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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91年前，31岁的顾维钧以这句充满智慧与胆识的话震动列强，一次巴黎和谈，把山东之于中国的意义告知世界。 作为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山东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儒家文化成为主导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精神圣典，其贱利贵义的义利思想、足食足兵的富国思想、轻薄税敛的赋税思想、黜奢崇俭的奢俭思想，凝聚于“内圣外王”之理并指引了无数王侯将相、豪商大贾的人生之路，称其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绝不为过。另一方面，作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其洋洋洒洒十万言的经济学巨著——《管子》，为中国古代经济的繁荣和鲁商精神的奠定夯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相地而衰证”，已经提出了级差地租理论，而在《管子·奢靡》一文中，又点出了凯恩斯定律的精髓——以消费需求拉动生产。而这两大当时领先于世界的经济理论，不仅让齐国“遂滋民，与无财”，至今也仍在被我们国家不断运用。 齐鲁商帮之所以能自成熟于两汉到纵横至今，成为中国最受尊重的商业群体之一，凭借的正是其积淀千年的文化根基——“儒”为“商”本。 山东人自古便被称为“大汉”，“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的豪侠之气与生俱来，这与传统概念中精打细算的商人形象大有差异。然而，山东人用实践证明，大气豪爽也难抑精明，山东不仅出“儒”，更出儒商。山东人的个性是如此之鲜明，即便落草为寇，做的也是“替天行道”之举，水泊遗风印证着山东人兼济天下的理想，也同样印证着齐鲁商帮文化。 那么，与“生于内”的浙商、“生于外”的潮汕商帮相比，鲁商的个性究竟是什么？“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虽身为商，却有着其政治理想，这可能是鲁商的与众不同之处。 依照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的说法：山东人就其精神来说，能成为好官吏，学问也精湛，但不太适合于商业。这也正源自儒学的影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重义轻利的齐鲁人不愿从商便成了传统。随着改革开放与国企转制，山东的商人方借机亮相，青岛电冰箱总厂变身海尔，张瑞敏与他的名牌战略正是当代鲁商的一个标准缩影。 鲁商的政治抱负抑或政治色彩之浓郁，堪称中国之最，“一手拿《孙子兵法》冲杀、一手拿《道德经》搞阴阳调和”，“不断寻找企业、国家、社会的利益与战略的结合点”，这是经济学家对于鲁商特征的写照。诸如海尔兼并红星洗衣机，中国重汽接收ST小鸭，济南市副市长马纯济被派驻中国重汽等，都映射出了鲁商从商的一大目的“治国平天下”，由此，也才有了2004年学术界那场大讨论——“张瑞敏到底是企业家还是国家干部”。然而，2002年，济南的大批国有企业因经营无方而倒闭，其上市公司全部被“ST”，一家原来的利税大户负债139%、巨亏83亿元，“济南现象”震惊山东，震动全国，也让鲁商自此反思其“官商”帽子的利弊。 更加坚定地走市场化之路，这是鲁商们已经选择也必然选择的道路。由此，中国品牌的“山东制造”也在不断地聚力图强，其内部以鲁能、重汽、济钢、兖矿、时风、力诺、三联等为代表的“狭义鲁商”阵营和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岛啤酒、双星、南山、金锣、青岛港等为代表的“齐商”阵营已然确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重教化，重节操，但狭义上的鲁商因更近内地而更求稳忌变，因此国企占据绝对主导；齐商近海，更显开放活跃，擅于运筹帷幄。 如果非要归纳鲁商精神的内涵，大抵可用以下三点概括：第一，吃苦精神，还是引用李希霍芬的话：“就吃苦而言，没有比山东人更优秀的了。”山东人秉承了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鲁商的奋斗史中绝少不了吃苦二字，因此，鲁商是实力派。第二，诚信，依照孔子的主张“见利思义”，尊崇儒家思想的鲁商有着强烈的道德感，孟子后裔孟鸿升创立瑞蚨祥之初，便立下了“以德为本，以义为先，以义致利”的从商纲制，因此，鲁商是商业道德的维护者。第三，精神为先。翻看企业薪酬榜，我们不难发现，鲁商的企业家们，其收入普遍无法与浙商抑或粤商们匹敌，但他们的企业也有着同样的强大盈利能力，然而，他们却鲜有怨言，鲁商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树立榜样，塑造企业文化来弥补其员工们的收入不足，以精神鼓励替代物质鼓励。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维护了市场经济中罕见的无私奉献精神，另一方面也为其吸纳高级人才造就了瓶颈。 思量此三点，我们不难发现，如果用儒商的标杆来衡量，鲁商无疑是中国各大商帮中的典范，正如张瑞敏所说，海尔“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就是儒家、儒商式的管理模式。作为儒商，要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有着坚定的价值观和权益观，对于规则要德法并重，对于决策要慎思笃行，对于市场要践诺守信，对于财富要慎独廉洁，这些无疑是值得国人称道与学习的文化瑰宝。 然而，求稳求实的精神也早令鲁商显现出地域性的局限，他们似乎缺乏外向与扩张的动力，固守本土、同地竞争成了诸多鲁商们的真实写照。如何让现代意识、市场意识更多地融入其儒家商业文化，为大儒立商的精神赋予更多的辐射力，应是鲁商们需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