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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革”开始。 在南通这个不起眼的南方小城里，一群人将目光锁定在了已经逝去四十年的张謇身上。是年8月24日，人们打开了张謇的棺柩，却并没有发现外界一直谣传的大量殉葬珍品，仅有礼帽一顶、眼镜一副、折扇一把，另有一对金属小盒，一只装有张謇出生时的胎发球，另一只装了一颗尽根牙。 朴素的近乎简陋的灵柩让人们有些惊讶，因为这与张謇生前的财富和名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了解张謇生平的人恐怕不会对此感到意外。 直到今天，关于儒家思想能否与现代商业精神并行不悖的争论仍会时现报端。而就在学界和大众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却由于特殊的时势而成为了默默的力行者，为人们的一些争论提供了素材，也打破了一些看似成立的观点。张謇就是这样一位由儒入商，儒行商界的时代人物。 毛泽东1950年代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提出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张謇作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实际上却是商界的一位后来者。与郑观应等出身洋行买办的早期中国商人相比，张謇的青年时代更像是走了一条传统文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不然，他也不会在四十岁之后高中状元。但时代的剧变却赋予这位状元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1894年，张謇终于跃入龙门，但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的冲击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为了救国，有的人选择了革命，而有的人选择了实业。五年之后的1899年，由张謇一手创立的大生纱厂开工，此时他已经年近知天命之年。 仅仅23年之后，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的资本已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张謇所构建的产业链更是横跨轻工业、运输业、农业，甚至金融业，旗下企业达数十家，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实力最雄厚的民族资本集团。 虽然张謇所构筑的产业集团在当时的中国名噪一时，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经营理念。虽然自幼接受旧式教育，但张謇却并没有太多传统文人的迂气。相反，他从实际需要出发开展经营。为了管理纱厂，张謇亲手拟定了《厂约》作为企业管理的基本规章。《厂约》明文规定了总理和各经董的职责，对各级职员的工资待遇、利润分配、各所章程的制定办法和定期考核制度、功过赏罚办法等事项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它对各级职员既晓之以办厂是“为民生，亦为中国利源”的大义，又明确告之以纱厂奉行总理独裁制和部门分工负责制的管理原则，告之以各部门职员各自的责、权、利，以及考核与功过赏罚办法，使各级职员的责权利挂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謇在《厂约》中将自己置于大家的监督之下，鼓励各级职员对自己提意见，对厂务提建议。假如对比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的现代管理学，这将使我们不得不对张謇的超前意识感到惊叹。 张謇曾自谓“言商仍向儒”，在他的身上，既可以看到为利润而每日奔忙的企业家精神，也可以看到“父教育，母实业”的救国思想。张謇虽然积极投身实业，但一刻也没有忘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来为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争取生存空间，并推动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早在1895年，他就为张之洞起草了《条陈立国自强疏》一文，主张广泛地向外国学习。1913年他撰写了《筹画利用外资振兴实业办法呈》一文，在文中讨论了利用外资的具体方法，并强调“外债可借，但借时即须为还计。用于生利可，用于分利不可，而用之何事，用者何人，用于何法，尤不可不计”。这与传统借债观念相比，已经将发展作为了借债与否的第一考虑，实属一大进步。推而广之，今天绩优企业在股市中的融资，以及为公共事业而发行的国债，在内涵实质上与张骞的想法并无二意。 张謇的企业不但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且他还通过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女子师范、南通纺织学校等一批新式学校和南通博物苑、图书馆等一批文化事业单位而大大的推进了当地的社会发展。同时，他在1913～1915年担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时，也锐意改革，主持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等。 张謇曾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当然，如今再谈张謇，总觉得都是说的一些“陈词滥调”，似乎张謇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但实际上，在具体的历史之中，张謇是一个绝对鲜活的人物。他深受儒学熏陶，最后跻身商界领袖。虽然无法把他的经历定为儒商的唯一标准，但他在复杂历史之中如何寻找破局之策，甚至如何彷徨与挣扎，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商业精神以及企业家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也许，仅在此意义上说，张謇已经算“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了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