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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复兴及其方法”座谈会纪要 时间：2011年1月27日上午 地点：民族大学文科13楼会议室 与会人员：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 葛荣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周桂钿：北京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主任 王殿卿：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副主任 王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国际儒联宣传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王志捷：北京市委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次会议由 张践： 近日有关儒学的话题接连不断，而且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儒学研究者必须及时做出回答。首先是山东省曲阜市要在距离“三孔”3公里处兴建一座40多米高的基督教堂，郭齐勇、蒋庆等十位儒家学者联名呼吁政府加以阻止，并公开呼吁政府承认儒教是国教。其后山东省教委发出文件，要求全省中小学不许全文阅读《三字经》、《弟子规》等儒家经典，理由是担心青少年受到其中糟粕的毒害。但是北京市教委几天后明确表态，北京市中小学开展经典诵读活动，不对经典原文进行删改。1月11日，国家博物馆北门竖起一座9.5高的青铜孔子像，面临东长安街，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几大事件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引起了诸多学者和网民的热议，其中一些极端观点也引起了民众的疑惑与彷徨。我们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对此涉及中国未来的重大问题，有义务进行及时的研究，发出我们的声音，以便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关于天安门孔子像，网上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有人说孔子像还要挪走。网上反对塑像的声音，多数是“文革”的那一套理论，至多读书多的人谈一点“五四”的观点，看来文革思维定势仍在影响着人们的头脑。请大家来的目的会议通知上已经说明了,就是要请各位有影响的学者们就上述重大事件进行讨论并发出声音。下面请大家开始讨论。 葛荣晋： 2011年1月，不管是山东省教委还是北京市教委在对待《弟子规》等儒家经典上虽有不同，但是都同意《弟子规》进中小学课堂，组织学生诵读儒家经典，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道德严重滑坡是一个不争的实事。道德教育从青少年抓起，从《弟子规》中学习如何做人的道理，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文明水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一个重大的文化战略决。从“五四”批判尊孔读经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再到现在的诵读儒家经典和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竖立孔子巨象，从20世纪80至90年代民间社团组织幼儿园和中小学生诵读《弟子规》到省市教委组织中小学生诵读《弟子规》，是当代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觉意识与理性回归的反映，也是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表现。有些人认为现在是“国学热”，其实，我认为现在国学并没有太热，只是部分社会媒体的炒作罢了，只有在条件成熟时，教育部将国学纳入整个教育体系，那时才是真正的“国学热”。 陈来： 首先祝贺办事处的成立。尼山圣源书院的成立是对儒学弘扬的一大贡献，书院在北京成立这么一个办事处还是很有必要的。《弟子规》是做人的基本礼仪规范问题，中小学生们很应该读一读。 孔子塑像我本来没当作大事，也没想到有这么多反对意见，前天开会才发现问题有点严重了，研究儒家文化的主流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其实这件事媒体有误读，塑像并不是立在天安门广场，而是在国家博物馆的北边。所以，说塑像在立在广场是不符合事实的。广场的区域和界限是大家熟悉的，孔子像所立的位置其实并非天安门广场的一部分。这些反应，有的主要是受启蒙主义的反传统影响，另一种是将广场只看成革命的象征，将广场与中国文化割裂开来。我认为对于立塑像，赞成者一定不少，网上表达了不少反对的意见，但并不等于社会大多数人反对。一般而言，觉得事情正常的人们就不需要去到网上表达了。所以去上网反对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这个估计要正确，我认为在国家博物馆前塑孔子像是合适和适宜的，符合中华文化复兴并走向世界的方向。 从塑像所在的位置看，也是正常的。国家博物馆是国家的博物馆，而且是国家历史文化的博物馆，其宗旨就是要展示中国历史文化。在这里立雕塑当然要能够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一定要找一个象征，那当然是非孔子莫属了，总不应是秦始皇吧。国家博物馆是做了一件大好事，符合大多数国人的意见和文化潮流的方向。 首先，这件事情如果放大看，立像本身确实也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即使社会把它理解为是在天安门广场，也有其重要的意义。当前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团结两岸三地和一切海外华人，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塑像的消息一出，台湾立即有反应，认为大陆要掌握中华文化的主导。马英九最近提出要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打文化牌，这与过去陈水扁的去中国化完全不同，对于台湾的和平统一有其积极意义。但话又说回来，真正能推动传统文化复兴的还是大陆，所以大陆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对于未来的祖国统一具有很大影响。塑像表达了明确的认同中国文化的信息，被解读为大陆要掌握中华文化发扬的主导权。如果塑像的建立能起到这种作用，是好事。 第二，仅仅将天安门理解为革命文化的象征是片面的。它更应该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象征。从政治上看，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立孔子像这件事应当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体现。目前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应该是个中国人，致力于民族、文化的发展。立塑像内在包含了承认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这会发挥积极的作用，与孔子学院的建设一样，客观上表现了政府对于孔子的认可，所以应该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体现。今天，执政党越来越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孔子塑像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新阶段的一个标示。 第三，孔子塑像表达了今天的我们要跟五四以来和文革的全面否定传统的做法彻底分裂，欢迎孔子回来，重新走进我们的生活。有人说孔子带着温和的微笑回来了，为什么现在民间有这么强的传统文化热？我认为这是对当前现实需要的反应，在当前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其他的资源帮不了我们，解决社会当前面临的伦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问题，儒家文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老百姓对于抽象的文化概念不感兴趣，如果儒学对于现实生活没有用，老百姓是不会这么热衷传统文化的。它反映了人民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现实积极作用，所以当前的传统文化热是大好事。人民是从切身需要体会到传统文化的价值，人民的文化选择是用脚走出来的。我们的思想再也不能落后与人民和时代了。如果像以前那样批判孔子，不仅落后于人民和时代，也落后于世界。美国国会去年声明向孔子致敬，这不是偶然的，面对中国崛起，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孔子对于人类的价值与贡献。在文化建设上我们应该走到时代的前头，十四大后已经提到了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所以我们千万不可落后于人民、时代和社会实践。 关于儒教问题，我认为在同情儒家文化的人中，持儒教说的是少数，认同儒家文化的是多数，所以“儒家说”是最大公约数。因此，我不赞成把对“儒教说”的承认作为讨论公共事件的底线和前提，这不符合目前大家的文化心理。底线和前提应当是要求承认儒家文化的基本价值，而不是承认儒教论。对于儒家的理解应该更加广阔才好。 张学智： 国家博物馆前竖立起孔子塑像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本来那里也可以立别人的像，但是地方有限，只能立孔子的，他是中华文化的象征啊。很多人的反应还是有中西文化之争的痕迹。因为经济的腾飞，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日益增强。《弟子规》是传统经典，不必改动，可以在学习过程中有所取舍，至于经典本身应留待历史评论。《弟子规》中有的不一定全是儒家的思想，比如“勿践阈”是说人不要站在门框的中间，这不是什么儒家的东西，而是做人的基本行为规范，是任何人都应该遵守的。关于儒学与儒教问题，儒学不一定是宗教，尤其是国教，没有必要。主张国教说给有些反对儒家的人提供了口实。所以立国教说是有很大问题的。 周桂钿： 听说了孔子塑像的事情，先是感到突然，后来想想很合适和正常。孔子立在那里是应该的。孔子出来有意见了，说明有人还是谈儒色变，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从小就批孔，满脑子都是儒家的反面印象。我是三十五岁后开始学儒学，对于儒家的印象才改变了。我给同学打电话，他说孔子是保守的，为什么要宣传他？我说孔子的保守究竟体现在哪里？他说因为孔子是复古的。余英时说儒家成了幽魂，但民间还是有许多人很信孔子的。天安门立孔子像是合时和理性的。全世界已经有了三百多所孔子学院，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形象代表，是中国的品牌，立个像有何不可呀？五四批孔是因为将国家的落后归结为文化落后。认为孔子讲和谐，对于革命不利，故要批孔。当时批孔的都是精英分子，那时批孔应该肯定，闹革命就是如此。现在推崇孔子也是对的，时代变了应该与时俱进吗。 关于《弟子规》的糟粕问题，其实经典的糟粕与精华是很难分清楚的。僵化区分是误解了，精华与糟粕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对于文化经典，主要是领会其精神，而不是分什么事精华和糟粕。有人要删《弟子规》，朱元璋删《孟子》都删不成不成，你一个教育厅长能删吗？如果每一代人都想删改一下，那经过几代人后，就没有经典了。所以不能人为删改经典。 李存山: 现在全世界已经有三百多所孔子学院，不就是为了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吗？所以立孔子塑像是完全应该的。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春秋以前的文化赖孔子而传，春秋以后的文化赖孔子而开，没有孔子就没有春秋以后的中国文化。那么立孔子像与孙中山、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我认为，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的一位伟人，他的伟大功绩是用民主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予总结，继承他们的思想。1949年以后毛的思想倾向于反孔，特别是文革时期把批孔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是很不正常的，可以说是荒谬的。毛泽东早年受教于大学问家杨昌济,杨是当时中西兼通的一流学者，毛的思想中有国学的根柢。马克思主义要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就必须成为中国化的东西。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最根本的标志就是以人为本，用和谐社会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 康有为的儒教说表面是儒家的,其实也学习了西方的基督教。比如以前的孔庙不让女子进去，康有为说孔子是全国的“教主”，所以女子也要进孔庙。儒家在宗教鬼神的问题上保持着一种“战略的模糊性”，如果一定要讲明白,那就得学习西方。梁启超说儒家虽近于宗教,但与其他们民族的宗教不同。我认为可以有一部分人把儒教作为宗教来信仰,但这不会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和特色。其实大部分人是反对蒋庆的国教说的。儒家历来只有一重合法性，就是民本思想，“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蒋庆却说要三重合法性，这是与儒家不一致的。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研究和重新评价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这对于后来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复兴中国文化等等，是有很大作用的。这与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和国际儒联等学术团体的活动是有密切关系的。儒学的复兴可以有多种形式，应该学术研究和普及两方面并重。 至于国学经典的删节与否，可以由学者和教育者讨论，不必强求统一，不应该由教育官员来决定。我认为经典的选本也是可以的，较为简练的选本是与青少年的学习时间和理解力相适应的。历史上的儒家的东西并不是要全部继承，比如对于女子的限制等等，怎么能够完全继承？《礼记·曲礼》中有爵位高低的多妻制，《内则》说女子上街“必拥蔽其面”，这在现代肯定是不合适的。我们既要继承儒家文化的常道，也要对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有所“损益”。 周桂钿： 选本与删节本是不同的。选本是正常的做法。唐代魏征《群书治要》就是选本，从各种书中选出与政治关系比较大的内容。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是选本，选录史书中有助于借鉴治理国家的史实。删节本，出于某种目的，对古代典籍进行删节，一般说是不合适的。一个朝代有一个说法，删节一次，两千多年，经过多次删节，《史记》就不像样了，就成了支离破碎的东西。这对文化传承有破坏作用。朱元璋删节《孟子》就不成功。 至于在国博前立孔子像。过去立过马恩列斯的肖相，也立过孙中山的肖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品牌，已经为全世界人民所认可，这个品牌为什么不能亮出来呢？毛泽东说要总结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可以立孙中山的像，为什么不能立孔子的像呢？这是二十世纪批孔子留下的后遗症。时代不同了，应该与时俱进。 李存山：康有为要立国教，就要倚靠执政者的权威，故不得不“藉公援手”，去找其政敌袁世凯合作，从而激起了学界的反弹。民国时期中小学生读经，也是既有“原本”又有“节读”或“选读”的。 王殿卿： 对于立孔子像，我的朋友，尤其是广大中小学的校长与教师，都是赞同的。网上说百分之七十是反对的，其实许多帖子是对一些现实问题有意见而发的牢骚，对于儒学并无多大了解，当然也有“文革”思维的再现，确实需要回答，从一定意义上讲，也需要有个文化思维定势的“拨乱反正”。 中国历史博物馆门前立孔子像，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开放以来，调整文化战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一系列文化建设行动的一个新亮点和新标志。 1993年中央教育改革的文件,提出进行中华传统文化教育；1994年孔子诞辰2545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出面，支持成立了国际儒学联合会；1995年由教育部运作，举全国相关学者之智慧，编辑出版了巨著《中国传统道德》；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文化建设的新任务，国家领导人出访美国，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演讲；1999年李瑞环在接见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国际研讨会议代表时指出，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干；2002年教育部组编了《中华传统美德格言》，作为中小学的必读之书；2004年我国政府开始在国外建立孔子学院，中华文化再次走向世界，成为我国家领导人出访视察的“常选项目”；2007年在“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指引下，孔子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名片”，于丹的《论语》心得，“热”到了海内外；2008年孔子“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中华文化从鸟巢飞向世界；2009年9月，贾庆林在人民大会堂，面对前来纪念孔子诞辰256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各国朋友，发表重要讲话，全国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2010年《孔子》成为“过中国年”的“贺岁”片，被毁誉多年的孔子形象，得以拨乱反正 ；当中国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初，孔子像立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北门，站在了长安街上，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代表。这可能是，对于欧美等国家一些大都市，先后竖立孔子像， 一个“礼仪之邦”的回应。 李存山：文革的影响不能低估。如果我没有读大学，而且读的是哲学系，那么我所接受的也就是文革中宣传的对于孔子的那些负面看法。 牟钟鉴：文革批孔是深入到每一个车间和村子的，影响太大了。 王杰： 这些争论是从价值一元化到价值多元化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如90年代初，深圳模式曾让许多国人痛心疾首，认为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后来国人还是接受了深圳模式。现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竖立的孔子像，引起争论，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反对者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问题，其实，还有文化层面上的孔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中的精华部分不但日益被国人所接受，也日益被世界所认同所尊重，孔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和名片，毛主席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他们的思想遗产我们要继承，从今天来看，从孔夫子到毛泽东，他们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我们也要研究。中华传统文化有许许多多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如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以人为本、协和万邦、和为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民胞物与、民贵君轻、与时偕行、与时俱进、重德重教重孝、执政为民、道德修养、理想人格、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有这些，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这些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从过去走到现在，走向未来，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这些优秀的积极的思想文化遗产经过现代创新和转换，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大的思想价值，都已经融化到了我们今天的思想观念和指导思想中，成为了我们今天制定治国方略的重要历史资源和思想资源。竖立孔子像，向中国乃是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已经自觉地从中国优秀文化中汲取治国安邦的智慧，同时也表明，中国文化要走出去，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共同构筑全世界华人的精神家园。所以，我认为，孔子像的竖立，尽管暂时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同者一定会越来越多。 对山东省教育厅删改《三字经》、《弟子规》之事，我认为，大可不必删改。第一，保留全貌，让后人在阅读中分辨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不要小看了现代人的分清好坏是非对错的能力。第二，经典是过去时代产生的，一定会有历史局限性，如果你说这是糟粕，一定要删，那么：我们常用的几句诗是否也要永远删掉，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是不是要把《从军行》、《满江红》删掉。所以，我认为，还是保留全貌为好。 关于曲阜建教堂事件，我觉得也不必太过恐慌，不宜做过激的反应，中国文化讲海纳百川，讲包容性，儒家一向主张和而不同，如果太过排他，反而有悖孔子的思想，儒家的精神。总的一点，对此事不用太较真，否则，显得小气了，没有度量了。 宫玉宽： 意识形态分为国家的和民间的，民间的关系到道德，对于大学生的道德问题，马克思主义很难解决一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何谈恋爱？普通老百姓也认为马主义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对他们来说，政治生活已经很少了。儒家就不同了，人民群众非常需要到的重建。现在很少人让自己的孩子去学哲学，包括我们这些教哲学课程的。家长教育孩子，总是怕孩子被欺负了，说不能让人欺负了，没有忍让，就没有忠恕之道了。有人说按照《弟子规》上说得这么做，十有八九会吃亏的，但正如有的学者说的，这其实是社会出了问题。 王志捷： 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删改经典，这说明我们的管理者仍在文化建设和国民教育上沿袭着一种武断的思维方式，企图靠行政权力使自己成为思想权威，不自觉地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可以决定文化和思想。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做到删改得当，而在于教育理念和文化建设的思路是否合适。 近年来社会上一些人提出建立儒教的主张，试图把儒学宗教化，实际上也就是等于把儒学权威化和凝固化，果真如此，儒学就会失去其活泼发展的生命力。建立儒教既不符合儒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也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就当前的社会环境来说，建立儒教不但达不到推动儒学复兴的目的，而且很可能是事与愿违，给儒学的发展帮倒忙。 此外，我在党校教学中接触到来自各方面和各领域的干部，他们绝大多数不是反对儒学的，而是对儒学有很浓厚的兴趣，现在要求学国学的干部多得很。 牟钟鉴： 目前的许多争论是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这三大文化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文化是根基，西方文化是营养。可是三大文化融合过程中都有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或偏激主义者。网上反对立孔子像的人有两种：一种人是要全盘西化，不认同传统文化，其实西方有识之士是尊重中国文化的；另一种人是有极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保留着文革批孔的观念。有人危言耸听，说把孔子请回来共产党就快完蛋了。我的说法正相反：文革批孔批周公给党和国家带来大灾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共产党只有将孔子请回来，与社会主义文化相结合，代表整个中华民族，推进民族复兴，才有光明前途。而现在还有人给文革批孔言论叫好，说明文革的极左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文革是民族大浩劫，我们这一代记忆犹新，可是青年人已经对这一段历史陌生了，应当加强关于文革教训的社会教育宣传。我们今天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方略强调“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从孔子、儒学那里吸收了许多智慧。我国领导人在海外经常讲传统文化，阐扬中华文明，这包括对孔子的肯定。所以我们要提倡温和主义，三大文化都要走温和主义道路，即是在自尊自信的同时，还要有包容性，尊重其他文化，吸收其他的文化，这样才有利于三大文化的融合。曲阜教堂事件反应不必过于激烈，而要反省我们自己在弘扬传统和儒学精华方面究竟做得怎么样。虽然是经文革的破坏，但儒家的民族性民间性道德传统的根系尚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是在精神上达到自觉的人士是很少的，学者要在自觉的层面上加以提炼和转化。关于《弟子规》，我认为重要的是让孩子接触全本，培养孩子的自我选择和鉴别能力。 关于儒教问题，一部分人可以相信儒教，但是儒学若成为宗教团体就把自身狹窄化了，得不到普遍认同，也不能真正体现儒学人本主义的精神。如果要把儒教变成国教，则完全违背政教分离的原则，不应该也不可能。我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底色，不是普通的学派或教派，而是基础性的公民德教。“三纲”已过时，“五常”、“八德”一个也不能丢，只须改进、补充、作出新的解释，它们仍然是今天中国人的普遍伦理。当前对于中华传统文化重视的是全民性的，不是少数人发动起来的。党政军各界都在认真学习中华历史文化，提高自己的素养。各地中华文化讲座普遍受到欢迎。网络媒体並不总能代表民众的声音。关于立孔子像引起的争议，为什么不组织公开的讨论呢？不讨论，反而讲不清楚了。不要做沉黙的大多数，要有我们的声音，可以在网上发出去。赞成儒学的不发出声音怎么行？一定要通过各种渠道发出我们的声音。 张践：大家考虑一下我们的声音怎么才能发出去，发言记录会发给大家，让大家再修改。影响社会最直接的不一定是长篇大论，而要有这些通俗易懂的东西，像刚才大家的发言就很好。十二位学者能否形成一个统一意见。你不说，人家就认为你没有意见了。能否整理一个共识，突出孔子像的问题。 牟钟鉴： 关于立孔子像的几点看法第一，立孔子像之举，符合国人心愿，适应时代潮流。中国国家博物馆门前立孔子像，绝非偶然，而是改革开放以来，调整文化战略，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等一系列文化建设行动中的一个新亮点和新标志。从政治上看，这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体现，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近百年来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误区。国家博物馆也是历史博物馆，其宗旨就是要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这里可以建立多座雕像，而第一尊雕塑，当然非孔子莫属。国家博物馆的举动，符合大多数国人、世界华人的心愿和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当前关于孔子像的争论属于国内的文化争论；有关部门如果急于介入正常的文化讨论，甚至被少数人的极端言论所绑架，而试图将其拆除，则将在世界上产生极为不良的后果和影响。 第二，“文革”思维的影响，不容低估，它不应成为弘扬中华文化的阻力。当前网上对于立孔子像有一些反对之声，其理由不过是近代以来“反孔”思潮的重复。从“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扫四旧”、“砸三孔”、“评法批儒”，孔子及儒家思想遭到无情批判，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造成严重摧残。时过境迁，历史已给“文革”以全面否定的宣判，但是“文革”思维尚需清理。围绕立孔子像引发的大讨论，应当是一场摆脱“文革”思想影响，卸下精神镣铐，更新文化观念，弘扬与建设中华文化，群众性的思想动员。 第三，要高度重视和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华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当代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但是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还必须要有文化的复兴与之相适应。当代中国人民，从世界各国寻找精神资源过程中发现，只有依靠中华文化，才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余年来，全国各地学校广泛开展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经典诵读活动，各行各业“国学热”不断升温，都表明当代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新需求，不是因为某些人的“炒作”所能兴起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兴办和迅速发展，说明孔子在当今世界有崇高的威望，他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得到各国的尊重。2008年孔子“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他的形象以及他所提倡的和谐理念，从鸟巢飞向世界，孔子成为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名片”。 第四，复兴中华文化，是重建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经之路。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表明，经济建设必须有文化的指引和支撑。当前由于文化的缺失，造成了社会上信用缺失、物欲横流、价值紊乱等等弊端，并开始威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治这些社会顽疾，中华传统文化有着丰富而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和资源，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政以德、民为邦本、协和万邦、忠恕之道、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民胞物与、与时偕行、尚德重孝、尊师重道、自利利他、天下为公，所有这些，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与调节作用。 第五，弘扬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历史一再表明，经济成果和政治主张，都不能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只有在自己历史文化中，才能找到民族认同，以至国民身份认同的心理依据。当前中国统一的主要任务是团结两岸四地，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是海内外全体华人的最大公约数。大陆是推动中华文化复兴的主体，她对于中华文化的态度与行动，与祖国的和平统一息息相关。在北京立孔子像，明确表达了炎黄子孙认同中国文化的共同心愿，也明确显现了大陆在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主导意义。 第六，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应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这三者的位置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根基，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形成全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三者要互相融合而不是互相排斥，要抑制偏激主义，走和而不同的温和主义路线，既自尊又互尊。马克思主义一旦与中国文化有新一轮的结合，便会煥发新的生命活力，展示美好前景。全盘西化论，欠缺民族文化的自尊，只能符合世界霸权的需要，不会得到国人的认同。中华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孔子不应成为教主，儒学也不可能独尊，传统思想文化一定要接受现代社会的洗礼，吸纳西方近现代优秀文明，经过筛选和转化，与时俱进，获得新的形态。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西方文明本土化，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一个与当今中国经济、政治地位相匹配的现代中国文化，必将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並为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 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尼山圣源书院院长 葛荣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 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儒联学术委员会主任 周桂钿：北京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 张践：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主任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副主任 王杰：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国际儒联宣传出版委员会副主任 王志捷：北京市委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