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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哲学与人生》风靡内地的台湾学者傅佩荣，日前关于《老子》、《论语》、《庄子》、《孟子》、《易经》的“解读系列”正式推出内地版。在其9月5日至15日首度内地学术访问期间，他也将走上北京的讲坛，举行《儒家文化为什么很重要》的公开演讲。此前，他在台湾家中接受了本报连线专访。 ■单单《论语》，被当下忽略的、不求甚解的、比较普遍的误会，大约就有十几处 记者：从事儒家、道家思想研究这些年，在您看来，世人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学，误区在哪儿？ 傅佩荣：现在许多人读古代经典，还在文字上打转。很多人记背《论语》、《孟子》等，仅仅因为接受它是一种权威，但对古人何出此言，则不清楚。 这么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还容易造成误读。单单《论语》，被当下忽略的、不求甚解的、比较普遍的误会，大约就有十几处。尤其是自宋朝朱熹注解之后，有很多明显的错误，我都在书中挑出来加以说明。 记者：《论语》有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其中“时习”二字通常被解读为“经常复习”，但在您看来，正确解读应为“适时实践”。还能举两个别的例子吗？ 傅佩荣：譬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寡”、“贫”二字互调，更符合逻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其中“束脩”二字，原意为“干肉”，但我认为“行束脩”不是指的给孔子献干肉，而是借“行束脩”这一古代男子十五岁时入大学所行的礼，代指“十五岁以上的人”，因为孔子在乎的是如何有效教导别人，而不是收学费。关于“行束脩”，大约有四百来个注解，我都看过。 记者：误读《论语》，会带来哪些问题？ 傅佩荣：很多人把孔子当作一个“教主”，觉得他说的一定对，但又不求甚解。譬如把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理解为“此一时，彼一时”，没有原则。这导致很多人质疑，这样不是会变成“滑头主义”吗？但事实上，孔子最讨厌的就是没有原则，他只是想表达，做任何事，绝不止自己一套规矩，不是非要怎么样，也不是非不要怎么样，所以，不要把自己放入一个框框，生命是经常变化着的。 ■《孟子》从未说过“人之初，性本善” 记者：对儒家的误会，应该不仅限于孔子吧？ 傅佩荣：对孟子，也有一个重要的误解。宋朝以来，一直讲“人性本善”。其实，孟子从未说过“人性本善”。这个“本”字，是后代的解释。我现在的理解，是把那个“本”改成“向”，人性“向善”。“向”，代表人内在的力量。 记者：重新定义孟子关于人性的观点，有何现实意义？ 傅佩荣：你不难发现，人性很容易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有人会问，既然“本善”，人内在的自省和修炼，有何意义？事实上，在宇宙万物里面，大多数生物行事是出于本能，只有人可能不真诚，因为人有意识，会为一己私利驱动去“扮演角色”。“人性向善”则代表了人可以通过自省达到自我的平衡。 ■正确理解老子之“道”，方可避免“虚无主义”，且适时彰显人类理性的力量 记者：那么，对《老子》有无误会？ 傅佩荣：在《老子》当中，很多人把老子的“道”，看作“自然界”，这是一个最大的误会。 记者：正确理解“道”，对现代人有何重要意义？ 傅佩荣：现代人特别需要老庄。因为很多人感觉到社会成就都有了，但忽然觉得生命毫无意义，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这样活着。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很容易让人患忧郁症。 老庄讲“道”，是在提醒世人，一滴水怎样才能不干涸？丢到海里。“道”就是海，“我”就是一滴水。只要滴水入海，水滴就可平安、愉悦。 记者：难怪对于“道”有各种比喻，“如鱼得水”、“鱼跟鱼，相忘于江湖”等。 傅佩荣：让大家都觉得一切非常适当，非常合宜，这是“道”家伟大的贡献———突破了小我的限制，回到了整个“道”的世界，跟整个自然、整个人类，所有存在的这一切，都成为一个整体。然后，你活着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美感。 ■庄子所说的“不得已”对我启发尤大 记者：您个人非常喜欢庄子，他最打动您的是哪一点？ 傅佩荣：据我所知，庄子是古代最有学问的人，司马迁说他“于学，无所不窥”，没有他不涉猎的学问。 他的“不得已”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种“不得已”，不是被迫的、无奈的、不得不怎么样的，而是指当你条件成熟时顺其自然。人活在世界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发现什么时候条件成熟了。条件成熟你做，可“顺水推舟”，“水到渠成”。反之则事倍功半，功败垂成。 人不可能随心所欲，与其作无谓的挣扎、去抱怨，还不如去觉悟。 ■在傅佩荣眼中，年轻时适合读儒家；他追随孔子，五十岁后才习《易经》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传统智慧是很济世的。 傅佩荣：在我个人看来，年轻时适合读“儒家”。念书、考试……当然得入世。你不入世，跟人群不建立关系，说不过去。儒家便于梳理人之间的关系，道家便于梳理人和“道家”之间的关系。人到三四十岁时，便会对道家有体会。人到中年，事业上有成败得失，跟人相处也有愉快也有不愉快，庄子劝人看开。 “天道好还”，这就是老子的思想，“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很多事情，你不要以为逃得过。你只要有这些事情，将来总会有它的影响。你怎么加以解决，这是道家的智慧。 记者：您听从孔子的话，五十岁以后才开始读《易经》？ 傅佩荣：是的。读《易经》，是这几年的事。学不学《易经》，完全是两种生命形态。不学《易经》，你就在它所建构的世界门外。你没入门，就活在当下。每天发生的事情，来来去去，各种新闻，眼花缭乱。 记者：《易经》给您带来哪些变化？ 傅佩荣：《易经》用一套符号系统，让人知道大的环境、趋势怎么走，你个人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你怎么去配合大的环境。 傅佩荣其人 傅佩荣1950年出生于台湾，祖籍上海。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毕业，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比利时鲁汶大学、荷兰莱顿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记者手记 “管灯塔”的男人 因父亲工作调动，1948年，傅家由上海去台湾。父亲的工作是管海上的灯塔。 1950年，傅佩荣出生，一家兄弟姊妹七个，他是老三。父亲照顾半身不遂的母亲23年，无怨无尤，最后父亲先母亲两年而去。“如果换作是我病，你母亲也会这么照顾我的。”那个管灯塔男人的一席话，让傅佩荣相信了信念的力量。 小学时，因为调皮模仿别人，他惹上了“口吃”的毛病，只得以拼命学习、取得优秀成绩平衡同学嘲弄带来的自卑，也由此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没那么简单。上大学时，他报考了哲学。几十年寂寞的哲学路，满足了傅佩荣对生命的追问；从西方哲学到中国古代哲学，傅佩荣觉出了自己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亲近。 一堂哲学普及课程，让在台大执教的他“火”了，“每学期三百人的教室都坐得满满的，连续16年都这样”。后来他的讲义《哲学与人生》出版。“没想到在台湾、内地都卖得不错。” 每个人心中都为自己点着一盏“心灯”，这盏“灯”使人在四顾茫然时不致沉沦。无形中，在茫茫人海中，傅佩荣也成为了“管灯塔”的人。 关于快乐这件事，傅佩荣的理解是“忍受、接受、享受”。 对平均每天两场的演讲，傅佩荣不烦。“飞龙在天”，他自认这一切是该他发挥能量的。最庸常的烦恼，便是演讲“必须穿西装、打领带”。 “学问是解决问题的，真正的学问解决自己的问题。”看傅佩荣，我明白了梁漱溟说了些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