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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学者论儒家(5、6):《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David R. Schiller

http://www.newdu.com 2017-12-15 中国儒学网 方朝晖 参加讨论

    【作者按】David R. Schiller严格说来不是波士顿人,但是由于他家住在波士顿邻近之地,且经常往来于波士顿,故而勉强纳入于本系列。David不是大学教授,也不是知名学者。但是作为一名儒学的业余爱好者,却对儒家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10几年如一日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论语》的翻译中,为了保证翻译质量,他的《论语》英译本修改了无数次,至今尚未拿去出版;他对希腊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后来所走过的歧路的检讨,使得他得出以儒学和希腊哲学为基础重建人类科学的主张;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有痛切的反省和思考,这种思考使得他深深认识到儒学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意义,从而也使他走上了一条“儒家”的人生路。我与David相识已多年,对他的了解相对多一些,所以这里打算分成两次讲。这里是第一部分。
    4年多以前,我因为写了一篇英文文章,想在美国杂志上发表,请了一位美国老师帮我修改文字,这位老师说自己不研究汉学,故而帮我找到了David R. Schiller来修改。当时我对David是何许人也完全不了解。但是在修改过程中,David通过电子邮件与我进行了大量的交流;不仅在语言文句上对我的文章进行了大量的加工,而且针对文章中涉及的有关西方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令我十分佩服他的希腊哲学功底。这篇文章后来在夏威夷大学主办的《东西方哲学》杂志2002年元月号上发表,其中当然有David的一份功劳。后来,前年David与妻子来北京参加第12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我与他进行了不少交流。去年我到哈佛来之前,他高兴得不得了,说要趁这次机会尽可能“榨干”我所掌握的儒学知识,其真正目的是想让我帮他完成《论语》的翻译工作。
    David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从小在麻州长大,他目前住的房子还是他的祖父亲手所造。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激烈的反越战分子,他好像是因拒绝参军而没有在大学继续深造,读到硕士就毕业了。但是尽管如此,他在读硕士期间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西方哲学训练,此后虽多年没有从事学术,但是从来没有放弃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希腊哲学的热爱。至今他只要一跟我讲起希腊哲学,总是滔滔不绝,颇有见地。他家中所藏西方哲学名著更是不少,其中尤以古希腊哲学名著为齐全。他还会读希腊文,认识拉丁文。David今年虽然已经60多岁,多年靠经商维生,而非专门从事学术,但是任何一个到过他家的人都无法怀疑学术是他生命中的一个最重要部分,他家的房子从上到下到处摆滿了书,从西方哲学到中国学术,从语言到历史,无所不有。他上次到我在北京的家时称他的书比我多8倍。他参加过不少有关儒学的会议,也写了一些论文发表,每次他都称自己为“独立学者”(independent scholar),相当于国内时常说的“自由作家”。此外,他曾经在出版社当过编辑,对英语的语言特征颇有研究,目前还在打算写一本有关英语语法的专著。
    David自称自己是一个“儒家”(Confucian),他是通过研究《论语》这本书而成为儒家的。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他时,他把我带到他家不远的小镇上吃比萨饼,就在我们邻座有两个当地妇女也在吃饭,他们可能是在讨论基督教的问题,其中一位忽然转过头来问David一个有关神的问题,被David泼了一瓢冷水。David回答道:“不知道!我是一个儒家。”两位妇女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了好半天。David低声得意地告诉我:“她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儒家,我是故意这样说的。”
    与《论语》结缘
    10多年前,David读到,美国著名诗人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在其片段《诗经》译注中,称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孔子,就不能说他真正受到过教育。于是他开始阅读英人里雅各的《论语》译本,并发现不少地方文字有待改进。David有替人修改语句的习惯,但是他发现自己修改时无法确知某一个句子的正确含义是什么。于是就用他妻子的汉英词典来查对,由此他逐渐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并认识到孔子的思想是多么美妙和重要。这样他就开始了一个漫长的《论语》研究历程,这一过程把他造就成了一个“儒家”。10年多来,他对《论语》投入的心血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由于他不懂中文,只好把各种不同的《论语》英译本全部找来,逐字逐句地推敲和研究;他的妻子虽然是个香港人,但是只对艺术感兴趣,对《论语》毫无兴趣,于是他把自己的岳父大人强行当成了他的《论语》研究助理,并在岳父的帮助下,于1994年就在现有的各种《论语》英译本的基础上将《论语》重新翻译了一遍。由于他岳父毕竟只是个普通华人,没有研究过儒家,所以10年来,David一直对自己的翻译之作缺乏出版信心,他的《论语》英译本一放就是10年,至今没有出版。但是在这10年里,他从未放弃对《论语》的修订,并阅读了“四书”中的其它几本,研究宋明新儒家,搜集中国历史资料,等等。就在我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他的《论语》英译本已经出了3稿,目前据说已近最后一稿,但是好像还不急于出版。他宣称,他的译本最为独特,出版后说不定能嫌大钱。
    David不懂汉语,如何能“翻译”《论语》呢?严格说来,与其说他是在翻译,不如说是在研究。所谓的“译本”乃是研究的副产品,其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在读《论语》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很多难以读通的地方,于是将各种不同的英译本拿来对照,时常发现相互矛盾或含义不清之处。于是他找来有些英文注解本,如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译本,既采用了朱熹等人的思想,也吸收了不少清代经学的研究成果,对《论语》逐章逐节、逐字逐句进行了英文注解,藉此David可以了解《论语》中多数字词的本义。以此为基础,David将《论语》中所有重要的名词术语一一编号,逐个逐个地考证其意义。这样久而久之,他就能融会贯通,一方面对《论语》各章各节的思想内容有了全面把握,另一方面又对其中许多章节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认识。凡是自己还搞不明白的地方,他几乎是逢人便问。有一次他专门约好了杜维明先生面谈,在赴约之前事先把自己对《论语》中尚未搞清的一大堆问题一一记录下来,见到杜先生后抓住分分秒秒进行询问;有一次美国华裔学者李晨阳(Chenyang Li)等人到了他的公司,他就逮住他们一个劲地问了许多问题,而李晨阳也表现出了帮他解答的浓厚兴趣;这次我到美国,对他来说可算是个好机会,可以说为了帮他完成翻译工作,我也投入了不少精力。前后到过他家4、5次之多,他专门到波士顿来找我也有3、4次之多,每次我们在一起都是一呆至少一整天,甚至2、3天,他围绕《论语》中每一句话该如何理解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和无休止的争论。
    我在与David交流对《论语》的理解的过程中,一开始有些想当然,有时以为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后来我不得不承认,有些东西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David的译本中,有些地方乍一看似乎完全错了,这时你容易自以为是地以为,毕竟他是一个“老美”,才会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可是当我故意不告诉他我的理解,并一本正经地要他细说之后,方才知道他根本没有错,而是我自己对于有些英语特殊语式不了解。其实他大量、反复阅读的各种英译本也是建立译者对中国古代各种《论语》注解本有所研究的基础上,不能说他的理解一定靠不住。这次到美国来,我特地随身带了朱熹的《四书集注》,何晏注、邢昺疏的《论语》本以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还带了《说文解字》,完全是出于他的缘故。目前看来好像基本上把David“对付”过去了。但是对于他提出的许多问题,我时常都是同时查找和比较这几个不同的中文注本,然后把这些注本的意见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有时候我觉得他的理解离奇、古怪,但是他坚持他的道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他讲得有一定道理。尽管我不是《论语》专家,但是我敢斗胆地说,至少在我所细读的范围内,David对《论语》各章节的理解基本正确,多数情况下经得起推敲。因此,一个没有研究过《论语》的中国学者,如果想在对《论语》的理解上说服David几乎不可能,甚至在很多理解方面可能会被David问得语无伦次。
    “编一本国际儒学教材”
    有一次大概是假期,David在家里读《论语》,读着读着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多美的句子啊!”当时他妻子正在他身边,听后吃了一惊,反问道:“你真的这么认为吗?”说话时露出一脸的讶异表情。David跟我说这件事,目的是想说明由于在他妻子心目中《论语》这本书是多么枯燥乏味的一本书,使得他长期以来的研究工作在家里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心里似有说不尽的“苦水”。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因为自从我到波士顿后,他妻子终于认识到她家里出了个“哲学家”,从此对David括目相看。
    David多次跟我说,他现在最大的理想之一就是把创办一所儒学书院,其样式可以模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书院的目的是培养一批又一批现代儒家。他家祖传的房子座落在一座山前,房子后面有一大片树林。把房子向树林方向加以扩建、改造,即可办成一座书院。考虑到书院以后招收国际学生,需要儒学的教科书,因此他希望自己翻译的《论语》能够成为一本国际儒学教材,或者世界各国学生通过英语进入儒学的入门典籍,这一雄心也决定了他对自己的英译本提出了晓畅明白、语言优美以及通俗化、大众化的要求。
    目前在英语世界里,《论语》的英译本据说已有20余种。David费多年心血研究和翻译的《论语》,与前人相比有什么不同呢?这其实也是David自己所关心的。David说,目前西方世界的各种《论语》译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翻译时过份拘泥于原文,大大损害了西方世界对《论语》的理解和接受;另一种是翻译者过份自信,或者对原文没有深究,翻译得不准确或不正确或者前后矛盾的地方有很多;最后一个大问题据他自己声称,是目前各种《论语》的英译本都带有强烈的学院化色彩,只能供研究人员使用。而一般的西方读者由于不了解《论语》中所有人物的背景、故事情节等等,读到这些英译《论语》时常会感到莫名其妙,从而从一开始就把此书拒之门外。因此为了搞出一本可以成为国际性教科书的《论语》,他力求自己的译本在形式上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将各个人物、故事的相关背景资料吸纳到《论语》文本中,同时用斜体将正文中的这些背景资料标注出来。由于正文文字与背景资料一起编排,会给读者提供极大的阅读方便。David说一般西方读者读《论语》时,未必有兴趣花时间专门查背景资料或研究注释,因此他才有此想法。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说虽然可能会遭到学界批判,但是无疑会大大有助于一般西方读者接受《论语》;
    二是语言生动优美。在翻译过程中,他对每一句话都反复推敲,即使现有的译本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翻译,但是他仍然要追问这种语言是否漂亮,是否把原文的结构破坏了。凡是原文有排比、对称的地方,在英文中尽量要反映出来。为了找到既文句优美、又准确反映原意的词汇,David真是费尽了心机,耗费了大量心血。
    下面几件事可以反映出为了保证翻译质量,David是何等专注:
    他经常在他妻子回家后逼他妻子帮他查古汉语字典,并反复盘问他的妻子如何理解其意思,多次把他妻子逼得十分生气,甚至不想理他;有一次在阅读与翻译过程中,遇到一个汉字,不知道其在一个具体的句子中当如何理解,不得不打电话去问他的妻子,可是由于他只知道这个汉字怎么写的,却不知道该字如何发音,于是他只好在电话里描画半天,他妻子还是不知道。他在电子邮件里也向我描画了一番,我当时也没有猜出是什么字。后来他妻子专门与我商量了半天是什么字,我们才搞明白了。
    去年12月我与David一起去华盛顿参加APA全美哲学会议,去之前我们一起到纽约住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们白天一起出去玩,晚上他却时常为一个汉字该怎么译成英文,或者一句话在英文中该如何表达吵得一塌糊涂。白天吵完了,晚上睡觉时,有时David深更半夜突然想出了一个好的译法,马上起身找纸找笔,把他妻子弄得睡不安神。有时为了一个字或词该怎么译,他把我和他妻子一起找来,逼我们当面说出我们分别是如何理解的,此词在现代汉语中、在古代汉语中分别可以怎样理解,有什么证据来支持我们各自的观点。那副架式真与“逼供”无异。
    对《论语》的新理解
    在多年的《论语》研究中,David对《论语》及孔子思想的理解取得了很大的个人突破,有不少自己的独到见解。由于David想“一鸣惊人”,不允许我跟别人讲他的新突破,这里我冒着一定风险讲若干可能不会引起他生气的方面:
    一是从程朱理学的影子下走出来。我在与David接触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我们中国人读《论语》,多数都是以朱熹的注解本为基础进行的。结果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染而无法认识到朱熹注本客观上存在的许多局限。由于David不像我们中国人,他很重视每个汉字特别是某些主要词汇的原始含义,这样在理解时常常有一些新见。比如,他坚持认为,《论语》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一句,所谓“异端”不是像朱熹那样理解为异端邪说。他相信孔子在世的时候,儒学尚未兴起,儒家连一个学派也不是,孔子也不可能有那么强烈的区分正统与异端的意识。他根据中文中“异”可指“特别”,“端”可指“端口”,认为“异端”相当于“末端”,指不重要的部分。因而“攻乎异端”当是“舍本逐末”之义。其他类似这样与朱注唱反调的例子还有很多(下面还有例子)。
    二是对某些文句的理解有新突破。比如“克己复礼”中的“克己”一词,迄今为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汉学界,一般都将“克”释为“克服”、“克制”,而David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一译法。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跟我说他的观点时,我问他有没有什么依据,他说没有,只是猜测。理由是,孔子不可能让人们人为地“克制”自己,任何克制都是一种人性的压抑,这不应当是孔子本人的思想。他认为“克”应当训为英语中的enabling(能够,使能够…),我表示不接受,于是我们开始查古汉语字典,结果字典中“克”字的第一个含义就是“能,能够”,我当时吃了一惊。后来我想到,在先秦经典中确实有不少训“克”为“能”的例子,比如《大学》中有“克明德”、“克明峻德”,连朱熹也训此“克”为“能”。此外,在西周金文中的“克”字一般均训为“能”。因此,David更加相信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即“克己复礼”的原义是指一个人“能够自觉地复归于礼”,而决不是指一个人“克服自我以恢复到礼”。这与David对孔子思想的一贯理解是相一致。
    三是对《论语》及孔子思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阐释观。由于他不仅要把《论语》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章节完全消化掉,而且还要联系《论语》其他章句,从而建立起对孔子思想之有机的整体认识。在这方面,我必须承认有时自己远不如他,因为有时他突然把此章中的此一句话与彼章中的彼一句话相联,认为这两句话虽相隔甚远,但遥相呼应。我一开始还不相信他,但一查原文,果然如此,根本就驳不倒他。正是在这样进行联系的过程中,David对孔子的思想建立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理解。其基本精神我一句话说不清,但其中有些内容,我想可以从他对如下几个词汇的理解中体现出来:
    第一个字是“习”:David认为“学而时习之”的“习”对准确理解儒家思想的精神实质有特殊意义。“习”字从羽,在中国古代,“习“的本义是“鸟数飞也”(里雅各注本也有交待)。David认为这一点特别有意思。一只初生的小鸟不会飞,可以想像她刚开始学飞翔时何等辛苦,一举一动都要伤筋动骨;但是一旦她学会了,可以在高空自由飞翔、自如盘旋,不但不必为自己的任何动作而费心,而且从中体验到无穷的生命之“乐”。故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生的成长过程也是如此,其本质特征是道德从外在理想内化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是一个典型的“习”的过程。通过“习”,人们不但不会再为外在的道德规范而感到压抑,而且会从中体会到无穷的生命之“乐”。因此,中文中的“学习”二字不能象在现代汉语中那样翻译成study,而必须译成learning and practice。有鉴于此,David最反对朱熹《论语》注解中的有些地方,因为它强化了学习过程中自我压抑的重要性。比如把“克己复礼”中的“克己”训为“克制自己”;又比如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孔子决不会向人提出“灭”这样灼人的要求。
    第二个字是“义”:学习的过程不可能没有外在规范的约束,所以才会有“礼”的问题。但是,任何规范都不是没有缺陷,而且学习过程最大的陷阱恰恰是盲目照搬具体的行为规范而不能“乐”在其中,因此必须强调“学”和“习”的根本目的决不是为了适应规范的要求,而是为了建立人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和应变能力”,即人在不断变化的生活情境中面对具体事件作为决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人的道德感受方式上。这种特殊的“道德感受和应变能力”就体现在“义”字上。这就像鸟儿学习飞翔一样,一开始,一举一动都显得笨拙,但是学习到一定程度,建立了良好的对于具体环境的应变感觉,自己的每一举动都能随着环境带来的新感觉而自如地进行,不再有难以应变的吃力感。儒家的“义”可以说是“礼”的反面,它的精神实质是强调通过学习来培养人的道德感受能力和应变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比通过知识化的灌输来认识某个道德规范要重要得多。因此,“义”作为一种内在的品德,虽然不像“礼”那样有客观标准,“义”字代表儒家对“学问”本质的特殊理解。David认为,“义”是中国文化中实践智慧的最高体现,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phronesis。
    有一次我在家里睡觉的时候接到David的电话,问我《论语》中“色难”一段如何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那点东西告诉了他,没想到被他奚落了半天。原来,我只说了这段话的意思是强调孝敬父母时不能只供吃喝,关键是要有“和颜悦色”。David说,这段话的含义决不止于此。因为要知道,人们对父母没有和颜悦色,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如果一个人平时不学习,不修身,等到需要孝敬父母时,已经为时太晚矣。孔子的目的不是单纯地在强调和颜悦色对于孝敬父母如何如何的重要,而是为了指出,一个人对父母不孝是因为他没有建立起良好的道德感受能力和应变能力,这使得他在孝敬父母时不能感到快乐,所以自然地会“色难”。道德教育,或者求学问道的真正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孝敬父母之类的外在目标,而是为了让人们在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社会要求面前建立起良好的感受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使自己在尽人生必尽的义务或者承担需要自己承担的责任时能够enjoy(快乐)而不是痛苦不堪。
    波士顿学者论儒家(5):
    《论语》、希腊哲学与现代文明
    ——David R. Schiller(续)
    【作者按】这里是第二部分。
    儒学与人类科学的重建
    David认为,现在西方文明内部有一种内在的分裂或紧张,即精神价值传统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分裂与张力,科学、技术的运作逻辑与人的精神成长的逻辑“风马牛不相及”,这造成了现代科技发展与人的精神生活无法同步增长的弊病。基督教是西方文明中最大的精神价值传统,但是从根本上说,基督教这一精神价值传统追求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生活,因而这一传统对于人类周遭环境的美化与建设缺乏足够的关注。基督教强调信仰与理性的不同。在基督教教义中,最基本的一条是“信”,即对“主”的信仰之所以是“信仰”,正因为它建立在不能用理性来把握之上。因此,我们看到,在西方世界,理性与信仰实在代表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一点往往一个生活在中国文化中的人难以有深切的体会。这种差异已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它所带来的张力和问题也是比比皆是。
    但是这种精神价值信仰与科学理性完全割裂的状态,并不是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有的。David深信,希腊哲学的精神到中世纪以后被基督教异化了,今人所看到的希腊哲学也因此而常常带着中世纪以后一系列观点的烙印,但是这并不是希腊哲学以及希腊文化精神的本来面貌。比如,现代人读亚里士多德,往往只读其中一部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部分,容易把亚里士多德解释成现代科学体系的奠基人。可是很少有人能够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思想放在一起来读,并从整体上来理解他。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理解亚里士多德,就会发现他的思想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成为后来欧洲科学精神的奠基人,而在于他从来反对把科学与现实生活分裂开来,从来主张科学为人的精神价值生活服务。如果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形而上学》还有《政治学》,除了《生物学》、《物理学》之外还有《伦理学》等,我们就能明白他一生都想让科学朝向有益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向发展,尽管他走得没有孔子那么远,那么成功。
    David称,他之所以对儒学产生前所未有的浓烈兴趣,主要原因正在于他从儒学之中读到了一种崭新的精神,即一方面强调人的现世精神生活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像基督教那样把人的精神价值生活引向一条没有理性基础的纯粹信仰道路。在儒家学说中,我们看到,对人生价值问题的关怀与探索,总是可以诉诸理性的语言来开展,这是我们在基督教中所看不到的。儒学中没有对于神圣的盲目崇拜与信仰。这一精神也决定了儒学不但不排斥科学,他本身简直就是一门“科学”;而且,仔细研究可知,尽管在儒学史上不乏“正统”与“非正统”之争,但是与其它宗教相比,儒学的入世精神决定了它对人世间一切合情合理的事情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而不易走到一条原教旨主义的排他道路。这也是我们今天看到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特别容易接受的原因之一。
    如何让科学、技术等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人类的现实生命需求,与人的精神价值生活互相依赖,互补平衡,而不是此消彼长,难以调和,是人类面临今天的最大难题之一。儒学的高度入世精神,儒学把精神价值生活理性化的特殊取向,既避免了基督教那样信仰与理性的分裂,也不像现代科学那样脱离人们的精神价值生活片面地追求理性化,它是否一种未来世界所需要的真正“科学”呢?至少它是现代世界所极其需要的。David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有魅力的学说!”他对儒学真是情有独钟。
    

“资本主义这只虎,需要儒学来驯服它”


    David多次跟我说,资本主义就好比是一只猛虎,如果你能驯服它,它可以利用它的巨大能量给人类带来无穷的财富和福利;可是有谁不知道猛虎也是能吃人的,它一旦失去控制,就会肆无忌惮,给人类生活带来无穷的灾难。他说,“资本主义这只虎,需要由儒学来驯服它。”
    David说,中国人搞社会主义搞腻了,现在想搞资本主义,可是如果不了解资本主义的两面性,把西方的成就简单地归功于资本主义,而后盲目地模仿之,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他说,要知道,西方的资本主义在第二次大战前夕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一些人用“社会主义”来拯救了资本主义。在美国,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罗斯福,正是他用“社会主义”精神拯救了濒于灭亡的美国资本主义,尽管美国人自己常常不愿承认所用的是“社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人来到美国,看到美国社会的福利搞得那么好,学术著作可以出版,人文教育虽不十分景气但仍有生命力,社会保险制度如此健全,税收制度如此有力,有那么多的基金会给人们提供必要的资源,穷人的孩子也可以上学……这一切是不是资本主义的功劳?按照David观点,恰恰相反,这些多数都是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后才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如果真的按照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去做的话,早已把人类毁灭不知多少次了。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不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建设过程中无数痛苦的教训,只是一味地模仿西方走过的路,是十分不可取的,David如是说。
    基督教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有没有贡献呢?当然有。但是,即使强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联的韦伯也分明意识到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可怕性,后者恰恰不是基督教所能控制的。David认为这与基督教这一宗教的性格有关。因为基督教本质上是一个出世的宗教,一个寻求彼岸的宗教,它对人们在现世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制度体系、经济效益、社会空间等等,并不是提供直接的思考和答案。西方人把这些工作交给了“科学”(社会科学)来解答,而科学往往有自己独立于一切价值之上的超然逻辑,不依照人的精神成长的需要来思考。
    相比之下,儒学虽然同样是一种精神价值传统,却有着与基督教及西方科学迥然不同的一些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儒学除非不能生存,只要它生存一天,只要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生存一天,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所可能带来的恶果不加思考,不可能不围绕着与人性、公平、正义等相关的价值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运作逻辑,并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发挥有积极意义的建设作用。例如,儒家的核心价值之一“义”,可以说是针对“利”提出来的。“义”虽不排斥“利”,但却承担着必须矫正“利”的使命。儒学的这一价值从开始就给资本主义注入了一剂有根本意义的清醒剂,如果它能成为资本主义伦理,还会出现韦伯心中所不能排解的、对资本主义的深深困惑吗?因此他说,“资本主义这只虎,需要由儒学来驯服它。”
    David说,儒学的另一个根本精神是在人世间建立一个和谐的生存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虽然有制度,但主要是靠礼、仁、义、信、忠、知等一系列价值来维持的。也就是说,儒家虽然不反对制度建设,但是由于它不像西方那样把制度的理性化过程绝对化,因此,儒家的实践有可能避免制度的理性化发展违背人类现实精神价值需要的局面。这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基督教虽然也是一种好的精神价值传统,但是它在这方面是令人失望的。
    David说,凡是一个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未来方向产生深深的忧虑,这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一系列因素决定了它有一些自身难以突破的限度。中国能不能给人类提供一种的希望呢?中国有如此伟大的精神价值传统,如果中国人能够积极在此一传统之上来建设资本主义、塑造资本主义、控制资本主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盲目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盲目崇拜美国,中国一定能人类文明带给一线新的希望,David如是说。
    

儒学与现代政治文明


    David跟我说,他一直认为儒学的基本价值本质上是“民主的”,他说他曾在一篇论文中将民主政治的一系列价值需要与儒学中的价值相对比,得出二者完全一致的结论来。他说,儒学中缺少的惟一一样现代民主政治因素,大概就是“投票制度”(voting)了。然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环境中,人们不可能提出投票制度。“投票”对于现代民主是个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说“投票”在一切社会条件下都有效。应该把“民主精神”与“民主制度”分开来,前者在任何时代都可能需要,后者则需要不断变化。“投票”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一个表征。一个人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世袭政治制度下,无论他如何具有民主精神,也不可能想出投票制度来,因为投票制度本身也有很多局限,其实可以说完全不适合于孔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国情。一些人把民主制度等同于“投票制度”,这真是只见其“末”,不见其“本”,他感到太不可理解了。事实上,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让那些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当政,而不是取决于有无投票制度。在美国,罗斯福当政时间再久一些,可能会对社会更有利;而里根、小布什这样的人当政再久一些,一定会把美国搞垮的。投票制度的有效性是暂时的,但是儒家贤能当政的政治理想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David又说,事实上,以儒学价值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中,人们对民主比起其它文化传统的国家,比如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人们民主更加容易接受。
    David称,儒家不仅包含着民主精神,它还有比一般的民主理论要高明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儒家主张一个社会的基础在于教育。儒家所以提倡圣贤治国,正是因为认识到大众的非理性、盲从性和不可靠。这一点在美国体现得十分明显,美国目前每年大选的投票率只有20%,多数美国人认为政治与己无干,他们平时也很少思考政治方面的问题,而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个人经济利益;由于他们平时不去用心思考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遇到政治问题时常常缺乏见识,很容易被政治家们所利用,诸不知现代的政治家们个个都是深谙老百姓内心活动的心理大师。比如这次伊拉克的虐囚丑闻,其实真正的祸首是小布什,他虽未直接叫美国士兵这么做,其实他的工作作风,他的说话态度,早已在美国士兵心里种下了罪恶的种子。但是美国老百姓们事后一看小布什道歉,马上认为与小布什无干。老百姓如此容易被操纵,惟一的办法是加强教育,从而提高全民的素质,让全体公民中有见识的人多起来,那些政治骗子们的伎俩才不会得逞。
    David还认为,儒家的精神实质与现代人权概念也是一致的,即二者都致力于保护个人的尊严,只不过保护个人尊严的方式和角度有所不同。David认为,儒学好比是一个花蕾,本应在开出更加鲜艳的花朵来,可惜的是自从秦汉以来,法家的精神在中国起到了主导作用,极大地摧残了儒学向自己理想的方向发展。中国历代的帝王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权,而儒学则被当成他们统治社会的工具。这才是导致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民主、法治的主要原因。
    我个人一向认为,法治、民主等政治文明现象,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我们今天应当回答的主要问题不是论证儒学如何能“开出”这些东西的理论问题,而是儒学作为一种精神价值资源如何有益于法治、民主这些现代性得以更好地发展,以及儒学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现代性因素之间如何互补共存、相得益彰之类的问题。正像西方文明需要通过吸收其它文化等来不断调整自身从而有所变化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指望中国文化保持原样不变,中国今天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如何用儒学等资源来整合西方现代性因素、从而重建自己的文明形态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实践中如何进行创造性融合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从理论上我们只要认识到儒学与民主、人权等现代性的要求不但不相背,而且是有益于后者健全发展的重要价值资源也就够了。
    

儒学与现代国际关系


    David在跟我的大量交谈中,认为小布什的一系列行为大为不満可以从儒学的立场来批判。他说,《论语》中有一个故事,有一次孔子的一个弟子要以鲁国的名义去征伐一个附庸小国,孔子就跟他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小布什的行为与孔子的弟子无异。他又说,在《孟子·滕文公》中,孟子谈到古代的圣贤之君一开始地域僻小,但是他们能够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而不是动辄以武、以怒制人,结果周边国家的人民都像大旱盼甘雨一样盼望他们的到来。可惜现代的政治家们却常常喜欢以大压小,以力服人,他们天天都在发展军备,把一个国家的全部国际政治利益寄托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上。下边是他跟我谈到的《论语》中的相关段落: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论语·季氏》)
    David说,《论语》、《孟子》中的许多思想,足以证明儒家对于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早已提供了极好的方案,其核心大致不外是以善养人、让人心服,才是永恒的正义,才能建永久之福祉,开万世之太平的道理。可惜现代的政治家们个个自以为自己聪明得不得了,诸不知他们的那点见识跟古人的伟大智慧相比,实在不值得一提;《论语》、《孟子》中的一些话,如果他们用心去读一下,也许会有助于他们正确地认识自己,处理好一系列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地区以及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关系。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
    David跟我讲,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被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的产物,是打着消除恐怖的旗号而谋求石油等经济利益的不义之战。他说,“说什么消除恐怖分子,如果我的弟兄姊妹被人杀了,我也会变成恐怖分子的!”一场战争下来,非但没有减少恐怖,反而给人类带来了更大的不安宁。他又说,小布什上台以来,不仅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也刺激了法国人、德国人,乃至整个欧洲人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按照David的方案,就会像孔子、孟子所说的那样去做,把伊拉克建立一个“天堂”,这才是真正消除恐怖主义的道路。他相信如果美国政府真心为伊拉克人民着想,其实有很多渠道可解决伊拉克的政治问题,美国不需要付出很大代价,却能同时有极大的收益,但是可惜政府这帮人没有头脑,美国的老百姓们又鼠目寸光,认不清他们的实质,才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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