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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主的东方孔子与西方耶稣谁更高明

http://www.newdu.com 2017-12-15 文章摘自 《儒家与现代人 傅佩荣 参加讨论

    儒家的宗教性格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题材。在中国香港召开的"国际儒家与基督教研讨会"中,自然多次触及这个题材,可惜没有人提出系统的研究。一般说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会显示类似的视域背景,借此观察宇宙与人生。但是,如果你实际调查:"谁是儒家信徒?"恐怕很少有人会公开承认;反之,如果你追问:"谁不是儒家信徒?"恐怕也很少有人会划清界线的。答案既然在两可之间,可见这个问题需要再作辨明。
    辨明的焦点在于:宗教是什么?儒家又何所指?
    以最扼要的方式来说,宗教有四项条件:教义、仪式、规范、合理。教义是陈述真理,直接论断宇宙与人生之根本真相,譬如,宇宙为受造或自有,人生有无目的,解脱的途径如何等,皆应一语道破。对信徒而言,此为绝对真理,必须全盘接受。仪式则是永恒在现实之中的体现,使人在同质的时空里,区分异质的时空;譬如,宗教庆典意图在流变生灭的时间系列之中,树立原始典型,使人可以不断回溯到最初的神圣时间,由此贞定当下的生命意义;又如宗教建筑意图展现神圣空间,使存在领域由浑沌转化为秩序(Cosmos),让人可以以它为中心,建构日常活动的范围。换言之,仪式针对人类的形质生命,如眼耳鼻舌身的需要,而有庆典、建筑、音乐、绘画、馨香等实体成就,其中当然还包括起信、入教、悔罪、退省、斋戒、终傅等仪节。
    接着,规范提供戒律,亦即行善避恶的依凭准则,由此为实际的道德行为奠下基础。这种规范异于约束外在行为的法律,也不是自我主宰的道德所能替代,而是一种无条件的、单向度的修行,以得道或得救为其自然结果,超越现世善恶报应的层次。
    然后,所谓合理,是指宗教必须向着理性开放,一方面让所有的人都可能明白其教义,即使不一定接受;二方面是可以满全理性之不足,但决不否定理性。譬如,宗教中有各种奇迹,但都必须不悖理,否则即有迷信倾向。瞎子可能复明,但是他必须有眼睛;死人可能复活,但是他必须有血有肉。至于靠信仰治病的例子,则可归因于心灵的物理效应,这在今日身心医学的研究中已经可以作相当程度的说明。
    如果同意以"教义、仪式、规范、合理"四项条件来界说宗教,那么儒家能否算是宗教?这个问题又预设了:我们如何理解儒家?
    本文针对这个问题,只能简单从形式角度来考量。就是:先不谈我们对儒家学说的诠释,只看它是否在形式上具备这四项条件。首先,儒家对于宇宙与人生的真相,显然有所论断,由此昭示明确的信念。其次,儒家的规范自成系统,并且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来看,亦超越现世福报的相对考虑,合乎宗教的要求。再就合理来看,儒家在这方面更是令人激赏,既能尊重理性的潜力,又能显示向着超越界开放的胸襟。
    然而,儒家的仪式呢?孔子与孟子珍惜传统的礼乐,表现"述而不作"的态度,礼乐也满全他们对仪式的要求。后续的儒家本着类似想法,强调"祭天、祭祖先、祭圣贤",但是真正普遍流传的则是祭祖先。然而,光靠祭祖先实在不足以穷尽仪式之安顿形质生命的作用。
    当一个人需要听、需要看、需要冥想、需要悔过、需要斋戒时,儒家能够提供什么具体的途径呢?儒家的庆典与建筑,或许已经内化于现实世界的流程与结构之中了,那么它就会因为无法标举神圣的时空而缺少仪式这项条件。这个时候,光靠呼吁"本心圆满具足"或"内在自有神圣时空",恐怕不是一般信徒所能领会或凭以安顿自我的。但是,我们能否就此论断儒家不是一种宗教呢?这个问题必须留待讨论了宗教之内容与效果之后,再作进一步的反省。
    宗教现象十分复杂,很难一言以蔽之。为了避免泛泛空谈,首先应该界定讨论的范围。本文预备介绍高级宗教。然而,有高级就有低级,就像有正教就有邪教,有正信就有迷信一样。这不单单是个名词定义的问题,同时也涉及实存的状况。那么,区分的标准何在?
    坦白说,这种标准言人人殊,既无客观性,也无普遍性,更无绝对性,因此我们只能选择一种涵盖性较广的说法作参考。史学家汤恩比(A.Toynbee)在《现代世界与宗教》一书,谈到各大宗教会通的问题。他认为,判断一个宗教的高低,可以由其对人、对恶、对苦的态度着手。以下略申此义,并对照儒家的立场来反省。
    首先,高级宗教都肯定"人不是至高的精神实体"。人有生有死,能行善也能为恶,并且注定承受各种痛苦;因此人不是完美的,在人之上,在人之外,在宇宙的起源与终结,有一种完美的精神实体或精神状态存在。高级宗教帮助人与这种实体或状态取得协调与沟通。反过来看,低级宗教有两大特色,一是崇拜自然,甚至形成拜物教,忽视人的精神潜力;二是崇拜人的集体力量,或把人神化,或把种族神化,或把国家神化,或把阶级神化,这种做法的直接效果是"排他性"。由于把某一相对之物化为绝对,然后对于其他的相对之物自然无法容忍,譬如种族崇拜与国家崇拜形成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与日本的疯狂行径,为人类带来无穷的祸害。
    其次,高级宗教都同意"人应该行善避恶",虽然对于恶的来源各有说词。为何要行善避恶?因为这是达到完美境界的必经之途。问题是:宇宙若有绝对实体,何以又容许恶存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无数不同的面貌,各大宗教的神学传统也无不借此显示其深度及广度。然后,对于善恶的规定虽然未必尽同,但是基本观念相差不远,消极方面不可杀人、行淫、偷盗等,积极方面必须爱人、虔诚、忠恕等。
    至于对于"苦"的态度,则高级宗教总是既不逃避也不厌恶,而是力求化解或转化。譬如,佛教发现众生皆苦,再追究苦的因由,是为欲望与无明;因此若能除去欲望、摆脱无明,则可化解痛苦。又如,基督教也发现痛苦来自欲望,但是欲望有好有坏;坏的是"自我中心的",应该超克,好的是"自我牺牲的",亦即愿意为爱而受苦,以效法耶稣,这就是借由痛苦而转化自我。
    如果接受以上三项特色,我们就可以区分高级宗教与低级宗教了。现在,暂且假定儒家是一种宗教,那么它是高级的还是低级的呢?然而,这个问题又涉及个人的理解与诠释。依笔者浅见,儒家是高级宗教,因为它肯定"人的可完美性",亦即预设人的现状并不完美,必须经由行善避恶提升自己为君子、为贤人、为圣人;同时,儒家一向正视命运与痛苦,以之为试炼与考验,进而激发更强的奋斗意志,并展现更高的人格尊严。由此观之,儒家的宗教性格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阐明了。
    儒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发挥某种程度的宗教功能;这是一件有趣的史实,但并不难理解。关键在于儒家最能承先启后,不仅珍惜传统的礼乐,而且开启人心的动向。因此,一个稳定的帝国在政治结构与教育理念方面都需要儒家的学说。儒家既能有效安排百姓的日常生活,又能提携人心向上超越,其宗教功能自然得以发挥。
    但是,历史事实又告诉我们:佛教在汉末传入中国,数百年之后十宗并建,信徒广布;另一方面,道教也随之兴起,结合老庄思想与民间信仰,成为中国人的本土宗教。儒家则以国教姿态与之鼎足而三。这其中的演变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儒家不是国教,或者不再主导政治运作与教育内涵,那么它还能发挥宗教功能吗?还能算是一种宗教吗?
    这个问题对知识分子来说,比较容易回应。一方面,读书人可以基于理性,接受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所宣示的教义,明白其所定的规范,并努力实践之。换句话说,读书人对于仪式的要求并非较少,而是可以通过既定的礼乐(如祭祀与婚丧喜庆)以及个人对大自然的默观,满全这方面的需要。就另一方面来看,读书人可以肯定儒家与其他宗教并行不悖,甚至交融会通。因此在孔子、孟子时,可以接受古人对"天"的信仰;同时不排斥适度的祖先崇拜。及至佛教与道教蔚为大观之后,许多读书人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以儒家身份出入佛道,形成不少"援佛入儒"、"援道入儒",或"援儒入佛"、"援儒入道"之类的情形。
    不论喜欢与否,客观事实就是如此。这不是任何人可以刻意造作的,因为儒家主要并非以完整的制度宗教的角色存在于中国。少数知识分子或许可以把儒家当成宗教来信仰,甚至再度提出"罢黜百家"的要求,但是一般百姓在面对"缺少仪式"的儒家时,恐怕很难引起共鸣。如果有人把"祭天、祭祖先、祭圣贤"当成儒家的仪式,进而希望重建各种相关的寺庙,甚至成立一个祭司阶级或僧侣集团,那么无异于新立一个教派。如此,就算稍有成绩,也断然不是孔孟原貌,就像道教中的老庄不是老庄原貌一样。
    如果有人认清上述困难,却仍执意打着儒家的招牌去排斥佛教、道教、基督教等,甚至排斥其他的儒家学者,视之为别子、异党、曲说等,那么就无异于宣称"上天下地,唯我独尊",自己封为教主了。一旦自己成为教主,座下弟子成为信徒,新宗教的架势摆了开来,马上又会吊诡地陷入一种困境:就是沦为许多既存宗教之一,不再具有凌空观照及超然批判的优越地位。当信徒越聚越多时,所提的要求恐怕不会止于"求大师为我安心",而会延伸到"求教主为我治病、谋职、求偶、升官、发财......"当然,历史上的儒家在扮演国教角色时,也曾面对类似的要求,也曾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只是,时光不会倒流,何况儒家这一类表现又难免被人批评为俗化、堕落。由此观之,儒家的宗教性格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不是可以一厢情愿地论断是非的。
    拙文《原罪障碍》发表后,受到不少批评与指教。有些基督徒虽然同情我的苦心,但是并不谅解我从哲学与理性的角度,去讨论宗教里的启示问题。然而,任何启示都是对人的启示,如果完全摆脱理性的途径,就只能要求一种盲目的"跳跃"。与其如此,还不如先在理性的途径上走到尽头,再安心等待启示的信息。这是我目前思索宗教问题时,所能采取的唯一态度。
    冷静检视孔子与耶稣的行谊,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他们在各自的历史脉络里,都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以下分三点略作说明:
    第一,他们分别相信自己是某一文化传统或信仰传统的特定人选。换言之,两个传统中的人群,都须依赖他们才可获得存在之曙光。
    孔子宣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这个"德"是指天所赋予的特别使命,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不然桓为何不能奈何他呢?孔子又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句话显示孔子自信"身系文化传统的存亡",而这个传统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命脉所在。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决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他是"要来的那一位",是犹太教传统所信仰的唯一救恩,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第二,他们都肯定自己与超越界之间,有特殊的互知关系。孔子曾向弟子坦承没有人知道他的心志:"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只有"天"知道孔子。孔子则"五十而知天命"。可见天与孔子之间有一种亲密的互知关系。孔子所敬畏者,首先即是"天命";他的一生可用"知其不可而为之"来形容,正是奉行天命以为木铎的表现。
    耶稣也直截了当地说:"除了父,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耶稣一生也可以用"承行天父旨意"来形容。
    第三,他们在生命面临界限状况时,都有类似的呼求。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却不曾得君行道,于是以六艺授徒,希望培养继志述事的弟子,以求实践天所命之理想。因此,弟子之死是孔子最沉重的打击。颜渊死,子路死,孔子都曾悲叹:"天丧予。"
    耶稣一生传扬天国福音,劝人悔改修德,最后还以自身为赎罪之牺牲。但是在有形的生命趋于结束时,他在十字架上亦曾悲叹:"我的上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
    以上三点"异中求同"资料,并非随意列举,而是表现了孔子与耶稣的根本关怀。我这样做,并非主张多元主义,好像各个民族不需要互相交换信息,也不是主张中国人信孔子就够了。我的观点是:基督教以信仰型态传下,对于人类整体有其独特意义;儒家以文化型态传下,对于中国人有其独特意义。因此,中国人就他作为一个人而言,当然可以接受基督教;就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言,当然应该接受儒家思想。这两者并无必然冲突,反而可以相辅相成。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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