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帝四经》既是一部尊道贵德、修身治国的宝典，同时也是一部尊道贵德、民主法制的全书。也正是因为它具有符合大道法则、民主与法制和谐并行、修身治世兼备等特点，就为独裁和专制所不相容。在汉武帝时期，汉儒董仲舒与汉武帝联手剿灭，使黄帝所有与政治治国相关的经典全部骤然地从历史中消失无踪。汉武帝与董仲舒的行为，不仅使中华民族一直赖以实现天人合一、从而明彻大道、修身治国的宝贵文化，在长达数千年的国家教育中丧失；而且使中国民主与法制的历史发展突然发生鸿沟般的断层，以至于中国文化中的民主与法制的诞生时间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招致封建独裁和专制社会奴役中华民族达数千年之久。  “反也者，道之动也。”1973年在湖南长沙市马王堆三号西汉墓中出土的古轶书中，终于发现了《黄帝四经》, 从而使失传了两千多年的《黄帝四经》重现于世。《黄帝四经》分为《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合称《黄帝四经》。《黄帝四经》一万一千余言，理论严谨，系统周密，逻辑分明，在惜墨如金的古代，这部经典算得上是长篇巨著。《黄帝四经》中所体现出来的尊道贵德、修身治国的精神文明，不仅仅是中国精神文明治国之大成，而且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精神文明道德治世的专著，是一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著。  尊道贵德，修身治国，在《黄帝四经·十大经·五正》中有详细的记载。黄帝问阉冉说，我想布施五正以治理国家，你看如何起始去施行呢？阉冉说：“始在于身，中有正度，后及外人。外内交接，乃正于事之所成。”通俗地说就是：“顺应大道，欲以道德治理国家，首先必须修身，内治于自己的身国。身国内的道德环境达到‘中气以为和’而符合道的法则，然后才能运用自己的‘正善治’施治于外环境和他人。这样外与内都在道法原则的基础上衔接互动变化，才是正确地使事情圆满成功的方法。”阉冉说：“后身未自知，乃深伏于渊，以求内刑。内刑已得，后乃自知屈其身。”即是说，后天肉身的智识还没有达到自知而明道的法则时，就需要以道修身进入深静深定，在虚静深定之中，求证内身国法道变化转换的规律和法则。性命之身内部完成了“人法道”的变化，身国内的形名都获得了向大道的真实转化，也就必然自知尊道贵德，恭服于大道而躬其身地行事于世间。“黄帝于是辞其国夫，上于博望之山，谈卧三年以自求也”——黄帝于是安排好国事，辞别国家的大臣，独自登上博望山，依照天人合一、圣人之治的修身方法清苦修证了三年，从而内求出自己身国中的法道治理全过程。 黄帝在《黄帝四经》中开篇之首，就郑重地揭示出他的法道文化思想源出于大道，是尊道而成，是依据道的法（法则、规律）而生成世间常法。他说：“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生法”，是黄帝法道思想的根本和缘起，信仰遵从大道而生成世间法是他创立法道思想的前提。道法是常法之母，常法（世间法）只有遵从大道而制定，才能“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法是无相（虚静）结构环境中的状态，“道生法”则是法于道以后，遵从道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大道原则的世间常法。他要求治国者“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乃见正道，乃得名理之诚”；“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①这里所强调的“唯执道者”、“虚静谨听”既指尊从大道，同时也强调“虚静为用”的修身方法。只有道德修身而执道才能使世间法不离道，只有能进入虚静的修身实践者，尊道贵德才能公正无私，才能以常法维护世人尊道、畏道、顺道，从而尊道贵德。 《黄帝四经·经法·道法》中还说：“公者明, 至明者有功, 至正者静, 至静者圣, 无私者知（智）, 至知（智）者为天下稽。”黄帝在这里仅用“公”、“明”、“正”、“静”、“无私”这六个字就将修身治世的精华高度概括出来。天上的日月大公而以光明普照大地，人若能具备公心，不仅能自明自知，同时还能达到至明无所不照，就能有大功德于社会和国家。正，由“一”和“止”共同组成，是“抱德无离”、“执一以为天下牧”之义。德性淳厚完整的人，很容易进入虚静的修身境界而天人合一，在至静的境界中必然会成就为圣人。修身而无私者，他的后天智识必定会丰富全面；修身境界是贤人的，聪明而且行为尊道贵德，贤人至智者就是天下人都稽首尊敬并且视为楷模榜样的人。 《黃帝四经· 十大经· 姓争》中说： “ 天德皇皇①， 非刑不行，缪缪②天刑，非德必倾。”这一段解释为：虚空和宇宙中充盈着尊贵明亮的德性能量，但是人们如果不具备德性的品格，不符合道的法则，不规范心念和行为，那么这些能量也无法进入社会和人体之内滋养人的性命。用道所产生的人世间的法治（天刑）规范人的心念和行为，是天德养精神内治身国、外治社会的前提和必须的措施；没有符合道德品格的法律，不论是道法还是世间常法，都无法真实地行德于身国和社会之中。世间的法治要依照天德而制定，天德与人世间的法治这两者之间是父子关系。人世间的法治，如果不教导人们尊道贵德、教育人们修身去主动获得天德进入心身滋养精神灵魂，那么法治制定得再怎么符合自然规律，制定得再全面仔细，刑律也将会越用越滥，最终必然颓倾崩塌。只有德治与法治主次分明，并行不悖，才能出现《诗·大雅》①中称诵赞美的“穆穆皇皇”的美好景象。 《黄帝四经》中说：“民仰天而生，待地而食，以天为父，以地为母, 吾畏天爱地亲民。”畏天爱地亲民，就是黄帝法道文化思想的核心。明大道而知畏天，这是确保治世者能够爱地亲民的基础和前提。不能修身明大道，也就难以真实地敬畏大道，从而自觉地尊道贵德。私心和贪欲也就无法扼制地无限膨胀，权力就能使人变成魔鬼而不自觉知。修身明德知“道”，是使人自觉地尊道贵德、畏天克己，不敢凌驾于大道之上的根本性保证。道德教育，绝不是口头的说教，只有修身实践进行真实地体悟，才能产生真实的教育效果。修身明道尊道，才能具有圣人之心而“因民以为师”；治世者要倡导民众修身明德知道，尊道贵德，“毋壅民明”，“吾爱民而民不亡”，“毋乱民功，毋逆天时”, “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主得臣辐者王”②,“赋敛有度则民富”,“长利国宾社稷，世利万夫百姓”等。黄帝的法道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圣人恒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③的和谐观与民主治世思想。 黄帝的畏天思想和理念，源于他在修身实践中的真知灼见，是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终生恪守不违的信念。不修身者根本无法正确地解读其中的奥义。黄帝在灭掉了吃人的蚩尤以后，取代炎帝治理神州。他一生披荆斩棘，开山通路，走遍华夏各地，每到一处就必定要建筑祭坛，敬拜天道，也叫作“封禅”。据孔子说，《三坟》一书中载有黄帝专题述说上天大道的内容，可惜后来失传了。黄帝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顺应天道，创立法道学说，以道法而生世间法，为历史上“五帝”时期社会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影响着“三王”时期，而且对汉代的文景之治盛世的出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黄帝四经》在汉武帝时代突然被人为地湮灭于黄土之下，在尘封两千余年以后，在二十世纪末重现于世。他的法道思想必定会在二十一世纪重放光芒，造福于二十一世纪的东方中国和人类社会。  《黄帝四经·十大经》中说: “昔者黄宗质始①好信, 作自为象②，方③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④， 前参后参，左参右参， 践位履三，是以能为天下宗。”这一段的白话释意是: 从前有一位天下的宗主黄帝,他的资质纯朴近道，崇尚对大道的信仰。行为举止都效法天道自然，恭奉天道。慧识与智识同观于四面，辅佐“德一”之心的信息辨识判断。他的修为达到了双足不出大门，能知晓天下之事；眼睛不看窗户之外，能通晓天道之义的境界。神运能四达而无碍，信息反馈都自① 始，近道之义。老子《德道经》第四十五章《观眇》：“无，名万物之始也。”② 象，效法、供奉之意。《尚书·虞书·尧典》：象恭滔天。③ 方，并舟同行。这里指慧识与智识并用。④ 与《德道经》第十章《知天下》中“不出于户，以知天下；不规于牖，以知天道”意思相近。然归纳于虚静的心中。他并不因此而疏懒懈怠，还是深入慧观与智观①，“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②，左右之阴阳，前后之阴阳，一体而观，并且同时参予前后左右身边具体事务的实践，参和悟并举。他处下不争，谦虚谨慎，登上高位坚持辞让再三。这也说明轩辕是履行了“三推三让”的“禅让”仪式后，才被民主推选为黄帝，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天下的宗主。这一段记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尧舜禅让”的千古之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