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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漫长的几千年历史当中，中国社会的主要形态是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思维方式、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中国农业社会它是落后的、分散的、小农的，以自然条件作为最重要生产资源的，包括阳光、水分、土地等这些资源作为最主要资源的，所以就决定了农民、农村、农业滋生出一种特有的文化，这种特有的文化和儒教就产生了一种需求关系。 儒教是建立在小农社会基础之上，孔夫子看到了什么？孔夫子看到了分散的、自私的、懦弱的、卑微的、胆怯的、保守的、狭隘的农民。于是孔夫子就认为天下得有人来治理，谁来治理？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是仁，于是儒教的核心是仁。君子治理天下的手段是什么？核心是什么？依然是仁。君子是谁呢？是上天所赐予的，所以经常讲“奉天承运”，自己想不干都不行，这是天让自己干的，所以称为“天子”，所以儒教产生这样一种小农社会，然后就和皇权专制相结合。这种专制的结果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时间的重农抑商、抑工和抑术。工被压抑，商被压抑，技术被压抑，这是和思想被禁锢是相联系的，所以中国历史上，局部的、短期的、有过一些比较成功的商业范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场景，但那也不过是一个大都市里的农村大超市，现在有学者把《清明上河图》说成资本主义萌芽的写照，那是一种无知。那有什么？炸油条的、卖大饼的、引车卖浆的、编席织篓的、挑担卖布的、烤羊肉串的，酒楼茶肆，或者还有一个KTV歌厅，所以，它形不成什么气候。 有一点近代的商业，是自1840年以来的，类似像晋商、徽商，也包括现在的冀商、闽商、粤商等，非常脆弱、非常有限，在整个中国经济构成比例当中，所占比例很小很小，从业人数极其少，所以能突显出来和这个也有直接关系。如果富商巨儒遍地，那胡雪岩和乔致庸未必算得上什么，还是因为太穷了，商业太少了，没什么像样的东西。现在到平遥去看，它是曾经极度繁荣，但那和真正的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那也是很平常的，所以说，在极不发达、极其脆弱的、比例极小的这样一个商业形态下，中国的商业底蕴、商业文化是受儒教压制的，形不成革命性的突破，形不成独立的视野。因此中国商人人格具有两重性，一者要为当时社会所容存，必须以儒教来标榜自己；二者还要追逐利润，必须要抛弃儒教，其内心深处是矛盾的。 辜鸿铭在辛亥革命的之后陪着外国人参观北京城，他会六国语言，老说中国如何如何，礼仪之邦。那几个外国人说，为何中国的店铺门口走了一条街到处挂着“童叟无欺”，这说明到处都欺，所以才标榜“童叟无欺”，国外店没有挂“童叟无欺”的，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它是矛盾的。商人重利，商人的本质要不重利，商人就不务正业，就没有职业操守。商人不重利，商人做什么赔什么，那不是败家子吗？那不毁坏社会财富吗？那种“仁”也好，“义”也好，像同仁堂、乐仁堂、达仁堂，不得不带一个仁，但还得有利，没利能传下去吗？拿什么再生产？拿什么交税啊？拿什么养员工？拿什么再研发新药品？拿什么再建新分店？这是不可能啊。将本求利，天经地义，是一种利益交换。你有需要，我有供给，我拿我的劳动，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和你的金钱，也是你劳动所产生的，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里面都是社会劳动时间的凝结，进行交换。 我曾讲，消费是爱与爱的交换，商品交换背后是平等的交换，是一种信誉。所以商品经济是一种诚信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也是一种利益关系，而儒教是不讲诚信，不讲契约的。现代社会有多少人合伙做生意最后都不欢而散，因为不懂得应该先小人而后君子，大家都有契约，文字写清楚，亲哥俩儿明算账。要是开始都觉得自己和对方是君子，我够意思，你更够意思，咱哥俩干吧。够意思，没赔钱，赔了钱那就不够意思了，没挣钱，挣钱利益分配的时候就不够意思了。所以商业是反虚伪的、反说教、反伪道的、反儒教的，儒教是压迫商业文化的。 现在商业伦理只能建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新型人际关系、新型伦理关系、新型文化关系基础之上。即我所说的，商品经济它的特性是平等交换的、是契约式的、是利益互换的、是对等的。 在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社会，信用卡一旦恶性透支，那走遍全美国和北美，再没人给你信用卡；在一个地方租房子不守信誉，不按时给人房租，你到别的城镇都租不上房子，那是真正的诚信、真正的信用。 儒教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标榜。历代君王，560个大小皇帝，哪个不讲外王而内圣啊。在外边我是王，是皇帝，驾驭四海，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不得不如此，而我内心是圣者，是仁爱，这些都是扯淡，这是没影响到他的权力，影响到他的权力，那他灭你九族，有什么圣可讲啊！所以，儒教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这也怪不得孔夫子，孔夫子就在那个社会环境下提取、抽象出了这样一套理论，如果要怪，只能怪那个社会环境和条件，所以儒教才能被最自私、最野蛮、最虚伪、最贪婪的历代帝王奉为经典，所以称孔子称为素王，不带皇冠的皇帝，这还是因为孔子这一套对皇帝来说确实管用。 中国企业界没几个人真正懂儒学，有的都未必读得懂、未必说得清楚儒学。有一些所谓的儒学大师、学者讲，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亚洲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的世纪是儒学的世纪，那纯粹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2000多年过去了，儒学都没把中国带到世界强盛国家去，怎么现在突然之间儒学就翻了身了！ 儒学有2000多年，小脚女人历史有1000年历史，至少是900年，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哪一个儒学大师出来为女人说过一句公道话？还有比裹小脚比对女性更残酷的摧残吗？十多岁的女孩昼夜啼哭，骨头都碎了，最后脚都成了捆猪蹄，这不都是这些儒学大师和尊崇儒学人的姐妹吗? 按照当时的说法，蒙、满两个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当时不有许多儒学大家吗？不也都投靠了吗？儒学救了谁呀？日本人侵华，搞儒学的少吗？搞儒学的有多少当了汉奸的？有几个站出来死于国难的？ 现在国外有人研究《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国内也有不少企业家把这些书中的很多战略用在商业市场竞争中。首先，我要说《孙子兵法》之类的，它不属于儒教，它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文化我有必要说一下，最值得珍惜的、最有价值的一个阶段是在先秦，是在诸子百家争鸣时期，那个时期，秦专制还没有形成，那是我定义的历史上的真正封建社会阶段，在这个多元的时代产生了多元的思想，诸子百家，它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思想，而且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硕果累累，由此而有了诸子百家。自秦统一，焚书坑儒，实际上它最后还是回到了皇权专制，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前后为一脉相承，因为知道这个管用，自由思想对皇权统治是不利的，所以诸子百家那些就逐渐被排斥。刚才我讲的“工”、“术”，包括商，在先秦诸子百家当中，都可以找到它的起源。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关于国外如何研究中国。这个不能听一些人在报纸上写了点东西，说中国如何如何，我们就真的如何如何。现在就有这样一个尴尬的事情，怎样看待外国人的评价。我们说自己粮食多么多，有的外国人也跟着起哄，外国是绝对舆论自由，随便说什么都行，但我们转载的都那么客观吗？现在联合国粮食救济署要求中国每年必须拿出多少粮食支援第三世界，我们有那么多粮食吗？哪有呀？我们产一吨麦子得浇一吨半水甚至三吨水，把子孙后代的水都吃没了，成本是多少钱？几千元也不止。而且华北地区的水再降，渤海的水就浸润进来，将来华北地区地下都是盐碱地，两三亿人将被迫生态移民。 关于日本也好，欧美也好，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研究什么的没有？比这怪癖很多的，也大有人研究，但那是主流吗？这些国家的商业伦理价值早已经形成了。就讲商业，国外过圣诞节，买一送一，华人到那里先买一得一，过了圣诞节再去退一，白得一，等于白得了两件。人家不懂吗？人家知道，但不说。还有个例子，在加拿大，两车华人去安大略或风景区参观，100来人，秋天，突然天气又转热了，都去买凉帽，标签上写着10加币，人家非卖5加币，我们的人就不理解，那个女老板说，我跟我丈夫昨天晚上商量了，天凉了，准备降价为5加币，你们来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换标签呢，所以要卖5加币。这要是我们的商道，《孙子兵法》也好，《三国演义》也好，不得立刻变成30元了？先使个招，把他们都引出去，回头把标签往高了填，上面再加一个零。但这对加拿大夫妇认为自己的良心不能亏空，这是宗教在起着作用。那是漫长的商品经济训练的结果，那是真正无欺的。 说日本如何如何，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国的体制移进去，日本能有后来的丰田、松下、三菱吗？那是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现代政治体系搬进去了，促进了其市场经济的高度繁荣，仅靠明治维新，也顶多是打一场二次大战，侵略东南亚和亚洲，再没别的能力了。麦克阿瑟再造了日本，把美国的体制引进去了，而不是中国文化对日本产生了什么影响。 所以说，对于一种文化成果，各个民族谁研究了，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它不是生活主流，不是本质。就像有人说《周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知人生死祸福，然后外星空间如何。那霍金是干什么的？爱因斯坦是干什么的？牛顿是干什么的？所以，由虚无而自以为是，由自以为是，转而又出现虚无，这个都不行，都不好，不能过高、过重地看重这些东西。 第三，关于道和术的关系。就是有点招数，什么《三国》与商业，《孙子兵法》与商业，还有《水浒》和商业，还有《红楼梦》和商业，哪个不能和商业相联系？那不是本质，解决不了什么东西。鲁迅先生说过，有用也很有限。所以，有用也很有限的东西顶多算个小招数，不能作为一种商业伦理、商业道德和商业规范，那不代表本质，这样不等于民族虚无主义。中国确实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但不是现在所弘扬的儒教或国学那些东西，有的不但没有打破，反倒强化了。 商业经济、商业伦理是大众的，是契约的，是生活的，是无处不在的，必是民选的、民主的、公开的、公正的。西方政治体制不是哪个人的大脑特别灵光，拍拍脑门就建立起来了。这是在那种商业基础提出的上层建筑的要求，必须如此。为什么中国农业社会需要皇帝？没皇帝不行，也只有在农业社会才最适合皇权专制，皇帝一道圣旨，天下就都照着办。要活字印刷干什么？皇帝自己会写点字就行了，而且很简单，写不了几句话，要活字印刷干什么？也不允许思想泛滥。所以，皇权专制和小农经济是一对，互相依存。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相适应要求的上层建筑、政治体制、行政体制、国家体制和思想文化体制。至于说企业界有些人喜欢穿上中装、唐装在那里很风雅，那都是个人的一种爱好。人家有的是真风雅、真风流，也有附庸风雅，附庸风雅也比不风雅强呀，好歹喜欢风雅，也算比较可以。所以用得上那句话，一个著名诗人的一句话，正直善良的人们呀，千万擦亮你的眼睛。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商业文化 范蠡也罢，陶朱公也罢，还有胡雪岩也罢，乔致庸也罢，在整个中国2000多年历史中都是个别例子，不代表生活主流，一种长时间被那个制度、被那种文化所挤压的这种脆弱的产业，形不成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所以，这个定义界定特别重要。我常讲，工作方法、思维方法和研究课题的方法要通过定量而定性。有经济学家讲中国2000多年前就有市场经济，其中举例子就举到这几个人物，也举到了《清明上河图》，那是一种无知，那是有悖学者最基本的严谨和常识。不能先定性而举例，应先定量，一桶米浇了一杯水，这时候米湿了一点，一桶水里倒了一杯米，那是水里有一点米，这是由定量而最后得出准确的定性，难道能说一桶水里有一杯米，你就能说那是一桶米吗？一桶米里有一杯水，就能说那是一桶水吗？首先必须应该定量，由定量被推出定性，这是科学，也是做课题、做研究、做博士、做博士后、做博导、做学者最基本的东西。 我们现在很多人道听途说，去违背定量而定性，所以才有了很多所谓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多如牛毛，乱抛概念。当时的商业是个很危险、受挤压，是极不发达的，形不成自己的体系，因此商业思想、商业伦理形不成体系，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先秦时期、百家齐放时期所产生的，也不是在商品经济前提下所产生的，它只不过是在那个政治上相对多元、思维空间、活动空间较大、专制较薄弱，在那个时代，因为周末已经没有那种能力再统一了，加上周朝本身就实行了分封制，有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文化，才产生了诸子百家。 经商最好的办法就是诚实，几个人都买房子，我的房子适合你，我就一定说服你买我的，他不适合住在我这里，我就要告诉他，别人的房子适合他，不能买我的。否则你让他买了以后，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不感到别扭吗？你让人家后悔，你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另外他也会到处说他上当了，这对你是多大的打击呀？真诚，销售无技巧就是技巧。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一讲技巧，叫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叫功于心计了，那还有真诚吗？有一本书叫《如何对付你的老板》，后来我演讲的时候举了这个例子，学学怎么对付你 自己，老板不需要对付，只需要把工作做好就行了，老板用人是为了谋事，谋事是为了谋利，这不很简单吗？企业工作人员都得有用。征服自己、对付自己、管理自己，这是你一生幸福快乐之本，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现在是什么文化？都把这些用来对付上司、对付同事、对付消费者，对付的结果是什么？是人事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肮脏，越来越阴险，人们之间的诚信越来越差，所以，大道在天，小招数不能违背大道。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不可估计过高，所以说真实、客观、公正，我们的愿望都是善良的，谁不希望自己的民族有这样可资利用的良好资源？ 制度建设干系中国商业文化发展 学习是本和体的关系，自身不具备这种体，没这种需求，没这种机制也学不来，自身具备了，这就像疫苗似的，疫苗起的作用也有限，是自身免疫体系，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自身具备这个条件，自己就萌生了相应的文化。现实、环境、条件，这种社会实践，由此而产生相应的文化、思想、价值标准等等的。如果卓达是一个公有制体制，我这一套肯定行不通。我不能随便拒绝哪个员工，谁违背 了企业制度，我也不能把他开除出去，而我自己还朝不保夕，指不定干到哪一天一纸调令，抬屁股走人，我会考虑百年吗？今天我实行这一套，明天来了别人立刻就变了，这怎么可能呢？只有在这种企 业体制下，企业人格化了，我就是卓达，卓达就是我，卓达就是全体员工，全体员工就是卓达，我们共有，企业完全人格化了，然后这些人性的东西才能得以实施，才能推广。否则的话，在别的体制下办不到。 讲学习新加坡，说儒教文化在起作用，说一党制，李光耀长时间统治也没有四年一换，干两届就了事，后来成了李资政，不也挺好吗？那是皮毛，新加坡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由市场经济，法制十分完善，没有这个条件，新加坡早完蛋了，那不是李光耀有多么伟大，李光耀是了不起，但这个舞台确定了只能是这样一个李光耀，而不是别的李光耀。李光耀要是倒行逆施，民众早把他哄下去了。他买了一套大点的房子，作为新加坡这样一个功高盖世的人物，他买了一套300来平方米的房子，这算个啥。在咱们看来，他应该拥有整个新加坡，所有的女人都是他的，所有房子都是他的，因为 他是伟大的领袖呀，他的孩子都应该瓜分这个国家，当官的，捞钱的，干什么的都有。可这行吗？就因为他买房子略大了一点，看廉政公署把他查的，最后证明没出格，这房子他才敢安心住下去，那是 什么？那是制度在起作用，这才是真实的新加坡。 说卓达之前，我先说美国，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比华盛顿、杰斐逊更伟大的吗，但说美国所有的总统都那么优秀，或者最优秀的美国人都去当总统，这不可能，但差的肯定也上不去，可是再优秀的有几个能比过他们？美国的四大总统——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罗斯福，后来的里根等也非常优秀，但没人企及他们，因为历史条件已经不给这些人提供那个机会了，美国也不能靠选华盛顿二世、三世来维持。华盛顿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破天荒地构建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民主制度，在法国大革命基础之上又有了一个更大的完善、更大的进展。所以后来总统的产生，最优秀的人未必去竞选总统，差的肯定上不去，肯定是精英，上去了以后，往好道上走，可以自由发挥，上不封顶，这个舞台大，不怕人能干；假如不往好道走，一棒子就整下去，谁都一样，美国半道被整下去的总统也有。马 克思和恩格斯对林肯就很尊重，所以马克思在南北战争期间曾经多次给林肯去信，对他表达崇高敬意。其中有一段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评价的，当然这不是写给他本人的信，大意是就说看林肯，额头窄窄，不像富有极其智慧大脑的样子，家庭出身也很贫寒，受教育背景也很一般，他为什么能如此伟大？如此英雄？如此了得？能够打赢一次南北战争，那不是一个内战，那是美国体制、美国制度、美联邦的巩固、发展，南北一战最终把它确定下来了。后来他们得出结论，那是因为这样一个舞台、一个政治制度决定的，是因为不管是林肯、李肯，谁上来都只能照此去扮演角色，所以马克思、恩格斯 已经看到制度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是如此，美国如此，中国如此，卓达将来也得如此。所以说，卓达得形成这样一种企业制度和机制，即稳步推进企业的股份制，让企业每个人都拥有一份，每个人都拥有这个企业，让大家在长时间教化过程当中，不仅拥有一份卓达的资产，而且拥有一份卓达的非物质资产。非物质资产那就是文化，大家感觉到不管谁接班，我们都得奉行这一套，奉行它，我们大家都快乐，不奉行它，我们都遭罪，所有人都得共同爱护这个空间，保护它的纯洁性，这是根本，这才能长久，否则不可能。 商业精英与商业文化 一个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精英，精英是社会的灵魂、大脑、旗手、航标，但精英的产生必须得有精英产生的国度。我曾经说过，有人讲要把北大、清华建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我说万不可能，不是北大、清华不好，不是那些人没有能力，关键是得有第一流大学产生的国度，相应的制度、体制、思想自由、文化自由等等的，而后才能产生这样的大学。精英也是如此，如果没有这样的民族，产生不了成批的精英，个别偶然的现象是有，但它不代表整体，还是个定量、定性的问题。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寄希望于精英，还不如寄希望于大众，没有大众，精英也是悲剧结局、悲剧收场。大众普遍提高，在此情况下再产生精英，它就是巨大的力量，如果没有大众做依托，产生的精英也很有限，也不能持久。况且，中华民族几千年就是个不断消灭精英的过程，所谓自古忠臣良将，哪一个得善 终的吧？有几个？岳飞、文天祥、袁崇焕？ 在农业社会，农村盖子房子，谁家比谁都不能高出一砖，不能后出一瓦，它也确实如此，房子都相连，就得一般齐，都一样。 生活这是人的基本需求，和附之以上的文化是一致的。离开这种产业形态、生活形态的文化或者伦理是不存在的，它没有依附，而有了这种生活，有了这种相应的社会条件去实践，不产生这样相应的文化和伦理，没有这样的精神生活，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是想控制也控制不住的。 我们常讲欧洲文艺复兴，如果没有宗教革命就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没有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大解放就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资产阶级革命就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资本主义，也就是现代商业，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 当然要说文化，宗教在文化中扮演着核心的作用。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也不能设想没有文化的宗教，包括文字的起源都和宗教有关系。宗教最早是迷信，是人对天地、对自然的无奈、恐惧和希冀，于是出现了好多祈祷、诉求，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图腾符号，最后演化成文字。离开宗教去谈文化行吗？能有真正的文化吗？世界这几大宗教滋养了几十亿人的灵魂，而且经过了千年以上的实践，难道这是偶然的吗？这不是文化吗？ 美国的大企业家百分之百都是大慈善家，包括美国财富第二的巴菲特，搞股票、搞经营，被认为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对自己都十分吝啬，但他捐款也十分巨大；比尔•盖茨决定把1％的财产给子女，99％捐出去，因为是股份制企业，他的个人捐献并不影响企业发展。老板不等于企业家，暴发户就更不能等于企业家了，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一种社会责任的自我定位，一种崇高职业的选择，担负着创造财富、拥有财富并且合理支配财富的角色，而不是人们所通常世俗理解的，小鸟就吃一把米，整那么多干啥，早都够花了，该歇歇了。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挣钱，他永远挣不来太多的钱，因为他没有必要，没那个动力。上天也是这样规定的，一个人为了自己让他能挣来很多的钱，那别人该怎么活呀？就得让那些能挣钱的人必须得能够为天下、为别人着想，这是天公地道。所以真正的企业家不等于很有钱，但是没钱肯定不是企业家，企业家是一种崇高的职业。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家自然就应该承担着社会责任，那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而不是私事。 中国商业文化重建的基础 这既不能复杂化了，也不能主观人为的去做。现在经济改革向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了不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与之不相配套的上层建筑，在这个二元扭曲当中，中国市场经济正艰难向前发展， 它必然受权力极大的影响，权力也就有寻租场，所以商业伦理的构建之路必定充满挑战。 都说河南生产假药，其实全国到处都在弄假货，国外的人不敢用中国的东西，人们普遍的这种伦理沦丧反衬着什么？反衬着这个社会缺少合格的道德榜样，过去清官廉吏不仅治天下，也是民众道德榜 样，现在抓出一个当官的，少说千万，多了就上亿，他本身不能为人的楷模，于是大家就想，假药好歹还有点药呢，黑心棉好歹也是个棉，贪官啥也不干，就整上亿元，凭借手里的权力拼命捞，表面还道貌岸然，还当精神贵族，这个巨大的破坏力很难使真正良好的东西建立起来。商业伦理必须在有序的、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确立起来，这个有序就是法制，然后才能产生真正平等的、自由的、 公正的交换、生产和流通，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产生那种真正的伦理体系。 至于个别现象，好多人原来待人很冷漠，经了商，慢慢待人就开始和善，因为再拉着个脸，没人买他东西，他被迫就得微笑，微笑久了以后，就感到很愉悦，别人也报之以微笑，这就在改变着他，这样大量的事实也存在，但中国商业伦理体系还没有真正形成。 同时，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得文化封闭被打散，文化开始多元化，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长久隐瞒，没有谁能够长久的欺骗谁，没有什么信息可以被持久的封闭，人们这种交流式便捷、技术手段的应用，甚至连国家的疆域都在发生变化。现在网络上，一切都是瞬间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种新技术的应用在改变着生活，在为中国商业文化的交流、融会、学习、重建提供了一种技术保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