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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国学教育”登台。在民间层面，出现了孟母堂等“私塾教育”；在高校层面，出现了国学院等“高等教育”，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而无论是孟母堂，还是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都曾引起国人强烈关注，一时间，各种声音纷纷扰扰，于今未歇。 9月20日，包括《新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又发表与此相关的新闻：9月19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育灵童教育研究院共同成立“经典教育研究中心”，意在结合高校研究与国学经典的普及，开发基础教育教材；同时，让国学专业的在校生参与国学的普及教育。于是，有人惊呼：国学教育的黄金时代就要到来了！ 在这里，“国学教育”与“经典教育”似乎被画上等号，它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国学教育”等于“经典教育”。真是这样吗？恐怕未必。尽管在我国的一些传统典籍中，的确有不少可以称之为“经典”的著作，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学”著作，都可以被划到“经典”之中去。何况，“国学”这个概念本身，至今尚存极大争议，这也就是前一段时间网评的“十大国学大师”出笼时，各方激烈争议的焦点所在。 所谓“经典教育”，它所包括的，也决不应当只是中国自己的“国学教育”，比如《诗经》、《论语》等图书读物的教育普及，而必须是迄今为止被公认为全人类文明结晶的、所有形式的经典文化作品，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荷马的史诗、米开朗琪罗的雕塑、莫扎特的音乐、巴尔扎克的小说、苏格拉底的哲学、凡·高的绘画……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汹涌的今天，我们更要有这样的深邃眼光、宽厚胸怀、远大抱负、教育理想、文化自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自我封闭的“观天之井”，与世界文明交融。 真正被举世公认的我们的“国学大师”，无一不是学贯中西。比如陈寅恪先生，自13岁起留学欧美诸国20余年，先后学会日、英、德、梵等十几种语言；而此前，他广泛阅读经、史、子、集等文化典籍，积累了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功底。与这位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大师相比，我们现在的所谓“经典教育”，是不是有些故步自封、画地为牢了呢？所以，笔者宁愿相信这是新闻报道上的“笔误”，上述议论只是“杞人忧天”，而不希望它真是一些人心目中的“经典教育”标准；否则，我们的“经典教育”也太狭隘了。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明源头———各类文化经典，从这个源头汩汩流出的，不是无根之水，而是母性之乳。它不但滋养了民族的先行者，还将继续滋养民族的后来人。可以说，它就像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气势磅礴地奔腾在民族历史的时空之中，当它汹涌澎湃之时，民族的生命力就是强大的、旺盛的；一旦它出现了断流，则民族的生命力就将无可挽救地萎缩，最终像残花一样凋零。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国学教育”是重要的，“经典教育”是必需的。“国学教育”的普及，可以使优秀的中华文明得以代代传承，即便在全球化的时代，也依然能够使中华文明之树长青：“经典教育”的推广，则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更高的起点，实现人类优秀文明的共享，进而既提升本民族的文明，也提升整个人类的文明。故此，它的各种教育形式的探索，比如经典诵读等是可贵的；各种教育力量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等模式的创设，比如高校与民间牵手，共同成立“经典教育研究中心”等是可取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必须要做到像鲁迅先生所说，对所有人类文明的结晶，都要“放开眼光，大胆来拿”，让受教育者尤其是儿童，真正能够以经典为师、与经典同行，高起点、高质量、高效率地创造属于自己，也属于本民族和全人类的壮丽人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