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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长期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陷入了困境。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强势的军事、经济和文化不断全面而深入地进入中国，而其中西方思潮对儒家思想的冲击，也一步步加深，并大肆摧残固有的文化资源，这是儒学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儒学并没有就此沉沦为游魂，或甘于被弃置入博物馆中。一代代有智慧，有担当的儒家学者对儒学进行了理论创新，使得儒学得以“一阳来复”，“灵根再植”。事实上，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历劫不死，并练就金刚不坏体，乃至凤凰涅槃与它自身的特质息息相关。在我看来，儒学是跨时代、跨文化、多学科、分层次、没有教条的，这些特质使它具有了普遍性和永恒价值。 儒学第三期应当对西方文明、启蒙心态作出回应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放远的话，可以发现，凡是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比较好的华人世界，对儒家的评价都是正面的；相反，社会、政治风气不好的地方，儒家的形象都是糟糕的。这表明，儒家的积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消极意义，所以我想21世纪的中国，仍然离不开儒家思想。当然，21世纪中国所需要的儒家思想，也应是进行了自我更新的儒学，这就是我一直在倡导的“儒学第三期”。儒学第一期是从曲阜的地域文化、地方知识发端，经历了从先秦到汉代数百年的发展，逐渐超越地域的限制，成为中原文明的核心、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第二期则从中国文化发展到东亚文明，这就是宋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阳明学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传播与发展，可以说，儒学在第二期已不仅是中国的，还是整个东亚的。而接下来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则是要面向整个世界的，儒学要真正成长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the global significance of local knowledge)。而这就要看儒学能否对整个西方文明、尤其是从启蒙以来的“启蒙心态”作出回应，并进而能否给人类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东西。可见，儒学第三期应是基于本土、面向世界的。 儒学如何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学习、对话、和谐 而就当代中国自身来说，儒学应能对当代中国一些问题的解决和未来优良中国的塑造有意义、起作用。事实上，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作用是极其巨大的。因为正是在儒学的影响下，传统的中华文明成为了一种学习的文明、对话的文明与和谐的文明。我想这三点也正是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所在。 首先，我们应当摆脱西方工具理性带给我们的恶劣影响，恢复中华文明本有的学习精神。儒家所讲的学习，一方面不只是知识技术的学习，而是一个整体的学习理念，即学做人；另一方面，这个学做人的学习不具有完成时，它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每个人都处在自我人格完善的过程中。对此，我提出了“体知”的理念，“体知”用英文说就是embodied knowing，是经由身体来认知，这种认知包含了宋明儒者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同时也具有知行合一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西方的理性认知。“体”这个字在中文里面有很深刻的含义，比如体验、体察、体证，它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体系，需要包括人的心、灵、神，这是很难的一种认知，但却是绝对必要而且紧迫的一种认知。 其次，我们应当重拾儒家思想中对话的智慧，以对话来处理问题。当前，中国人的气很足，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戾气，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如何解决它，就需要对话的智慧。儒家就充满了对话的智慧，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后来的《朱子语类》《传习录》，都是在对话中完成的。因此我一直将儒家伦理视作一种对话的伦理，一种充分体现对话精神的伦理。事实上，对话意味着双方相互之间是有差异但平等的主体，所以对话是互相容忍的，是互相承认的，是互相尊重的，一定是交互的，不是强迫的。通过习得对话的智慧，我们可以学会人与人如何相处、团体与团体如何相处、民族与民族如何相处、宗教与宗教如何相处、国家与国家如何相处、文明与文明如何相处。 最后，我们应当将和谐作为准则与目标，达到人自己的身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有一个核心价值——礼，礼的深意在于和，而和的背后体现了儒家对日常生活世界具有内在价值的肯定。儒家认为世界的存有是连续的，因而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个外在的更高真理，儒家更认可的是，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就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这就使得儒家特别强调“和而不同”，因为这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中差异与多元的尊重。换句话说，儒家不落在一个极端，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所以，我们在欲望之外，需要心灵；在理性之外，需要同情；在自由之外，需要正义；在权利之外，需要责任；在法治之外，需要礼让；在个人之外，需要社群；在人类之外，需要自然。 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是民族的希望 显然，如果儒家思想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发挥出它的作用，那么，一个富足而有礼、强大而安定、繁荣而和谐的中国，将是可以期待的。而要使儒学在以上三个方面真正发挥作用，离不开每个人自觉的担当意识。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不仅需要精英阶层、思想者的担当，也需要每个公民、每个个体的担当。只有每个人都具有儒家士君子的担当意识，我们的社会才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才能上进、我们的国家才有未来。这并不是将过重的负担赋予每个个体，而恰恰是对每个个体的充分肯定，儒家讲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也正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无可推卸的“天命”。 （作者为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教授；文字整理：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博士后王正） 作者感言： 非常感谢《人民论坛》向我颁发这个荣誉。我得过一些国际奖项，在国内获奖，对我而言，特别重要。 我曾于1978年回中国大陆，1980年在北师大教研半年，1985年在北大哲学系讲授儒家哲学半年。这期间对于儒学在现当代的惊人变化，我感慨不已。过去我们打倒孔家店、批判孔老二，人们把官员贪污腐败、民众贫穷愚钝、新旧极权主义、错过了工业革命、没能建立民主人权法治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等等，都归结于传统之恶劣。我们拿几千年积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欧美文化中的优质部分作比较，把责任归结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与伦理身上，这显然有失公允。今天，少儿读经班、国学班、儒商研究等在学校、民间、媒体、企业兴起，甚至成为一种浅薄的时尚，即便如此，我仍然感到欣慰。 我在哈佛大学学习、教学近四十年，在全球一百多所重要大学有过教书讲学经历。在美国，哲学系一般都由从两希（希腊、希伯来）文明生发出的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宗教哲学统领，而中国乃至东方的智慧、伦理、思想，一般笼统地归为远东或近东或东亚文明系。 东方的智慧、伦理、思想，是不是哲学？是中国哲学还是哲学在中国？这些歧视性的伪论题，曾在冯友兰先生邀请杜威来中国访问时，本国学者提出过。当然，现在已经有所转化，“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国内已经基本解决，但中国哲学在全球发挥影响，依然道路漫长。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将在中国举办，这是100多年来头一次。届时，各国优秀的哲学家将来到中国，他们将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中国智慧、伦理、思想的绵长精深。中国哲学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她是世界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转化这个世界的重要精神力量。 （人民论坛记者周素丽采访，王清心整理） 思想小传： 杜维明，北京大学哲学讲席教授，哈佛大学研究教授、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 杜维明生于1940年，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63年哈佛硕士毕业，1968年获哈佛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1年回哈佛大学任教，先后任东亚系主任、哈佛大学宗教委员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社长。2008年，受北京大学邀请，创立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任院长至今。 杜维明曾将自身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从学术起步到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他着重诠释儒家传统，确立了对儒家精神价值作长期探索的为学方向。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他的关怀重心在于阐发儒家传统的内在体验和显扬儒学的现代生命力。这一时期，他所关注并拓展的论域有“传统与现代”“儒学创新”“儒学三期”“东亚核心价值”“轴心文明”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拓展论说领域，更加关注“文明对话”“文化中国” “启蒙反思”“全球伦理”等问题。 杜维明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借鉴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等跨学科研究的方法，阐发了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勾画了当代新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架，在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而被称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国际上最有前瞻性和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有《中与庸：论儒学的宗教性》《人性与自我修养》《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