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多元多样的儒家传统 儒家传统可以从时间、从空间，可以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乃至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取径来了解。这个传统和基督教的传统，和伊斯兰教的传统，和佛教的传统具有某种相似性。我并不是说儒学就是宗教，但作为一个 精神文明，它是多元多样的。 从时间的跨度来讲，我曾提出过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构想，这个构想事实上是非常简单的，我觉得不应该引起什么了不起的争议。就是说儒家传统从一个地方的文化、曲阜的地方文化，逐渐成为中原文化，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过程从先秦一直到两汉，可以叫第一期。然后因为佛教，因为道家思想的影响，在一段时间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知识分子不一定认同儒学和儒家传统，他们认同佛教，或者认同道家。这个潮流从魏晋一直持续到隋唐，这个时期佛教大行其道，当时的儒家还有影响，但基本上只是一个潜流。到了宋明，儒学进一步发展，儒家传统逐渐从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演变而为日本的岛田虔次（ShimadaKenji）所谓的东亚文明的体现，就是儒家传统从中国文化影响到韩国、越南、日本，乃至海外的华人社群，这是儒学的第二期发展。到了近代，就是鸦片战争开始，儒家传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重大冲击，基本上可以说不仅是退潮了，更可以说是被解构了，而且解构得非常彻底。当时中国最杰出的知识精英形成了一个批判儒学的大潮流，如果 你把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还包括吴虞这些人的力量集合起来，要打倒孔家店，要批评儒学，那么儒学当然是经不住国内最杰出学者们发自内部的批判的，所以说它基本上是被解构了。解构以后，也就是“五四”以后，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再发展的生机？如果有生机，它将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据此，我提出儒学发展的前景问题，我是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并不是说它一定能发展，更不认为它会一枝独秀。陈引弛先生曾把我的相关观点汇编为一本书，取名《一阳来复》。所谓“一阳来复”，就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的一枝很容易被摧残的幼苗，需要对它做大量的培育工作， 这就是我所说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任何一个重要的文明就像一条长河，它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一定跟其他很多的文明进行复杂的学术沟通。从空间来说，儒家当然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曾提出过“文化中国”的观念，这个观念里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儒学只是其中之一。有些学者把中国文化概括为儒、释、道三教，其实是不准确的，严格地说，从明以后还应该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另外，如果加上民间的宗教、各种不同的民族所体现的价值，那就更加多元多样了。所以儒家传统在广义的文化中国中，它只是很多资源中的一种资源，有的时候有影响力，有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不管把中国或者文化中国的概念怎样扩展，都没有办法涵盖儒家传统的全貌。因为儒家传统也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是越南文化的一部分，是韩国文化的一部分，是海 外华人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从空间来看，无论中国文化还是文化中国都无法涵盖整个儒家传统。再如，我在夏威夷的时候，东亚文化中心及传播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曾经做过一个调查研究。选了几个地区：韩国的汉城、日本的东京、中国的台北和香港以及内地的上海青浦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儒家的价值在这些地区所体现的情况。这个调查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做的。按照联合国关于全球价值的方向，以儒家价值为标准，最能体现儒家价值的是韩国，其次就是日本，第三是中国香港，接着是中国台湾，然后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从空间上来看，儒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最能发挥它积极的影响力，那要看它的实际情 况。 从阶层上来看，大家对此很容易理解。我们谈到儒家总是与知识精英联系起来的，至于它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以及和三教，和其他文化交流的情况怎样并不太清楚。至少从明代以后，儒家的价值已进入社会的底 层。 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儒家的价值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仅仅靠知识精英。其实知识精英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特别突出，重要的传播者是母亲的身教。在中国传统里面，没有受到文字、文本训练的母亲非常多，但是我们不要把文盲和文化价值的体现者对立起来。一个文盲可能成为一种文化价值最突出的体现者。最明显的是，所有民间的传统，夏威夷的也罢，美国印第安人的各种传统也罢，多半是通过口传留传下来的。比如夏威夷的某些宗教领袖（Kahunas），可以把文化传统中的1000多句的长诗完全背熟。所以靠母亲的身教，可以把文化价值如实传下来。到今天为止，在中国社会，就文化价值来说，对一般人最有影响力的还是母亲。我们要了解儒学，不能单着眼于精英儒学，要特别注意民间社会，注意介于精英与底层之间的中间阶层，譬如许多影响过大众的、普及给大众的作品，它们的作者不属于儒学的精英，但他们在儒学的普及上作了很 大的贡献。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可以从不同的学科对传统进行研究和讨论。从政治学角度了解儒家的权威（政治学者在美国的影响非常大），儒家就被看成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着重讲它的官僚系统、讲它的专制体系；从社会学角度了解儒学，就注重它的家族制度，注重社会 价值的传承。 这样看来，从时间，从空间，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从我们的科研，所展现出来的儒家传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传统。而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我想要提的问题，是这种错综复杂的研究中间的一个思路，我不能够概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根本没有什么理解，我甚至没有资格做一个儒学的专家和儒学的学者。那么复杂的传统，你只是这个大的传统中的一个研究者而已，而且研究的范围非常狭窄。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儒学在 现代和当代，也就是“五四”以后发展的情况。 二、一阳来复：“五四”以来儒学的转化 在“五四”的时候，对儒学进行过严厉的批评，甚至有人提出中国应“全盘西化”，如胡适，以及后来的陈序经等（后来胡适变了，觉得不能讲全盘西化，太绝对了，应该讲充分现代化）。但他们在讲全盘西化的时候，对传统是非常熟悉的，而大多数人对西化却很生疏。所以，讲西化在那个时候是有预见性的，向未来看，要学习西方，当时大半的人不要学习西方，我们要学习西方。现在则是西化大盛，所以一讲到传统，就觉得很生疏。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胡适他们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特别是受儒家影响的负面的东西。当然儒家文化在中国的思想长河中间起了很多负面作用，这是必须承认的。因为负面东西的力量太大，所以我们要学习西方，即使有心百分之百地向西方学习，最多还只学到40%。假如我们说一半要学习中国文化，一半要学习西方，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只有10%的成效，所以必须矫枉过正。就是尽量要把问题推向极端，胡适讲充分现代化时就是抱着这种心态。陈独秀、鲁迅等也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说要全盘西化，这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传统文化的积淀了，传统已经被打碎了。“五四”那代的知识精英里面，再偏激的人，他的传统文化也是非常深厚的，而且正因为他的批评性非常强，使得这个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传统中的阴暗面，被以放大镜的方式暴露无遗。比如说三纲问题、专制政体的问题、社会上各种不同的习俗问题，鲁迅所说的国民性问题，胡适提到的包小脚问题、纳妾问题、抽鸦片烟问题、懒散问题，孙中山批评的“一盘散沙”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文化传统极深厚，特别是心灵的积习特别深厚的情况下被提出来讨论的。即使如此，他们受到的传统文化的影 响，包括儒家文化的影响还是非常深刻的。 当时有一个口号，说要把儒学、把传统包袱丢掉。如果说是包袱，有几个基本的预设，首先就是它是身外之物，否则就不是包袱；另外就是可以丢掉。但是据我们的了解，它不可能是包袱，它的影响力，已渗透到了你的骨髓里，渗透到你的血液里。你要脱胎换骨，很难。你想把它像包袱一样丢掉，然后就能西化，更难。这力量非常大。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在当时讨论的四个复杂的问题，把它弄简单了，或者说是弄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把“体”的问题，变成了“面”的问题，变成了“线”的问题。所谓“体”的问题，有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一个就是对传统的承继和扬弃。如果不能继承传统，不能把传统的精华继承下来，不去了解传统的精华和糟粕之间复杂的关系，就没有办法扬弃。你扬弃的，有时多半是精华。对西方，或者是国外的思想，你不能够有某种主动自觉的理解来承继，而是全盘地接受、拿来主义，绝对拿不来。日本学习西方的情况和我们学习西方的情况距离太大。你可以看到日本学者小心翼翼、逐渐逐渐 地把西方的一些价值引入。日本到外面去旅游或者到外面去调查的人，目的性非常的强，从德国学什么、从法国学什么、从美国学什么、从英国学什么，在国内已经讨论得非常细致。即便如此，日本对西方的了解还是有它的片面性。假如我们没有这种主动自觉（主动自觉就是我们自己对自身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承有没有深刻的理解），那么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扬弃的工作就做不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排拒也绝对不行。你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粗暴的，你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一定是肤浅的。对于传统怎样去理解它，它的精华怎样去开发，它的糟粕怎样去批判；对于西方的文化怎样进入它的语境、进入它的环境，是深刻的引进而不是对它的一些浮面的现象进行毫无选择的输入，这四个问题同时出现，应同时解决，没有捷径可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没有强烈的批判，既没有办法对传统文化的精华进行开发、对糟粕进行扬弃，也没有办法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进行排拒。正因为这种批判精神非常强，所以任何一个人，对他自己所认同的传统不先做认识、理解和分析， 而希望把这个传统在自己这里发扬光大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认为在“五四”时期，儒家传统受到了一批最杰出知识精英的批判，这对儒家传统能不能够继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的严格批判，不把它的阴暗面全部暴露出来，它的真正的价值就很难体现。所以我说对儒家残害最大的还是军阀、官僚，或者有政治权力的人想办法从内部来腐蚀，儒家越受到袁世凯的宣传、受到张宗昌等人的提倡，儒家的生命力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就越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正因为在政治上的宣传，使它成为一种政治压力、一种象征系统的主导，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就有一种 压迫感。 中华民族的再生、中华民族的腾飞，意涵是非常丰富的，有经济含义，当然也有政治含义，甚至有人说有军事的含义，后面所带来的文化信息是复杂的。对于国际社会的重组，对于国际新秩序的出现，对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人文主义的发展，我们能提供怎样的精神资源？回答这个问题，不可能只是官方，或者是少数的知识分子，一定要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步骤。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政府的、学术界的、企业的、媒体的，乃至各个不同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大家共 同来建构这一理念、这一愿景。 这中间有这样一个背景，在此简单地提一下。从17、18世纪开始，西方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启蒙心态。我们说的“启蒙”是一种文化的运动，是一种还在发展的理念，也是一种复杂的心态。哈贝马斯说希望把启蒙再发展下去，我认为这是对人类文明影响最深的思路。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是启蒙发展出来的。我们现在的大学制度、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的出现，都跟启蒙有关系。但是这个大潮流现在碰到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因为它是人类的中心，对物质主义发展的关注，导致了严峻的生态环保 问题；它是强势的个人主义，现代社群理论对它进行了批评；另外它是一种带有侵略性的浮士德精神，以“追求富强”为目标，从过去的殖民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都跟它有关系。现代生态环保的困境和战争的问题，乃至世界上发生的贫富不均，还有各种的国际化造成的反全球化运动，使大家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还有西方的杰出知识分子，都认为启蒙所代表的启蒙理性，没有办法带领人类走过21世纪。就像解构学、后现代、各种女性主义等，很多人基本上都对启蒙进行严厉 的批评。 从这方面来看，儒学、特别是新儒家的儒学，在“五四”以后逐渐地得以发展，现在可以说是“一阳来复”。那么到底文化的涵义是什么？有张君劢、贺麟、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这十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现在来看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从中可以看出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儒学创新的可能。 张君劢大家都很熟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梁启超一起到欧洲游历，回来以后就进行所谓的科玄论战，实际上，科玄论战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提出来的是人生观的问题。当时在胡适、丁文江等科学主义的导引下，对人生观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大家认为科玄论战中科学取得胜利。我们重新回顾那个时候的论战，发现张君劢提出的很多问题，如人生的价值问题，人除了拥有科学理性以外，还有很多无法量化的、无法 理解的能力，他的很多观点到今天还没有过时。 第二位就是贺麟，我在20世纪80年代去看他的时候已经绝口不谈儒家，只想从我这里知道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的东西，但是他是通过黑格尔，把王阳明和黑格尔结合起来，这和冯友兰把朱熹和新实在论结合起来有很大的不同。很明显，这几位都是真正浸润到西方文化之中的学者，也可以说儒家传统从“五四”开始经历了一个西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从西方最核心的一些传统来进行比较研究，来发扬他自己的 内在价值。 梁漱溟先生没有出过国，但是梁先生在1923年所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基本上是把人类文明按照印度文明、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加以分梳，他有一个国际视野，而且对此也有很深刻的理解。 1949年建国以后，真正的儒学发展在海外，在中国香港、台湾。香港主要是新亚书院，台湾主要是东海大学，台湾大学也有些学者。这些学者中，比如方东美是一生研究希腊哲学的，他的“科学哲学与人生”中所掌握的智慧主要来自希腊哲学。他后来到美国讲学，受到了美国学者的刺激，开始从事儒学研究和讲儒学，他用英文讲儒学的东西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的及门弟子，像刘述先、成中英、傅伟勋，都是直接师从方东美先生的。毫无疑问，他们对西方的学术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唐君毅先生在香港的新亚书院，他对西方黑格尔哲 学的浸润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 牟宗三先生，中国的康德专家。在他去世前是以全部的精力做康德的翻译。牟先生认为，把康德哲学的自律道德和中国的心性之学以及孟学中的“四端”结合起来，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牟先生的哲学在台湾影响很 大。他在台湾的弟子号称“鹅湖学派”。 徐复观先生的贡献是在两汉思想，在《文心雕龙》的研究，发展成为中国艺术之精神，再者就是在政治与 学术方面，出版过很多的论文集。 惟一和西方的思想没有什么纠葛的就是钱宾四即钱穆了。这是一个例外。 三、结语 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儒家传统是经过了一个西化和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全面、非常深刻的，绝对不是从前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么肤浅的模式。像严复在做了那么重要的翻译工作之后，他说“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是他对西方学术、西方现代精神的一个概括。这个概括非常重要。在“五四”前期，中国最主要的观念是自由和人权，后来因为救亡图存和其他的理由，才突出了科学和民主。科学后面是追求理性的价值，民主后面所代表的则是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这在中国没有很好发展。所以我也同意李泽厚先生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但是“救亡压倒启蒙”并不能击中“五四”心态的核心。当时有一个很强烈的要求：只有启蒙才能救国，只有通过学习西方才能救中国。这种观念太强了！所以，当时儒学和其他的一些传统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质疑。所谓不公平的质疑，就是拿西方最突出的价值如科学和民主，来对儒学进行 拷问：如果儒家传统没有发展科学、没有发展民主，那就没有价值。没有想到一个重大的精神文明，它会有很多其他的价值。没有充分体现自由的价值，却有公益的价值；没有理性的价值，却有同情的价值；没有法的价值，却有理的价值；没有人权的价值，却有责任的价值；没有个人主义的价值，却有社群伦理的价值。这中间的关系非常复杂。这些都可以说明我们对儒学，如果要进行完整、正确的了解，就要看它的资源是什么。既然在现当代的传统儒学观念里面，我刚刚提到的跨两代的十位思想家，都充分地通过西化和现代化，对儒学做一个非常严密的内部的批判，“三纲”基本上被批判掉了。所有在儒家传统里面跟自由、人权、民主、科学相违背的，都经过了非常严厉的批判。那么，它还有没有很大的生命力？我认为有，不光从理论上面有。这没有办法细说了。至少在个人、社会、自然和天道四个层面上，儒学有其独到之处。个人的身心灵神如何能够综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个人？个人和社会，从个人家庭一直到人类社群，能否进行一种健康的互动？人类和自然能否有一个持久的和谐？人心和天道能否相辅相成？西方的现代理论，特别是西方的政治理论，一直到现在（也包括哈贝马斯在内），只提出一个向度的问题，就是个人和社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人类和自然的问题，更没有接触到人心和天道的问题。因为哈贝马斯不了解宗教，在他的理论内部更没有自然生态环保的一定位置。儒家所展现的人文精神，这四个侧面都是配合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至少在宇宙论和人生观两方面，儒家的人 文精神确有光明的前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