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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到民间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社会各界掀起了新一轮儒家文化热。然而，世易时移，当代中国新儒家面对多元复杂的思想界，为重构儒学的新叙事寻求理论资源，需要走一条与自由主义、新左派等其他思潮理性对话的路，才能为中国社会的未来道路凝聚思想共识。 众所周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现代化与革命化的双重历史逻辑演进之下，主导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被视为农业社会的思维产物，与现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格格不入;同时，其维护现实秩序的保守性思维，与需要广泛社会动员的革命斗争亦难以适应。由此，其被视为中国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及至文化大革命，“孔家店”里存货无多，几乎被扫荡殆尽，即如列文森所言，儒家已成为博物馆里供人凭吊的陈列品。伴随上世纪冷战结束，“历史终结论”与“文明冲突论”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认为自由民主才是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而后者则认为伴随意识形态之争的消解，本土文明的价值必会凸显，这即要求保留历数千年而不衰的儒家文明，由此以保守主义的姿态，兴起了改革开放后的大陆新儒家叙事。 就本质而言，新儒家之“新”有其内在的历史叙事。在历次新儒家的鼎革之际，都会面对独特的中国问题。 孔子之所以有心创立儒家学派，在于面对春秋末期，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政局，冀图通过恢复“郁郁乎文哉”的礼制来重建社会的人伦秩序。周秦转换之后，董仲舒等大儒亦要面对从列国纷争到天下一统的划时代巨变，基于儒家立场，博采众长，构建一统秩序下的儒家意识形态。及至唐宋，佛教东传，道教盛行，面对异质的文化形态，淡薄的儒门只有赓续道统，出入佛老，才能别开生面，继之以新理学。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不断受到挑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困境。肩负存续文化道统使命的士大夫与有识之士，从康有为、张之洞，到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都奔走呼号，从政治、社会，到文化、教育等领域试图力挽狂澜。在全球化时代的当今，面对市场经济与各种思潮的冲击，本已是“花果飘零”，成为“游魂”的儒学，如还有一阳来复的转机，儒家群体(无论是大陆、港台还是海外儒学，抑或政治儒学、心性儒学、制度儒学还是乡村儒学等)就必须有集体的自觉，抛弃门户之见，面对时代问题，持守共同立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努力。 但儒学作为中华文明之表征，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必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在笔者看来，儒学最核心的生命力即在于有开放而包容的心态，敢于直面困境的勇气，与时俱进的历史智慧。儒学自诞生之日起，并非一家独大，在孔孟时代，儒墨道法并竞于世;至汉武帝时期，儒学被官方正式接受，甚至有独尊的趋势，但儒家仍能以开放的心态融汇各家之长;面对唐宋佛老之挑战，儒家并不回避，最终能兼收并蓄，别开生面。由此，当代新儒家要想使儒学有“一阳来复”，“灵根再植”之机会，就必须直面当下多元而复杂的思想界，以宽容的心态，对话的方式，理性的思维，来重构当代中国的新儒学叙事。事实上，当代大陆新儒家也正在作类似努力。(作者是中央党校文史部教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