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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表明，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的合法性不是以是否儒学化来证明的，而是由它是否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来证明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把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图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址。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其成为中国人的新思想、新文化(300336,股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包括与儒学展开思想论战、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探讨如何“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等。应该说，马克思主义能够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与一个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这一切努力分不开的。但是，能不能由此就断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学化，马克思主义只有儒学化，中国哲学才能够获得合法性。对此观点的思考关系到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以及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它是我们必须面对并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 研究方法的审视 我们认为，要明确地回答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首先得厘清两个方法论的问题。 其一是研究的视角。就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争论看，人们实际上是在两种不同的话语系统中展开：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和再创造，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儒学化，也不可能儒学化；一种是儒学的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把马克思主义是否儒学化作为评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标准，或者说，作为衡量马克思主义能否解决中国问题的标准。实际上，这两种话语系统表达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因而，我们若要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儒学化，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哲学传统中的一部分，就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即采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角。 其二是研究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包括如何看待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东西文化碰撞和交融、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中国社会变革对不同哲学形态的影响等诸多问题。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之话语系统不同，所以，大多数学者都是从一个切面，单个的概念或要素对比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这样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与这种方法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从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形成和转化的总体性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或许我们才能找到破解问题的新途径。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系统和历史主义的方法，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发生关系的社会基础和实际的历史进程，来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儒学化以及是否可能儒学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发生关联的社会基础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是儒学化，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合法性，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它的历史前提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发生关系的社会基础和实际的历史进程。在这里，我们将先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发生关联的社会基础。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它的现代化不是从自身的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下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思想理论也涌入中国，中国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发生关系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制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机制是由三个方面的内容及其关系构成的。这些内容是：（1）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革命实践相结合；（2）批判地吸取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使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3）直接参与中国现代哲学传统的创造，使之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一部分。在这三个内容中，第一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它决定了中国人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接受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接受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接受苏俄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同时，它决定着第二、三两个方面的内容，既决定着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以及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是排斥还是吸取，排斥什么，吸取什么，也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哲学传统的创造。这三个方面内容及其关系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发生关系的社会基础，也是测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何者更具有合法性的尺度，离开这个尺度，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及其相互关系就很难评定。 在这里，我们想强调的是，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此，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首先要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置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察。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发生关联的历史进程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思想交织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20—30年代。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对待儒学的态度是双重的：在思想资源上，马克思主义对儒学持肯定态度，比如李大钊在阐发唯物史观时，就吸取和改造了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心性理论；而在对待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却与儒学发生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的焦点在于：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把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还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传统来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把中国的现代化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前者，倡导“科学”与“民主”精神，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主张后者，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的意义。这种对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前景和解决路径的不同理解。由此决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也不可能把儒学作为自己的文化内核。 第二个阶段：20世纪30—70年代。在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本本主义，坚持中国实际、中国道路的斗争中开始重新评价中国的思想传统，自觉地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传统的联系。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把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在这里，毛泽东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于中国思想传统的遗产问题作出了清晰的说明，并从方法论原则的高度予以阐释。事实也表明，毛泽东真正做到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相结合。《实践论》、《矛盾论》就是运用辩证唯物论来吸取和改造中国思想传统的典范。由此可见，即使是自觉地吸取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并没有以儒学为文化内核，使马克思主义儒学化，而是立足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内核来改造儒学，使其“古为今用”。 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这个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实现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正确处理和平与发展时期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关系，吸取了中国辩证思维传统中“仇必和而解”的思想。邓小平在谈到“南南合作”时说：“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争端上。不要自己抵消了力量，丧失了发展时机，使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要利用目前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我还是一句话"和为贵"。”邓小平在这里引用的“和为贵”就是儒学的重要思想。但是，邓小平强调“和为贵”并不是简单地因袭儒学的思想，而是把它融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之中，所以，在他那里，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中国的独立自主是第一位的。进入新世纪后，“和为贵”又成为了建构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但不是唯一的思想资源，建构和谐社会的更重要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和生态学思想。正是这样，新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更为重视，也研究得最多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吸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远远超过了吸取儒学的思想资源。事实也证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解答当代中国发展问题时，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不是单纯的儒学理论。 从以上三个阶段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对儒学思想的吸取，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吸取儒学思想资源的同时，也在改造儒学，并推动儒学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儒学新的形式，激活了儒学中富有活力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儒学化，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吸取儒学的思想资源时，从来就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而恰恰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来吸取和改造儒学，使其现代化了。同样地，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依然是西方的学说，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表明，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的合法性不是以是否儒学化来证明的，而是由它是否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来证明的。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测定各种思想和学说在中国合法性的理性尺度，不仅马克思主义需要以这个尺度来测定，就是儒学也需要以这个尺度来测定。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是否依然具有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儒学化了，而在于它是否能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