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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孝经》并不是在晋朝时期出现的，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在西晋时期，这是一本备受重视的经书。虽然在东汉时期，孝的地位逐步得到提升，但作为讲经时期，却是从西晋开始的。东汉时期，皇帝或太子在太学讲经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当时讲经以五经为主，《孝经》虽名为经，但并不在五经之中。《宋书·志第七·礼四》中记载：“晋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于是，刘宋一朝也遵晋故事讲《孝经》。  对《孝经》的重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虽《孝经》中有提及孔子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但这并不是儒家治天下的主要思想，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孝只能说是隶属于仁义之下的一个部分。即以仁义治天下的理论中，孝是它们的一种手段。它是中国儒家礼治的一个部分，在西晋这一个特殊的时期，被放大成为一种主流文化的一个坐标。于是，《孝经》作为这个文化的一种经书，便成为上至天子下至民众都要关注的一本书。天子以讲《孝经》为常例，百官以注《孝经》为荣。知孝方可治天下，成为西晋一朝的政治特色。 《孝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曾引鲁迅先生一段话：“魏晋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下从禅位，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则不稳。办事便棘手了，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而著者肖群忠先生则认为，“不能无视这些家庭的巨大力量，提倡以孝治天下，也可以说是朝廷对私家势力的承认与退让” 孝的最大的表现之一是供养在世的父母，对其是否尊重。这种记载在书中比比皆是，如王沈“少孤，养于从叔司穹昶，事昶如父，奉继母寡嫂以孝义称”。羊祜“年十二丧父，孝思过礼，事叔父耽甚谨”。对父母是否供养会影响到仕途。如庾纯就曾因为对父亲不供养而遭臧否。虽然也是因为他与贾充、石苞等当权者相处不佳而被上书。但从议者来讲，对父母供养也有一种礼仪。 总之，西晋的孝文化是介于有感而发与遵从礼教之间。正因为如此，这种孝的表现总是不能淋漓尽致，总是在真情与虚伪之间摇摆不定。无论是玄学还是名教，因为围绕着他们行为的争议，他们对孝的表现总是过于夸大，成为了自我人品的一种表现方式。 同时，对孝定义的提升也表达了西晋士大夫家族地位的上升，从另一角度表现出士大夫家族的一种家族中心化的心理，用孝作为一种言论上的控制，表达着他们对于政权与仕途的控制，使孝成为了一种工具，而不是单纯的人际关系与感情。这种工具可以攻击其政敌，也可以作为入仕的手段。欲了解更多朝代的文化成就，欢迎登陆中国传统文化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