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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关于孔子与儒教的话题迎面扑来。先是奠基于山东曲阜的基督教大教堂引发了争议，接着天安门广场东侧竖立起的孔子塑像又引发了关注。进入21世纪的第2个10年，中国文化的走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文化派别间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就这样摆到了我们面前。 与之相应的是，1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召开了一个有关中国儒教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就近10年来儒教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作了初步的梳理与讨论。关于儒教未来形态的设计，目前有3种看法似乎最有影响。一是儒教国教说，即主张立儒教为国教，建立儒化社会与儒化政府，最终建立一个儒教中国；二是体制化儒教说，即主张像佛教、基督教那样，将儒教建设成一个宗教，彻底扎根民间社会，教化民众。三是公民宗教说，即主张激活儒教在公共领域的活性与功能，拓展其社会基础，发展出类似于禅宗和基督教那样直指人心、不拘形式的“新儒教”。 在这3种观点中，笔者以为创建一个体制化的儒教最为关键，是解决儒教自身发展，以及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环节。 在现代制度下，立儒教为国教的理想恐怕难以如愿。在古代中国，儒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立国的思想基础，全面塑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民间社会。民国之后，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先后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儒教不再具有国教的地位。今天，宪政民主、政教分离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多神多教相遇并存也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单独将任何一种思想或宗教确立为国教，都是不合时宜的，儒教也不例外。 失去国家权力的庇护，与政权分离后的儒教如何自处？这既是儒家自身所遇到的历史性挑战，也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必须回答的课题。儒家思想浸透于中国文化的骨髓，在不复为国教之后，如何才能有效地、创造性地发挥其优秀传统，贡献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呢？ 新世纪以来，在学术、文化层面肯定孔子与儒家思想的价值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天安门广场的孔子像也可以看做是这一思潮的产物。然而，要真正地让儒家思想全面发挥出现代功能，起到教化大众、影响世界的作用，仅仅依靠述而不作的学院派是不够的。建立一个现代的体制化儒教，以之作为弘扬儒家思想的载体，将成为中国文化建设的必然。 或许有人说，儒家、儒学不是宗教。即便这是真的，那么今天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正是创建一个儒教。不是重建，不是复兴。这个儒教，将与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类似，具有宗教所需要的所有元素：思想、制度、教众、活动，乃至场所。创建的这个儒教相对于古代的儒学或儒教来说，是新的，它具有一般宗教的特质，但没有国教的地位。实际上，在香港、台湾、韩国等地，早已有这一类型的儒教。这种形态的儒教将塑造一批身体力行者，使儒家的精神能够得以展现、传承与传播。只有在养成一批学修兼备的儒士之后，有关儒家思想与文化的传播，才真正得以可能，儒教的当代价值也才有可能为全社会、全世界所理解。 一个体制化儒教的建立，将为发挥儒家的正面价值提供可靠而稳定的载体。有关儒家思想的蒙学教育，将依照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由儿童及其家长自由选择，国立学校将不再困扰于是否让孩子诵读《弟子规》；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将不仅有学院派的教授，还有身体力行的儒士，向世界人民展现儒者的生活风采；民众在周末或者节假日，将多一个去文庙蒙薰的选择，体会儒家文化的真韵。对于儒家来说，只有在与其他宗教、文化平等而激烈的竞争中，其适应现代社会的真精神才会得以激发与阐扬，其是否能够成为全社会的公民宗教才有可能得以验证。如此，儒家思想则能真正像孔夫子所践履的那样，学在民间。以宗教形态回归民间的儒教，必将在摆脱国教的桎梏以后，恢复其思想的创造活力，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乃至全球文化的重要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