛学和道学早有多种版本的《佛藏》、《道藏》编纂后，今天儒学典籍文献大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工作终于正式展开，《儒藏》编纂工作的展开有什么必然的原因么？ 汤一介：事实上明清两代的学者多次提出过编纂儒藏的建议，因为工作量过大、牵涉范围过广的原因，最终没能成行。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大约包涵了3000多种儒学方面的典籍文献，在当时版本搜集较为困难的情形下已实属不易。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影印了《四库全书》并整理编纂了《四库全书存目》、《续四库全书》，这部分资料实际上汇集了相当丰富的儒学典籍。因为是影印本，没有标点，没有校勘记，也就不利于研读理解，不利于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开展便捷高效的资料索引，给学习和科研工作带来了相当的不便。 而目前，在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有了可以启动这项工作的物质保障。同时，虽然上一代的学者绝大部分已经故去，但在我们这一代尚有精力实行的前提下，积极快速地展开这项工作有了某种紧迫感，如果现在不抓紧运作，估计其展开至少要再推迟一二十年才能实现。 2，读书报：儒学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意义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儒学典籍的阐释过程实现的，如何认识和评价儒学典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意义？ 刘大钧：中国儒学源远流长，有着2500多年甚或更长的历史，它以传统经学为依托，通过文本校勘、音韵训诂、义理阐发等形式，在对其原典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仁学为核心的恢宏的思想理论系统。历代儒者在其所处的具体的诠释学境域下，不断地对儒家经典进行理解、解释和再理解、再解释，使得儒学在融旧铸新式的理论创造中与时代精神相契合，引领着时代的潮流。 在历史上儒学又曾与中国传统的道学、外来的佛学及其他文化价值体系发生碰撞和冲突，在碰撞和冲突中它吸纳其他思想文化因素，为其思想体系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完善和发展了自我。无可争辩，儒学对中国古代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古人云：“观今宜见古，无古不成今。”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儒学发展史、经学诠释学、古代哲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就不能忽视对具有源头活水意义的儒家经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不能忽视不同时代关于儒学经典的诠释性文献的整理和研究。而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些，没有一个权威的能够最大化包容儒学经典文本和注疏等在内的儒藏系统是不行的。做到了这一点，或许就可以成为新的经典了。 3，读书报：那么这种经典在形成后能否起到引导社会发展、进而将民族影响力扩大到世界范围内的功效？ 陈静：可以这么说。经典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文化，进而形成一种典范作用。中国曾经是世界的典范。虽然在地理知识不甚丰富的古代，人们理解的世界，其实际范围大致只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东亚。但是无论如何，中国曾经长时间地在当时的可知世界里发挥着典范的作用。中国意味着文明彪炳、意味着富足安适、意味着秩序井然的政治体制和意义充实的道德人生。总之，中国就如同她的名称一样，在世界的中心为国，并向着周边的世界展现着一个大国的规模和气度，宣言着为国为家为人的基本道理，成为当时世界长期取法的典范。 汤一介先生领导的儒藏编纂实际上就是整理经典的工作。当我们在经典的阅读中再一次重新温习先哲的理想，当我们沉思先圣的教诲而终于领略到他们博大深远的胸怀，当我们在经典中真正读懂了他们的仁心爱心悲悯之心和忧患之心，也许我们面对世界就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也许我们又会重新获得一套属于中国人却又可以说给世界听的话语，到了那时，中国难道不能再一次成为典范？ 4，读书报：经典的示范引导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其形成难以一蹴而就，不仅需要相当的才识，同时也需要经过时间的浸淫，每一部书要想能够在儒学发展史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 陈静：不错。经典记录了中国人的梦想和他们所理解的当然生活以及这当然生活的根据。中国的读书人，一代一代地阅读着先圣传下的经典，又把自己的感悟和理解以注释的形式添加进去，丰富了经典的内涵并成为经典的组成部分。而中国人的梦想，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一次又一次的注释中重复着，丰满着。 中国经典的积累如同中国的历史一样，是一个漫长但一以贯之的连续过程。从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开始，中国就形成了通过典籍整理来规范文化同时表达理想的传统。到了汉代，五经的传统最终形成，《诗》、《书》、《易》、《礼》、《春秋》成为读书人终身研习的经典。随后，由五经而七经而九经而十三经，中国的经典系统越来越庞大。庞大意味着完备，但也有负面的作用，这就是烦琐，以至于言重于意，道理被语言遮蔽而难以呈明。于是有了抗拒烦琐的简约化要求，这个兴起于魏晋时代的简约化思潮，到了宋代，终于形成了简约化的经典系统，这就是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经典为中心的四书传统。由五经而四书，中国人研习的经典有了侧重点的不同，但是经典作为行事依据的传统却是一贯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我们现在进行的儒藏编纂。 赵伯雄：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整理、汇编文献的活动。尽管历代的编者汇编文献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对今人来说，他们所做的工作，最主要的意义在于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使宝贵的文献不致湮灭。今天我们编纂《儒藏》，其意义却与古人不同。以今日如此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与典藏观念，已经完全不必通过编纂大型丛书来保存古代文献了，因此，编纂《儒藏》的目的完全不在于保存文献。那么，今日编纂《儒藏》这样的大型丛书，究竟为了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是为了更方便地利用文献。 怎样才能达到方便运用的最终目的？精华本把那些最常用的、最有代表性的、最重要的、能够集中反映儒家思想的四五百部作品加以整理，施加新式标点，以便于学人利用，这是方便之一；大全本这样做工程量就未免太大了，因此，《儒藏》的大全本就采用了断句排印本的形式，这也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读者阅读古籍的困难，这是第二点便利；除了标点、断句可以适应现代读者的阅读需要以外，把所有的有关儒家思想的文献集中在一起，构成一部大书，也可免去读者四处搜寻翻检之劳，正所谓“一书在手，应有尽有”，而且这样的大丛书，很容易发展成电子版，便于进行全文检索，这又是第三点便利之处了。 5,读书报：真正的做到像赵先生说的几点便利恐怕不容易，这又牵涉到能否成为同类型书中的经典版本的问题，毕竟，除了北京大学牵头搞的儒藏编纂工程外，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也在搞类似的工程，作为儒藏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史部50册也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 赵伯雄：要想成为经典，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整理过的书必须靠得住，必须可信。倘若人家用了你的精华本也好，大全本也好，信不过，还要去翻查核对原版的古籍，甚至抛开你的版本去看别人的成果，那我们的整理工作就失去了意义，至少是这种意义要大打折扣。 因此，抓好整理的质量，乃是眼下最当紧的任务。整理质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校对，要保证排印本文字与原版不差分毫，一是标点断句不发生错误。这两者比较起来，前者似乎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基础。偶有标点错误，遇上明白人，还能看得出来；若是发生错简漏字之类的毛病，这就实在难为那些读书人了。当然，谁也不敢保证所做的工作绝无一点纰漏，但如何使我们的成果在这两方面的错误率降到最低，是值得我们下些功夫的。这样一个历时十几年的大工程，如何始终保持一种饱满的热情，同时始终保持一种严谨审慎的态度，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读书报：汤先生组织编纂的《儒藏》合作对象就包括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如此巨大的工程为什么又会出现两家单位同时进行的情况？ 汤一介：到目前为止，汉文佛教典籍文献的系统整理至少有21种版本，宋代也有短时间内先后6次编纂《佛藏》的先例，由此可见浩大的系统工程并不一定就只能有一个版本。以我们现在所了解的情况看，《儒藏》两种版本其实不是多，而是少。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编纂体系和方法，可以提供更多的研读对象和研究方法，通过现阶段的努力可以给后代留下更多的、更宝贵的资源。 四川大学的儒藏编纂体现了更大的创新意识，他们打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提供了一个新的编纂方法。而就北大版本而言，我们更多的是沿袭了四部分类传统，按照经史子集的框架进行架构。我们编纂坚持一种开放的姿态，依托北大现有学术资源的基础，更多地跟各个研究机构和单位合作，形成一种强强联合的模式。在精华本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准备同全国27个高校和单位合作，之后进行的大全本编纂将邀请更多的单位参与，以实现学术资源的高效整合。 7,读书报：同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主持编纂的版本相比，此次北京大学组织编纂的儒藏版本有什么特点？ 汤一介：四川大学古籍所的史学研究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其《儒藏》编纂一定会体现其特点和优势。而就北大版《儒藏》而言，我们版本的特点可以从几个方面说。 北京大学图书馆儒学部分的藏书相当丰富，版本质量也相当的不错，可以给精华本部分的编纂提供60％ 70％的版本。同时我们也同国内外其他机构的图书藏书机构保持着相当好的关系，为版本和目录的选定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而就合作单位而言，我们合作的对象都是国内该领域研究内的代表性机构，比如四川大学的史部研究，山东大学的周易研究，这样的一种协作有利于短时间内迅速汇集各单位的学术中坚力量，保证权威性。 另外，我们有着相当严谨审慎的工作态度，从体系的设计、版本的选定再到校勘审定都要反复讨论、数次修订。以这次出版样书为例，皇侃的《论语义疏》我们儒藏编纂中心至少校订了4次，出版社校订了3次，专门请专家又校订了1次，这样算来，到出版至少经过8次校订，而这是保证质量所必须有的态度。 8,读书报：此次出版的精华本样书为何要选择《论语》，为何又选择这样的几本？ 孙钦善：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而《论语》作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文本历来就是儒学关注和研究的重点，是反映原始儒家学派思想的重要典籍，在历史上流传不断，影响深远。 作为儒学经典中的经典，论语校点本、注疏本多不胜数。这次出版的5本注疏各有其特点。日本正平版《论语集解》是传世《论语》的最早、最完整的单集解本，是汉魏古注的集成之作，有其独特的价值；皇侃的《论语义疏》是传世《论语》最早的注疏本，也是南北朝《论语》注释的集成之作；邢昺的《论语注疏》是《论语》的唐宋注疏本的代表，收入颇有影响的《十三经注疏》；朱熹的《论语集注》为《四书集注》之一，是《论语》注释的宋学代表作，对宋元明清影响很大；康有为的《论语注》是近代改良派思想家古为今用的《论语》注释之作，虽然解释上有借题发挥之嫌，但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9,读书报：刚刚孙先生提到域外版本的问题，我们知道，因为上个世纪对国学的片面化认识，国内相当部分的儒学珍本或孤本或是遗失或是毁坏，而类似版本国外还有留存，我们是否有将这种域外版本收录《儒藏》系统的计划？ 汤一介：版本遗失的问题确实存在，海外版本的汇总工作我们理所应当做下去，像此次《论语》样书的编纂就借用了日本保存而国内流失的资料，一本正平版《论语集解》，一本皇侃的《论语义疏》，相关方面工作我们还会继续推进，但因为一些具体的如版权等方面的问题，暂时还处于论证阶段。 另外，随着重大考古发现，新发掘出土的典籍对于这一系统的丰富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比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系列古籍尤其是周易版本极大丰富了研究和考证对象，所以，在《论语》样书出版后，我们下一步进行的就是将马王堆、郭店等新的考古发现地出土的典籍资料整理出来。 今年11月召开的第二届“北京论坛”上我们邀请了全球相关的汉学家参加专门设定的“儒藏的编纂和研究会议”，除了编纂典籍文献外，还要有研究项目，现在着手的包括300万字左右的《中国儒学史》等，明年可以编成。今年还将推出20个选题，采用招标的形式进行。 10,读书报：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到，那就是资金的保障。目前除了教育部首批项目资金500万和北京大学投入的500万外，剩下的资金缺口是否已经到位？ 汤一介：最初教育部允诺提供500万资金，每年100万，五年完成。在2004年拨入100万后，教育部对我们此项工作支持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有150万到账，估计明年还有可能加大投入。而北京大学则会依据教育部资金投入情况跟进，也就是说教育部对此项工作投入多少北京大学校方就会投入多少。除此之外，全国社科基金在2004年也给我们80万的专项投入，这是当年全国最大的一笔投入了。 这样细算，目前大约可以有2000万的资金，而我们的预算是2500万。实际上，因为资料获取拍照费用和专家审定环节预算没有考虑周全，这两部分的科研经费将大大提升，因而会带动整个项目资金的增长，总的费用大约应该在3000万左右，所以目前还是有近1000万的缺口，我们会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筹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