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与儒家思想
三晋文化与儒家思想
——寻找山西文明根脉横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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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简称晋，别称三晋，历史悠久，渊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三晋文化为华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思想在政治、经济、哲学、教育和文化艺术等方面提出诸多主张，其所蕴藏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伦理规范，影响着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到当今社会的一代又一代人，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那么，在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与三晋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三晋文化在儒家学说中地位和作为如何？反之，三晋文化是如何在传承和弘扬儒家思想精髓中，形成其特色呢！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
一、从儒家推崇三晋根祖文化，看三晋文化在儒家思想流派中的主流内涵。
山西是中华根祖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传说黄帝轩辕氏和水神共工氏的部落曾在山西南部活动。神农氏稼穑于长子，后稷种百谷于稷山，嫘祖养蚕于夏县；尧都平阳（今临汾市），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一带），帝尧的大儿子丹朱被封于长子县。中国古代许多优美的神话故事：“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女祸补天”“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共工怒触不周山”等等，都与古代山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尧舜禹德盖华夏，弘扬传承赖儒家。孔子、孟子是中华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集中体现了以尧舜禹为楷模的根植于三晋大地的仁政爱民和举贤用才的政治思想；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以“人为贵”的管理理念；扬善惩恶，不畏艰险，无私奉献精神和以“孝”为首的居家美德。不仅超越了时代，而且超越了国界。可以说，孔孟弘扬、传承了尧舜美德，形成了儒家文化的主流内涵，为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三晋故地育唐风，儒家学说最推崇。在远古4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唐虞之世，山西南部还流传着《大章》《大韶》等乐章。《论语》还记载着孔子听到《大韶》乐时连连发出“尽美矣，又尽善也”的称赞。在反映上自周初，下迄春秋500多年间社会现实生活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是承载三晋文化最早、最可信的母体之一。其“魏风”7篇、“唐风”12篇，都产生于三晋这块肥沃的热土。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老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先德行，后文艺。孔子认为“‘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充分表达了儒家对劳动人民淳朴情感的肯定和赞美，也是融入儒家思想源泉的涓涓细流。
儒家学说统治中国逾2000年，既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稳固与发展，也保存、创造了中华传统文化。而儒家推崇三晋根祖文化，三晋根祖文化在儒家思想流派构成中的主流内涵是不可忽视的，不容磨灭的。
二、从三晋人文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和作为，看三晋文化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中，儒家学说作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一直被因袭下来，但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受到批判和发展。而三晋人文对儒家思想情有独钟，三晋人文在儒家思想的传承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百家争鸣树一帜，三晋变士促统一。荀况，即荀子，战国时期赵国（故里在今安泽一带）人。他是战国末期儒家学派中与孟子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师，是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从春秋末期到战国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变革时代，学术界呈现出“百家争鸣”、学派林立的局面。荀子批判地继承了孔子以来儒家主体思想，并吸取了道、墨、法诸子百家之长，尤其是兼有法家思想，创立了一种适合封建社会一统的政治治国理论，其著作《荀子》32篇及歌谣、散文流传后世，影响至深。荀子的学说经其学生韩非子、李斯的成功实践，成为封建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秦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司马迁在《史记·张仪列传》中曾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人也”。
罢黜百家尊儒术，汉代三晋文武德。汉武帝采纳了潜心研究孔子学说的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启了儒家学说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局面。三晋大地涌现出一代又一代崇奉儒学，从政为民，忠勇大义，才华横溢，淡泊名利，清廉守志，虽经坎坷，而至死不悔的仁人志士，可谓文臣武将士皆忠勇，文人学士大器多。为儒家正统思想争了光，添了彩。东汉著名儒士郭泰，太原介休人，自幼好学，博通古文，及至成人，漫游到京师洛阳。他广交儒生，注重道德，研究学问，与反对官宦专政的河南尹李膺结为友好，被称为聪明、高雅、博学、多能之士，受到儒生们的景仰。他深感世道艰难，拒绝做官，遂闭门讲学，生徒达数千人。很多人在品德学问上以他为楷模。当时，太学生和士人曾给全国三十二位大名士立了“八俊”（俊杰），“八顾”（有德行），“八及”（能引导后进），“八厨”（有钱救济贫士）的称号，郭泰被列为“八顾”之首，大有孔子之风度。河东解州（今属运城）人关羽，生于东汉末年，是三国时期以勇猛刚强，忠义双全称著的杰出将领。“三国演义”有许多关于关羽的故事，“桃园三结义”“千里走单骑”“夜读春秋”“义释曹操”，几乎家喻户晓。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把关公当作忠义的化身，尊为与儒家正统“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尤其到清代标榜关羽为“万世人极”，封之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清史稿·礼志》）在北京修建了关帝庙，并通令全国普建关庙，按时奉祀香火。尤其在山西每县必建文庙，每村必建关庙，在运城县解州城西至今保留着一座全国最大的武庙——关帝庙。尊崇关羽，实际上是推崇儒家标榜“忠”“义”的正统思想。
唐代诗人唱大风，“不平则鸣”出河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太原人，是与李白、杜甫并列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他推崇《论经》之“风雅比兴”传统，极力反映人民思想愿望和社会精神风貌，以补察时政。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写道“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闻也；人情之衰乐由斯而知也”。另一位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唐代杰出的散文家、思想家柳宗元，山西永济人（古属河东），他反对骈文，提倡“文道合一”“以文明道”，文章要求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务去陈言”“辞必已出”，主张“先立行”“再立言”。他在《捕蛇者说》篇末写道：“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尤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以客观现实的生活事例，深刻揭示了“赋敛之毒甚于毒蛇之毒”的真相，证明了孔子之说，体现了其对儒家“仁政”思想的尊崇和呼唤。
儒术斗法不得志，辉煌巨著弥社稷。及至宋代，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宋代夏县人司马光，官至翰林院学士兼侍读等职，他以积极的态度，连连上书，陈述自己一整套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儒家主张，并在荐贤斥佞斗争中，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争，从不顾及个人安危，被称为社稷之臣。宋神宗亦感慨地说“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无过”（《宋名臣言行录》卷七）。司马光虽然在与王安石变法斗争中，因不得志而退居洛阳。但他为从历史成败兴衰中，提取治国借鉴，“使观者自责善恶得失”，俟志历十九年之艰辛，著成《资治通鉴》294卷，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史实，成为我国历史上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又一辉煌巨著，被人们称为史学瑰宝，广为流传，权益世代，丰富了弘扬儒家思想的宝库。
罗氏塑造“武圣”公，青主之儒“觉”为宗。及至明清儒家思想在三晋大地开放出灿烂之花。太原人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贯穿着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塑造了“武圣”关羽的正统形象而家喻户晓。罗贯中笔下关羽不仅是忠义的化身，后世至今还把关公尊为财神。我国十七世纪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傅山，字青主（太原人），不仅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医学诸方面有很高成就，而且在儒家学说方面有独特思想。傅山主张文章实用说，赞同儒家“天人合一”，而又认为天人关系，不仅相合也有相分，是分与合统一。他提出道家“泰初有无”命题中的“无”不是真空虚无，而是形与无形的统一。傅山尊崇孔孟，而又反对独尊儒术，他主张“餐采说”，提倡在广泛研究基础上成一家之言。他重视诸子学，认为子学以给人“明志、思道、取节”之启迪，在总结批判基础上才能继承发展。傅山主张以市民意识为依据，对古代思想进行审视，提出创新见解，谓之“反常之论”。他说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自然品格，应自尊、自立的独特思考，认为学本是“觉”。《霜红龛集》序称：“……国初儒者如孙更峰、胡石荘、黄梨州、陆桴亭、顾亭林、李士宝、王船山及傅青主庐氏皆遗老之魁硕，后学之津逮”。傅山之师儒学，注重取其精，而用于行。在《霜红龛集》卷三十一“读经史·学解”中，傅山讲道“乃孟子称伊尹为先觉，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觉者，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乐尧舜之道学也，而就汤伐夏以救民则其觉也。觉桀之当诛，觉汤之可佐。故幡然曰，使君为尧舜君，尧舜汤也。尧舜汤者杀桀乃所以为尧舜也，是觉也。谁能效之，谁敢效之，不能效之而文之曰非其时也。其时矣，而不愿效之，曰吾聊乐尧舜之道，世儒之所谓学也。”对乐谈尧舜之道，而不见行为者，给予严肃的批评。傅山，自号“朱衣道人”，实则为“三教合一”之博士。明小说家冯梦龙说过，“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儒教出圣贤，佛教出菩萨，道教中出神仙”。傅山先生真乃道本儒末，佛在心中之超凡脱俗之大儒也。
以诚取信通天下，三晋儒商誉华夏。在明清500年间，山西有过一段搞经济的辉煌历史，其金融票号，星罗棋布，汇通天下，独领风骚。当时的山西是全国最富有的省份，其金融资本、不仅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和资本，而且插足亚洲，把触角伸向了欧亚等地。当时全国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晋商为首。全国十六家大财东都是山西人。究其晋商发迹、拓展、辉煌之根本，皆以诚为本，以信取人。山西商人尊崇孔孟学说，信尚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思想，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儒家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历数山西明清商人不少是弃儒经商，儒商结合，经商者都十分注重受教修身。“大德通”商号对入号同人并学徒的教育，则以儒学为主，“命阖号同人皆读《中庸》《大学》，盖取正心、修身，而杜邪教之人”《晋商－史料与研究》“传统文化与山西商人”一文指出：“在儒家义利思想影响下，山西商人入财利之场而不污，守信耐劳，谨厚重义，被誉为‘轻财重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他们重商誉，以诚取胜，……其处身立业之道与士无异”。可以说，山西古代商人吸取了儒、法、墨、道诸家文化的良性影响，创造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文化，建立了一种在竞争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晋商精神。这是山西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从弘扬三晋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精髓，看促进山西先进文化建设，振兴山西经济的意义和前景。
人类历史总是在不断总结、批判、传承、发展中前进的。儒家推崇三晋根祖文化，形成了儒家思想的主流内涵；三晋文化在传承儒家文化精髓中，树立了具有山西特色的三晋文化。翻开山西地方志，广泛记载着各地的风俗：“勤俭质朴，有尧之遗风”、“士躬理学，兼集辞章。敦厚不华，勤俭好学。工商务实，人物辈出，有文武全才”，“尊卑有序，内外有序，亦庶乎知礼者”“淳本好义，俭而循礼”……许多古籍言之凿凿地称山西为“礼仪之邦”。人们是在自己所处的由风俗习惯构成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人们成长过程中，风俗习惯对我们产生的许多影响都被深深地植入大脑皮层的原始部位。正是这些在一般情况下，都是最明显，又习以为常的风俗和习惯，以最深刻、极微妙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喜怒哀乐，影响着一个人的基本思维与理念，包括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可以说儒家文化从根祖尧舜到孔孟立说；从荀子到韩非、李斯；从司马迁、司马光、陈廷敬到白居易、柳宗元、傅山；从廉颇、蔺相如、卫青、霍去病，到关羽、薛仁贵、杨业；从民间民俗到名人学士，其儒家思想之精髓已深深地根植于三晋大地，家喻户晓，深得人心。尤其是到明清晋商文化，使儒家思想在三晋大地上，实现了政治、文化同经济的结合，把儒家“义”“利”观和“仁、德、礼”观发挥得淋漓尽致，潇潇洒洒，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当今山西提倡“寻找文明根脉，建设文化强省”之际，笔者以为，寻一寻儒家思想根脉在山西传统文化之传承，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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