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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曾指出，一个现代化城市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它将退化成另一种第三世界的社会。香港在回归之前一直处于文化积弱的状态，回归以后有意学习新加坡的“儒家特色的现代化”，进行文化重建。这在当时有一个大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例如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中国的重新崛起，以及香港的顺利回归等。这些成就推动了“新儒学”的复兴。 文化博物馆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以建筑艺术的形式为“新儒家”作了一个注释：通过回归以儒学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大中华”，建立一个既有中国文化特色，又保留现有西方制度的“儒家资本主义”和“儒家现代化”。 一、现代的文庙 香港要恢复儒家文明，甚至想作“新儒学”的中心，然而讽刺的是，香港从古至今根本没有一座孔子的文庙。在香港最普遍的是天后庙和文武庙，供奉的是菩萨和关公。这表明一百六十多年来香港一直是渔夫和商人之城。所以，文化博物馆试图填补这个文化空缺，充当现代的“文庙”。 建造房子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使用，并非为了艺术。但在许多情况下，建筑艺术的社会功能比建筑的使用功能更加重要，因为艺术形象可以在文化和政治上对人民产生影响和作用。文化博物馆是香港回归之后建成的最大的文化建筑，也是香港最大的“民族形式”建筑，它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在鼓励爱国主义精神和加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儒家思想一向很有功效。因此在香港回归的初期，提倡“新儒学”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原因和意义。用“新儒家”治理“西化”的香港是否可行，尚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儒家思想在公共建筑设计上是否行得通，文化博物馆现在就提供了一个可以探讨的实例。 二、金黄色屋顶 文化博物馆原有三个设计方案：第一个是北京“皇家”宫殿式，它采用了中轴对称的布局，有金黄色的屋顶；第二个采用了华南民居的风格，但建筑布局是自由和开放的；第三个方案与第二个方案的布局一样，但采用了西方后现代建筑的风格。这三个方案基本上反映了香港文化的布局：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个主要流派。 最后定下来的方案是“中国民族形式”。在方案的评选过程中，区域市政局主张采用北京皇家宫殿的形式，但建筑师认为，如果完全摹仿北京的建筑，那就不能体现出新界的文化。这个理由说服了新界的乡绅们。原设计中的皇家“九脊重檐屋顶”被改为简单的、平民化的两面坡屋顶，由“民族形式”转向“本土形式”。 虽然是平民的屋顶，但却使用了皇家的金黄色琉璃瓦。有帝王之尊的大屋顶象征着建筑的“正统”、“正宗”和官方的文化地位及身份。“王道”和“儒道”本来就分不开。传统观念往往就在这种无声的建筑语言中表现出来。 以传统建筑的形式作为文化博物馆的设计主体，这本是一个形式符合内容的好构思，但由于选用了民居的式样，却配上帝王的尺度，单纯地把传统建筑的尺度放大了许多倍，因而失去了建筑与人、建筑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比例和关系。这反映出香港建筑师对民族和本土建筑文化缺乏认识的情况。 设计中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四合院”之“院”。首先，由于庭院更像一个“四合天井”，令视觉受到阻挡，因而显得很封闭。第二，庭院与展览厅之间缺少一个像四合院外廊那种散漫的、过渡的空间。第三，屋顶上的“四合院”失去了它与土地和自然的直接联系，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实际上，这个庭院是一个受管制的空间，对游客只提供两个最基本的出入口，四周是封闭的玻璃窗、光滑的马赛克以及监视器的镜头，把庭院变成了一座让人观看(监视)的鱼缸。因此它是一个缺少人气的、冷漠的、死沉沉的空间。 在环境设计方面也有三个问题：第一，博物馆未能利用群体建筑的有利条件创造出一个积极的外部空间，而是设计成一座孤立的、自我为中心的建筑和一个消极的外部空间。第二，由于展览厅需要避免直射的自然光，于是建筑师干脆把博物馆的外墙做成无窗的大面积实体，结果整个建筑看上去像一座封闭的城堡，缺乏与环境的沟通，未能体现公共建筑的开放性。第三，作为公共文化建筑，它既缺少吸引公众活动的室外场所，又缺少连接周边小区的过渡空间。 建筑的总体规划由于要迁就“四合院”的方位和风水布局，因此未能充分利用地形，造成入口前面的场地显得局促。好在建筑师设计了架空的底层，提供了一个过渡的半开敞空间，缓和了入口人流的压力。 三、风水与竹子 从建筑艺术的角度评价，文化博物馆是一个缺乏创意的平庸作品。它未能够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开拓出新的道路，既没有使中国建筑的传统得到发扬，也没有达到“民族形式”建筑在历史上的基本水平。由于艺术上的失败，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力也因而减弱。 文化博物馆的设计并不是孤立的艺术现象。在同时期有一个“香港学派”即提出了“中国文化为本，外来文化为实”的理论，这与博物馆的设计理念是相呼应的。这种观念使今天的本土知识分子不能深入反思历史，只能让“民族形式”成为“西化”上的一层脂粉，却无力反抗原有的西方殖民主义文化，也无力拒绝西方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 这是一个令香港知识分子困惑的问题。香港的文化早已不是(甚至从来不是)“中学为体”，而且不可能再回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的框架。更何况那个框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现阶段，对于香港文化有没有必要强调哪种文化为“体”，哪种文化为“用”？ 从历史上看，虽然香港存在着殖民文化的霸权，但从来没有被一种文化绝对垄断，一直以来都是“杂盘西化”、“杂盘中化”。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碰撞和融合，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例如，汇丰银行总部虽然是一座高科技的大楼，但英国建筑师在设计中吸取和体现了中国的“风水”；再例如贝聿铭以“竹子”为意念创作的摩天大楼，既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因而成为香港的文化地标。 在大中华区域中，香港是实行西化和现代化的先锋。虽然存在儒家文化大环境中，但并不是它的核心，而是边缘。把香港取得的成就与其归于西方文化受到“儒化”的结果，倒不如说，以西方文化的他山之石，攻己儒家文化之玉，突破了传统的局限。从根本上讲，香港的发展目标是从儒家文化走向现代化，而不是把现代化“儒化”。 董建华在文化博物馆开幕辞中坦率和尖锐地指出：“虽然香港已有不少颇具规模也有一定特色的博物馆”，但是“我们的博物馆还没有任何一间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级的。这与我们要把香港建设为一个国际文化大都会的目标是不相称的。” 这段话对于香港建筑同样适用。它也是有规模，但文化水平与世界级文化大都会相比尚有很大距离。这是香港建筑师的遗憾，但也是机会，更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挑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