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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朝阳给自己的定义是：文艺中年、资深奶爸。 年过四十，爱好文学，钟情文字，是以成为文艺中年。有儿九岁，小名菜虫，一度想逃离教育领域的爸爸，在与孩子的共同成长中，重新发现教育的意义，每一个日子因此变得温和、光亮。当三千多个温和而光亮的日子如水般逝去，曾经的丁克主义者终成资深奶爸。 外界给蔡朝阳的标签却是：新锐人物、话题教师。 早在2003年，蔡朝阳发表《技术主义和权威人格的末路》一文，他对前辈的独立思考与大胆质疑，如巨石投水，引发业界热议与沉思；2010年，与郭初阳、吕栋合著《救救孩子：小学教材批判》，让社会各界开始审视我们的教材，由之引发了其后的民国教材热；同年，他作为十大教育人物之一，入选《时代周报》影响中国社会进程100人；2013年，在《一席》演讲《以自由看待教育》，在迄今播出的179期《一席》视频中，《以自由看待教育》以超过140万的点击量高居榜首；他的著作《阅读抵抗荒诞》《寻找有意义的教育》一直是热销的教育类专著…… 蔡朝阳，这个自称有着麦兜式天真的中年男子，这个眼睛偶尔会飘过一丝忧郁的乐观主义者，在《以自由看待教育》中说道：“教育的价值是守护你天性的自由，让你发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让你有能力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陈：读您的书，先期的文章感觉到的是古典情怀，而后来的作品则彰显公民意识，您是怎样实现这种从“才子文章”到“公民写作”的华丽转身的？ 蔡：这个“华丽转身”一词，未免过誉。生命自有终点，追寻不敢懈怠，焉能自言华丽转身？才子文章到公民写作，这是傅国涌先生对我的一个评价，每想起傅师这样的谬赞，就很汗颜，因为做得远远不够。才子气在骨子里太多，这跟青少年时代的阅读有关，就像生命底色，终究是耽美太多，而担当不够。我常言自己是“文学中年”，这种自嘲里，是对自己的客观认识。我又说自己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不断阅读、思考、写作，自我反思，自我修正，因而不断的转变对我来说恐怕也是应有之义。或者这么说吧，摆脱写作的才子气，还真是我一段时间来的努力方向。如果40多岁了还是伤春悲秋，而不去追问苦难的根源，现实的逻辑，未来的可能，那就真是虚度年华了。所以写作和教育，都需要有一种追求，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但追求思想的质地一也。 陈：您希望您的课堂是公民教育的课堂，您能具体地解释公民课堂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吗？ 蔡：这个问题比较大，恐怕不是几十字几百字可以概述的。徐贲先生有一本书，叫做《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洋洋洒洒近百万字，我等只有皮毛之知而已。凭现有的认知，我很在意课堂乃至教育生活里，跟孩子们共处时的自我姿态。即，我与孩子们都是平等的个体。在这个平等的场域中，需要厘清的两个词：权利与责任。首先是权利，学生在学校中，不是被管理的对象，而是课堂乃至学校的主人翁，所以我会尊重他们的意见，尊重他们的人格。只有成为主人翁，孩子们才会建立起责任感。教育者常常会说现在的孩子们没有责任心。我认为，下这个断语的教育者才没有尽到责任。作为掌握话语权的成年人，首先没有认识到他们是主人翁，孩子们才不会成长为主人翁。试想，一直被管束的孩子，如何能对教室、课堂，乃至学校负责呢？不过我只是一名任课教师，发挥作用有限。学生多数情况下会认为我是很和善的老师，我也认为没有一个孩子是坏孩子。但前提是互相尊重，所谓自由的课堂，也应有对共同约定的课堂规则的遵守，不负责任的随心所欲，也不是我对孩子们的期待。所以一个公民教育的课堂，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可以有意见的交锋，但不存在教师对学生的以势压人。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衡水二中的原因，衡水二中创造的奇迹，是建立在对学生的极度压制之上的，里面反映的就是赤裸裸的管制关系，从不见对学生个体的尊重。在这种对学生主体性的摧残之上的所谓升学率，我看一钱不值。 陈：平等、自由、互相尊重，这是公民课堂的内核精神。事实上，现代课堂一直提倡平等、自由，但这两个美好的词语还很难真正落实到我们普通老师的常态课堂中来。那么，您认为，我们通过怎样的教育过程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蔡：平等、自由、尊重这些词汇，其实都是近代五四启蒙运动之后才译介到中国的概念。当然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自由”这个词，如韩愈写过“欲采苹花不自由”这句诗，但这个词语的内涵与外延，与译介进来的“freedom”并不重合，需要重新厘清。这也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谈论课堂里的平等、自由会比较麻烦的原因之一。比如，自由，俗以为便是放任不管，殊不知在政治学上，自由首先意味着规则，遵循规则而获得自由。这就是说，自由的课堂是需要一些规范的，这些规范，可能大多数已经约定俗成，而有些则可以因地制宜，与学生商定，达成一个彼此遵循的契约。 至于平等与尊重，这当然是重要的观念，但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尤其中国传统里有“天地君亲师”的等级观念，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教，师生之间的真正平等确实比较困难。这个困难首先是来自老师的，因为老师有一个师道尊严在，就是俗称的“面子”。而与此不同的是，新一代的孩子，他们的自我意识非常强大，师生之间的矛盾就埋藏在此了。 教育过程中教师首先需要转变观念，这是最根本的。帝王专制时代的师道，与全球化时代对教师的要求，已经全然不同，抱残守缺，这是自外于时代。前面说平等与尊重是一种生活态度，转变观念之后，便落实在自己的教育生活中，需要从细节去落实。 陈：我们来打个比方，现在上鲁迅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或者别的课文，公民教育的语文课堂是怎样的，和传统的语文课堂有什么不同？ 蔡：关于公民课堂，其实我的探索非常不够，我的做法，也不代表就是公民课堂应有的程式。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我想，中国之大，肯定有更多的优秀教师，做得比我好多了。 就《纪念刘和珍君》一课而言，我的做法别的老师可能也在做。野叟献曝，我就不揣浅陋了。我会给出很多“三一八惨案”的时代背景的相关材料，比如当时目击者看到的现场，写下的第一手文字，比如周作人的回忆，陈源的回忆，林语堂的回忆等等。也会给出一些历史事实，比如审判的记录，以及段祺瑞谢罪，之后终身吃素的历史事实。总之，这是一篇跟历史相关的文章，鲁迅情绪激烈自可理解，但情感不能取代事实。提供这么多相关材料，就是让孩子们多方面了解事实，从而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公民理性，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独立判断，独立判断显然是需要掌握多方面的历史事实才能做出的。鲁迅自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我们不需要对鲁迅盲从盲信，从对伟人的匍匐膜拜之中站起身来，建立独立的事实判断，这是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做到的。 对这一历史事实是这样，对类似的历史事实也是如此。还原真实，掌握真实材料，倾听各方面的声音，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个过程很重要。 陈：我们知道，看电影、读书会、阅读讨论，是您课堂常用的教学手段，但您的常态语文课是怎样的？ 蔡：我的课堂常态是云山雾罩，随心所欲。当然有备课，可是难得有一次会按照备课的来。据毕业以及不曾毕业的孩子们反映，说闲话、走神的时候，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语文课毕竟有教材，我们需要按照教材的进度照本宣科，但我尽量有自己的取舍：好的文本，多花点时间；一般的文本，尽可放过。那么多出来的时间干吗呢，读点课外的材料，讲讲最近的电影，总之，纵横四海，上下五千年，就当我在说单口相声。孩子们津津乐道的有几件事，一件是分析试卷，某年高三了，高考压力甚大，我一节课仍只分析了一道选择题；一件是讲文言文，一节课只讲了“九月甲午，晋侯、秦伯围郑”一句。只讲一道选择题的那次我扯到哪里已经全然忘却，“九月甲午”那句，我是从天干地支计时法一直讲到甲午海战，讲到晚清历史，讲到中国的现代转型，筚路蓝缕，步履蹒跚，下课铃响，尚有半个故事未讲完，只得提醒大家，历史的真相在细节里。 是以，我的语文课堂，倒还是蛮受学生欢迎。但作为教育从业者，或者作为家长，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疑问，就是，你这么搞，你的学生考试分数如何？我想说的是，第一，分数未必比别人差；第二，我的学生的整体写作水平，会高于别人。语文水平，其实就表现在写作上啊。这就不自吹自擂了，可以另文叙之，不过，如何提高应试分数这样的话题，我还真不是太有兴趣。 陈：您曾给您的学生们开过从1.0到2.0再到3.0版的书单，这几个书单实际上反映了您对学生知识结构、精神世界认识的发展，您可以说说它们有何异同？ 蔡：确实，书单的变化，就是我对教育、对孩子们的认知的变化。所以第一个书单，大概还是文学书单，现在回想，恐怕有些误人子弟，因为当年自身还不脱文青底色，以为语文便是文学，现在才知道，其实远远不止。书单2.0的进步在于，文学内容减少之外，多了历史、哲学、艺术、经济学，以及科学之类的书目。因为这个时候我开始知道，文学修养好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孩子们独立判断的能力，就是上文说起过的自我理性。所以需要提供给孩子们各种各样的知识构成的可能。首先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再高一点的要求就是做一个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再高一点的要求就是做一个能负一点责任的人。要求只有更高没有最高，全在于学生自己的修为。我会布置读书的课外作业，然后有读书会，然后有读书笔记的要求，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之是启发诱导孩子们去读书，引导他们获得读书求知的乐趣。书单3.0更加个人化。我不再追求大而无当的书单，会比较按照每个同学的不同兴趣点，推荐不同类别的书籍。比如现在学生喜欢读网络玄幻小说，我其实不甚赞同他们这种对快餐文学的阅读，但我不会再直接批评，而是推荐他们读一流的玄幻小说，比如托尔金的《魔戒》，同时配看彼得杰克逊导演的同名电影。半个学期，我们写作的大方向叫做“跟着《魔戒》学写作”。期中考试之前，我说，你们有本事就不管什么题目，都把《魔戒》的内容扯上去，写成应试作文。结果期中考试的作文题有关“梦想”，还真有很多同学把《魔戒》写进去了，且颇能自圆其说。我觉得我的阅读指导，有了一定的作用。 陈：沉醉文学、不满教师身份，从前的您可以说“生活在别处”，是一种精神的自我逃亡。但现在，您坦言已经“生活在此处，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体制下”，这种面对与担当，本就是公民教育的应有之义。您觉得这种积极的姿态对于当前的教育意义何在？ 蔡：关于意义，我很惶然。意义在于追寻，而是否这种追寻便真有意义，我其实也说不上来。但我觉得这种姿态有一点好处在于，即便应试教育的压力再大，作为教师个体，在课堂这一场域之中，我们仍是有可为的空间。 陈：您说您的理想是做一名公民教员，您觉得一个公民教员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您觉得当前中国有没有这样的公民教员？在您从古至今的视野里呢？ 蔡：我不敢下定义，这些条件中比较重要的大概有：需要有现代的教育观，以及现代的文化视野。我不敢说这样做的便一定是公民教育，这样的老师便是公民教员。但我觉得即便在当下，也有很多跟我想法接近的人，有很多在教育中比我做得更好的人。比如上海的樊阳老师，一直在给自己学生做人文讲堂，这几年则带领孩子们进行人文行走。樊阳老师启发我甚大。苏州史金霞老师，也是一位非常投入的语文老师，她的课堂突破传统语文教育的一亩三分地，甚至遭到了某些传统权威的非议。我认为史老师的坚守与探索非常可贵。我的朋友周迪谦，在重庆涪陵区，身为特级教师，甘为高一学生做人文讲座，为时多年。他的讲座结集成书，叫做《唤醒生命中的精神力量》，令人敬佩。还有我的朋友魏勇，著有《用思想点燃课堂》一书，我经常想起与魏勇一起混在天涯论坛的日子，一直想写一篇关于魏勇的文章，标题都想好了，叫做《勇敢的心》，不过只写了一个开头，尚未写成。郭初阳是另一位用语文课堂践行自身教育理念的教育者。我曾有专文谈他的公民教育实验，有理念，有教育策略，又有高超的课堂技巧。郭初阳的高度，我很难企及。最有行动力的是立人图书馆的总干事李英强，直有民国教育大家的遗风。 陈：您觉得对一般的语文老师而言，您的这种转型有没有可复制性？如果有，他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储备和精神准备？ 蔡：关于这一点，我恰好前段时间写过一文，题为《我的不成功不可以复制》。不妨引用许鞍华的一个电影，《男人四十》，张学友饰演的男主角，职业为中学教师。这个很久以前的电影，一直让我坚信这一点，男人四十对一个中学教师而言，基本上就是悲剧的集大成者。升迁无望，发达无望，理想无望——如果曾有理想的话，唯有下岗再就业倒是实实在在的威胁。对一个一贯以来不切实际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四十岁，就意味着，人生几乎已经到了尽头。 一直以来，我都不惮于承认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固然不是一种炫耀，同时，这也没什么好害羞的。据说现在这个年头，说自己是文艺青年需要带有三分自嘲，而说自己喜欢诗歌，则意味着常常装B。那好吧，我就是这样的，一以贯之，不切实际。既然已经承认人生很失败，我也就豁出去了。硬要说我跟18年前大学刚毕业时有什么不同，那不同在于，当时被称为文艺青年，现在是文艺中年。而不切实际这一点，是唯一没有改变的。 所以我坦然接受这个不切实际的后果：现在，年过四十，没有钱，没有权，没有官位，没有声望……所有的成功学所指向的那些成功人士的标志，我一丁点都没有。所以，有名人写书，名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在我，则是“我的不成功不可以复制”。但这不妨碍我自认为是为自己而生的人。徐悲鸿说他“独持偏见，一意孤行”，那是徐悲鸿大师，我等凡夫俗子，无非不切实际，自以为是而已。并且，四十而不惑，还真对自己的自以为是恬然自安。其实，我并不相信可以复制的成功。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我也不同意。幸福因人而异，不幸更是一本万殊。年过四十而失败的人生，其失败的独特之处，在于自出机杼，在于匪夷所思，别人同样无法企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