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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至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第一个国家夏代王朝，先贤已对民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作出了明确的肯定。《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夏康的弟弟劝说其兄所作的诗歌。其意是说，民众是国家的根基，要求夏康在治理国家中，必须敬民、重民、爱民、修善德行，敬重民众的力量，根基稳固了，国家才会安宁。引文中“皇祖”是指前文明社会血缘关系部落首领尧、舜、禹，也就是后来先秦时期的“法先王”，即政治上效法的先王。众所周知，夏王朝是由前文明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而建立的中国社会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实现了由野蛮社会向“文明社会”的飞跃。为什么夏王朝还要执行血缘部落首领的教训呢？这不是史家的臆造，也是史家臆造不出的。质言之，这是中国文明起源所走的特殊路径所决定的必然。 世界历史一再表明，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进入文明社会所走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古典的古代”的希腊、罗马所走的文明路径是：氏族血缘关系已解体，氏族血缘关系被粉碎，与此相联系财产的私有制得到了很大发展，一言以蔽之，古代西方进入文明社会完全摆脱了旧的传统即原始社会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古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则与古代西方不同，氏族血缘不仅未打破和解体，相反却被保留，国家直接在氏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国在家中，家国同构。另外，与此相联系，原始社会公社的土地公有被保留，财产私有很不发达，土地公有转化为国家皇族所有。 不同的文明路径，决定古代中西不同的政治生态。“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所建立的国家是与氏族血缘无关联的城邦。希腊的城邦是独立自主的小国，分布在希腊纵横的山脉和众多的岛屿之中，各自隔绝，派生了希腊人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城邦强调的是公民的集体治权，公民大会则是此公民集体的最高治权。其他的贵族议事会、各级行政、军事主管等部门，都隶属公民大会，希腊不存在无公民大会的城邦。公民由贵族与平民组成，奴隶和外邦人，其中包括非母邦作生意的商人被排除在外，贵族有势力者，自称君子，平民则是拥有小块土地的小生产者。城邦国家实行的公民集体治权，一切公职向公民开放，所有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主权在民即主权在公民。城邦国家中公职都通过选举产生，轮番而治。城邦国家的公民集体治权，与原始公社氏族成员集合体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私有财产的公民集合体，后者则是财者公有的氏族成员集合体。正是古代西方希腊、罗马城邦制国家的出现与产生，诱发了古代希腊人对个体权力和民主的渴求，从而出现了关心个人权力与民主的政治生态。 但是，古代中国则与古代西方不同，保留了血缘氏族关系，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诸侯、卿大夫，是以血缘关系构成的宗子、宗孙和姻亲的关系，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成员也是以血缘关系而不是地域关系为纽带划分的，除奴隶以外，社会所构成的是君臣、父子、兄弟（加上后来的夫妻关系）最基本的五伦关系。国家实行的家长制的统治，君权即父权，君主既是国家最高统治者，是政治上的共主，也是最大的家长即君父。在此家国同构的国家中，虽然血缘民族内部存在着亲疏之间血缘区别，但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被血缘关系所掩盖。正是因为如此，国家统治者不会把自己的血族成员当作奴隶看待。广大的血亲氏族成员也不会仅把君主和国家执政者看作是自己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更多的是把君主看作是自己的家长，看作是本家族利益的维护者。正是这种家国同构的国家形态，决定了古代的中国先人不像西方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所注重的是个体的权力，所关注的是个体能力施展和发挥的选举和民主诉求的公民大会，古代先人们最注重的则是以氏族整体为政治单位的政治意愿和民主诉求的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所期求是集体或民主意志的诉求。本文开头所引的“皇祖有训”，正是古代先人们在国家初奠时所表现的民主诉求。 “皇祖有训”包括三层含义：其一，“皇祖有训”是此政治理念的核心，其意是说夏王朝虽与过去的原始公社有质的区别，但皇祖之训必须接续和传承，否则，这不但是叛变先祖，也叛变了赖以支持国家统治基础的血缘氏族；其二，接续与传承皇祖之训，最重要的是不能把血缘氏族的成员看作是奴隶而实施压迫，要把他们看作自己血缘家族的成员，敬重之，重视之，爱护之，否则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其三，国家统治者之所以敬民、爱民，就在于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只有巩固了国家的这个根本，国家才会安宁。概而言之，皇祖之训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夏王朝的政治生态。古代中国民本思想正是由此发端，深刻影响着后世几千年。 至殷商王朝，其开国者汤告诫下属说：“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下。”（《史记·殷本纪》）这就是说，以水为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面貌和形象，以民为镜子可以看到民众的安乐和忧患，看到国家治理的好坏，民众是国家的根基，决不可轻漫。《尚书·盘庚篇》也记载殷王之训小民时说“设中于心”，“中”作帝王意志用，“中”是要把小民放在心中。这是上天赋予自己的责任与使命：“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意思是指君主要为民作主，要关怀和保护民。“惟天生欲，无主乃乱”（《尚书·仲虺之话》）。如果执政者不为民作主，天下就会大乱。由此可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主张，已由一般的告诫教训变成了指导国家治理的政治理念和原则。 周王朝同殷一样，把民作为国家的根基，提出治国必须“当于民监”。周人认为“当于民监”即是奉天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这就是说，上天所见，来自民众所见，上天所听，来自民众所听。天命体现了民众的意志，奉天命也就是奉民命，把敬民、重民、爱民上升到天命的高度，可见民本主张受到了周王朝高度的重视，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还值得提及的是，民本主张不仅被周王朝传承和极力推行，而且敬民、重民、爱民的民本主张也赋予了新的含义。周人认为重民、爱民，即是“保民”，质言之，是“裕民”。何谓“裕民”呢？《尚书·蔡仲之命》曾记述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逸”。“裕民”既包括体察种田者的艰难，也包括同情小民的痛苦，关心小民的生存的要求，所谓“无逸于观，于游，于田，以万民惟之正供”即以此指。不仅如此，周人还提出了“敬德保民”，认为保民或者说“裕民”，首要的要求是当政者必须“敬德”，“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周文王之所以称为爱民的圣君，就在于他能“敬德”，主动修养自己的德性。正因为如此，周王朝能永得天命，得到上天的庇佑。如果像殷纣王一样，只顾自己的贪图安逸，那么民众就会咀咒你，反对你，离你而去。“天命靡常”，这不但得不到上天的庇护，与此相反，所得到的是上天的惩罚，从而亡国失位。由此可见，周人的民本主张不仅是一种停留在思想上的观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进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的管理，影响到政治的发展。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反映了中国殷周社会的历史实际，体现了中国文明的特殊发展的道路，也对中国思想史的发生与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实质性的影响。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都对发端于殷的古代民本思想作了多方的阐发，并赋予了新内容。道家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提出执政者要以百姓的心愿为自己的意志。墨子则说：“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人耳目之实，知有与无为仪者也”（《墨子·明鬼下》）。意即考察“有”与“无”道理必须以民众耳目感受和意志为判断标准。不仅如此，他还说：“爱民谨忠，利民谨厚”，爱民要出于忠诚，给民利要厚重。类似的说法，代表儒家思想的《大学》也指出执政者的好恶要以民为依归，“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大学》从历史兴衰得出了一个结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类似以上敬民、重民的主张，也引起了先秦时期政治家的关注，如政治家管仲即有诸多的论述。他从政中体会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他认为顺民心，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予民以实惠，简言之，是富民，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富民”（《管子·治国》）。富民是否，这是王、霸的分界线，“王者藏于民，霰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管子认为凡被拥戴的君主都把财富给予民众，与此相反，横行天下的霸道者则不关心生民死活，把财富给予官吏，如果把财富储藏在王者的小箱子则将导致残国亡家。由此可见，所谓训民心，最重要的是关心民众的痛苦，是藏富于民，解决民众的生活困苦。综上所述，发端于夏而成于殷的民本主张，至周代已发展为一种社会思潮，形成为颇有时代意义的国家的政治理念。 在此理念的形成中，儒家创始人孔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被评价为发现了人和人的尊严。“仁”学的创立和提出，并不是孔子偶尔所发，而是对中国古代国家所保留的氏族亲之爱自然感情基础上作出的理论上的升华。“仁”字最早记于甲骨文，这是以文字表示原始氏族血亲之爱的记载。甲骨文的“仁”字从字形看是“从人二”，《说文解字》注释说：“独则无耦，耦则相亲”，“仁”的本意是爱人，孔子的“仁者，爱人”即是对原始氏族血亲之爱的自然情感的理论化。孔子的“仁”学这在客观上为化解敌意乃至人类共生共存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 从血缘关系阐发敬民、重民和爱民的民本理论，不独孔子如此，孔子之后的孟子亦如此。孟子说：“仁之实，事亲也。”又说：“事亲，事之本也”（《离娄》）。孟子认为“相亲”是仁的本质，“施由亲始”，“爱人”不是凭空发生的，也不是外面强加于人的，而是从血亲之爱由近及远发展的。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是从“施由亲始”即由近及远的血缘演化出来的。孟子同孔子一样，从理论上把原始氏族的血缘亲情升华为理论并赋予其普遍意义，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民众、社稷（国家）、君主（统治者）三者关系中，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排出了其间轻重关系。民众是国家的根基，最重要，故最贵。国家的安危和兴衰取决于民心，故国次之。君主的统治赖以民支持，故其最轻微。这种民贵君轻思想是对君与民关系的颠倒，在等级特权的社会，可谓是惊世骇俗之语，无怪乎至明代的开国者朱元璋至为恼怒，要把孟子赶出庙堂；其二，孟子把原始社会血缘亲情从理论上提升为人的固有本性，为以民为本奠定了人性论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凡人都具有“四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这“四心”构成人类的普遍心理特征，因此，爱人，人与人互相关爱乃是人的一种本性，爱民乃是人的本性所使然，应该如此，只要是人也必须如此。以上两条是孟子在孔子之后对民本思想作出重大贡献的方面。至此，古代民本思想可谓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