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家范曾有这样一句短短二十四字的自我评价：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 年届76岁的范曾，可谓名满中外，但围绕他的争议，几乎和他的名气一样大。 有人批评他太自负。翻翻十年前刊行的《范曾自述》，字里行间，确实不时流露出名士气派。那本书中有一幅自画像，画中的范曾侧身凝视挂在背后墙上的道家开山祖老子像，画名很直接，就叫《老子看老子》。 而今天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的人，心里恐怕也会感到惊讶：一个经历大半生风雨跌宕，始终与书画为伴的老者，脾气居然仍如此暴烈，真是罕见。 更让外人琢磨不透的是，一向以特立独行自诩的范曾，到了古稀之年，突然投身甚为时髦的“国学热”中，这又是所为何来呢？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三年多前，由央视出身的传媒界女强人王利芬一手操办，范曾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开讲国学，前后持续半年，整个过程还拍摄制作成了100期的电视节目。 对于自己为何暂时放下手中的画笔，开讲国学，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的范曾，有过一番不乏历史感的说明： “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不容易的。一百七十年来任人宰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受尽了一切耻辱，今天我们终于敢向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而我们所发出的声音，要回归到古典的中和仁恕。中和仁恕这个概念，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接受的话，我们的世界会省去很多麻烦事，这就是我不厌其烦地讲这些内容的原因。” 他认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不容易找到方向，他们需要国学，以便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知道努力的方向；中年人则应该以国学奠基，去面对与原来的理想差距太大的现实，修正现在，感知将来。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他说，“对于年长的人来说，这盏灯不光照亮了自己，更多的应该是照亮了别人。” 《范曾自述》中回忆，他生在江苏南通一个书香门第，尽管适逢抗战爆发，幼年在苏北农村颠沛流离，但上海美专毕业的父亲家教甚严，要求他们兄弟三人诵读古书，吟诗作对，他对绘画的兴趣以及最早的国学根基，就是那会儿打下的。 俗话说：三岁定八十。一个人最初的爱好，往往就是他最终的归宿。经过数十年来在中国画坛、艺坛摸爬滚打，苦心经营，得以扬名立万、名利双收之后，范曾回归国学，也算是回到原点了。 范曾开讲之时，喜欢引用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那首有名的哲理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按他的理解，朱熹把中国文化比作一面镜子，天光云影在里面徘徊，它能如此丰赡、渊博而又清澈、纯净，是因为“源头的活水”，即中华民族的经典对我们生命本源的开启。 所以范曾说：“我们对列祖列宗流传下来的一些非常精粹的思想，应该永远怀有敬畏之心。” “番语枝头雀，不是家山鸟” 新世纪之初，范曾出版过一本集子《范曾散文三十三篇》，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要选这么多篇目呢？内中自有玄机。 原来，在儒释道三家的诸多经典中，范曾最推崇的是道家的老庄之学，而流传下来的今本《庄子》，就是三十三篇。 《范曾散文三十三篇》开卷第一篇叫《大美不言》，题目出自《庄子·知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顾名思义，范曾在这篇文章里要讲的，是2300年前庄周先生的美学思想和艺术观念，颇有借故抒怀之意。 但纵观范曾多姿多彩的生活历程，他显然不是一个超然物外、甘于淡泊之人，“不言、不议、不说”并非他所能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境界。 20世纪90年代早期旅居法国的三年，是范曾后半生中为人议论最多的时期。也许是难耐客居异国的寂寥，也许是为了排解种种不言自明的精神压力，他写了一本《庄子显灵记》。在书中，范曾问天问地，跟各国“圣贤”如柏拉图、海德格尔、毕加索等对话，而庄子本人的身影，贯穿全书。 在法国的时候，范曾填过一首词：“庭芜又见正春韶，听隔窗，和鸣喧嘈，番语枝头雀，不是家山鸟。梦醒今朝，方觉得音书杳。”他解释说，枝上的鸟讲外国话，我听不懂，因为不是家山的鸟，梦醒了看看邮箱里没有信，自然有种孤独感。 独在异乡为异客，跟国学的土壤和氛围割裂开来，可能正是范曾一度孤寂、不安的深层根源。他承认，巴黎的空气虽好，巴黎郊外的田园生活也很惬意，但国学才是自己真正的“空气”，而人离开了空气不能生存。 1993年初夏，范曾顶着不少压力和非议，决定重返故国，回到母校南开大学任教。除了种种基于现实的考虑外，割舍不掉的国学情怀，恐怕也是动力之一。 范曾就是这样一个身上充满矛盾的人，他既奉老庄的“出世”“无为”思想为圭臬，在个人生活实践中，又处处体现“入世”“有为”的心境。真的是无法穿透，难以“言说”。 “此学绵绵无绝期” 二十余年前，身处异国的范曾借庄子之“灵”，执笔为文，“隔空”对话西方历代大贤。2010年春天，即正式开讲国学前夕，他在北大与新儒学当家人、前哈佛大学华裔哲学教授杜维明，进行了一场连续五天的面对面“国学对话”，主题叫作《天与人——儒学走向世界的前瞻》。 据当时媒体报道，北大、人大、南开三大名校及来自范曾老家的南通大学一共四位校长齐齐出席，场面甚是喧闹。 范曾回忆说，那次他和比自己小两岁的杜维明一共对话九个钟头，事先没有准备一点提纲，彼此心领神会，因为都是“几十年霜晨夜雨的辛劳里面，渐渐地有所体悟”，融而汇之，水到渠成了。 跟他对话国学的名家，不仅有杜维明这样地道的学院派高手，还有美籍华裔数学家陈省身（曾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及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范曾的南开学 长）、丘成桐（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及沃尔夫数学奖得主）师徒，以及老而弥坚的杨振宁等擅长理科的“国学票友”。 比如丘成桐。据范曾自己讲，人家都说丘成桐这人很不好谈话，但有一次丘到他家里来，两人一见如故，谈论诗词，高兴得不得了。生在广东、长在香港，任教于哈佛大学的丘成桐，深受在大学教授哲学的父亲影响，自幼对中国古典文学及中国历史有浓厚兴趣，造诣也颇深，背景与范曾多少有点类似。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毕生以书画安身立命的范曾，跟陈、丘、杨诸人一样，都是“国学票友”，而非所谓国学大师，只是各自入门路径与程度深浅或有不同而已。 范曾常喜欢引用佛教经典《妙法莲华经》中的说法：人生有八万四千种烦恼，就有八万四千个法门。自负如范曾者，也不能不承认，如今他所做的工作，只是依据自己日常读经的感悟，给大家提供一些方便的法门，以便对国学起到普及推广的作用。 在总结开讲国学的心得时，这位熟读诗书的白发老人的回答几乎不假思索：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学绵绵无绝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