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荀子》是战国末期的典籍，关于他的学派归属一认为是黄老道家，另一个认为是儒家。该书是记录荀子思想的主要著作，全书一共32篇。一般认为其中最后5篇，即《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不是他本人的著作，而是他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文字，但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 荀子承袭稷下道家的。关于他的学派有黄老与儒家的说法，而宋儒也因为其过重的黄老色彩而对其评价不高。荀子曾三出三进于稷下，历时数十载，并曾三为祭酒主持学宫的工作，形成为有别于邹鲁儒学的学说。稷下荀子远离了孔孟的传统而带有浓厚的黄老色彩。正由于此，所以历代儒者才那样冷遇荀子，把他排除于儒家道统之外，甚至说他“才高学陋”，“不见圣贤”(程颐)。就连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苏轼也说他“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苟卿论》)。所谓“异说”即指苟子背离了孔孟儒学的真传而走入异端他途；所谓“高论”即指他本于黄老帝王之术，融会礼法，创立自己的新学派。 清朝考据学家梁玉绳继承“尊孟贬荀”的文化语境中，情绪上并不承认荀子“可并吾孟子”，但王先谦《荀子集解序》云谢墉《荀子笺释序》在钦定《四库全书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恶之词，通训诂之谊，定论昭然学者，始知崇尚。”谢墉披览《荀子》全书，深有感触地说：“愚窃尝读其全书，而知荀子之学之醇正，文之博达，自四子而下，洵足冠冕群儒，非一切名、法诸家所可同类共观也。”谢墉以孔、孟、荀来简述先秦儒学史，或者以孟、荀两脉来架构孔子之后先秦儒学的发展。 清朝历史学家谢墉《荀子笺释序》曰：荀子生孟子之后，最为战国老师。太史公作传，诸子排名，独以孟子、荀卿相提并论。余若谈天、雕龙、炙毂及慎子、公孙子、尸子、墨子之属，仅咐见于孟、荀之下。盖自周末历秦、汉以来，孟、荀并称久矣。《小戴》所传《三年问》全出《礼论篇》，《乐记》、《乡饮酒义》所引俱出《乐论篇》，《聘义》“子贡问贵玉贱珉”亦与《德行篇》大同，《大戴》所传《礼三本篇》亦出《礼论篇》。《劝学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见大水”一则附之，‘哀公问五义’出《哀公篇》之首。则知荀子所著，载在二《戴记》者尚多，而《荀子》原书或反而残缺散失。观于《议兵篇》对李斯之问，其言仁义与孔孟同符，而责孪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苏氏讥之，至以为“其父杀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则陈相之从许行，亦陈良之咎与？此所谓“欲加之罪”也。荀子在战国时，不为游说之习，鄙苏、张之纵横，故《国策》仅载谏春申君事，大旨劝其择贤而立长，春申君若早见，就没有了李园的棘门之祸，而为‘疠人怜王’之词，则荀子有先知之聪慧，固然异于春申君的策士朱英（朱英劝告春申君不听而逃离）。故荀子不见用于春申君，而终以兰陵令，则荀子其人品之高，岂在孟子下？ 谢墉说荀子“对浊世之政治痛心疾首，而有《性恶》一篇，且质问孟子《性善》之说，而反之亦然。宋儒乃交口攻击荀子也。尝言性者论之，孟子言性善，盖勉人以为善，而为此言，荀子言性恶，盖疾人之为恶，而为此言。以孔子相近之说为准绳，则孟子、荀子皆为偏执之论。”据谢墉自序：《荀子》此书自古以来，，没有注释的善本，唐朝大理评事杨倞之《注》，已为最古，而亦颇有错误。我一向知道，同年抱经学士卢文弨的勘核极为精博，因此从卢文弨那里借来观阅，校对卢文弨学士之瑕疵，仔细搜寻，不敢揣测我是不是愚昧无知，中间附有我自己的管窥之见，皆纠正杨氏版本之误，卢文弨也肯定了我的意见，我援引的校对，悉数出于卢文弨，我们俩参互考证，往复交流，最终遂得以成事。以我谢墉的孤陋寡闻，诚不足发挥儒术，且不欲夺人之美，而卢文弨致书写序，列举其大要，略微留缀数语于书简的上端，并附著书中所未及者二条于左。” 谢墉《刊卢文弨校定逸周书序》也给对方考证：“若《太子晋》一篇，尤为荒诞，体格亦卑不振，不待明眼人始辩之也。” 钱大昕为谢墉《荀子笺释跋》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盖自仲尼既殁，儒家以孟、荀为最醇，太史公叙列诸子，独以孟、荀标目，韩退之于荀氏虽有“大醇小疵”之讥，然其云“吐辞为经”，“优入圣域”，则与孟氏并称，无异词也。宋儒所訾议者，惟《性恶》一篇。谢墉则一反理学家尊孟抑荀的做法，认为孟子与荀子关于人性论的讨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之间的差异则缘于各自论证的视角。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 《荀子》·二十卷（内府藏本） 周荀况撰。况，赵人。尝仕楚为兰陵令，亦曰荀卿。汉人或称曰孙卿，则以宣帝讳询，避嫌名也。《汉志·儒家》载《荀卿》三十三篇。王应麟《考证》谓当作三十二篇。刘向《校书序录》称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三篇，以相校除重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三篇，为十二卷，题曰《新书》。唐杨倞分易旧第，编为二十卷，复为之注，更名《荀子》，即今本也。考刘向《序录》，卿以齐宣王时来游稷下。后仕楚，春申君死而卿废。然《史记·六国年表》载春申君之死，上距宣王之末凡八十七年。《史记》称卿年五十始游齐，则春申君死之年，卿年当一百三十七矣。於理不近。晁公武《读书志》谓《史记》所云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讹，意其或然。宋濂《荀子》书后又以为襄王时游稷下，亦未详所本。总之战国时人尔，其生卒年月已不可确考矣。况之著书，主於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其中最为口实者，莫过於非十二子及性恶两篇。王应麟《困学纪闻》据《韩诗外传》所引，卿但非十子，而无子思、孟子，以今本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后来论定为圣贤耳。其在当时，固亦卿之曹偶，是犹朱、陆之相非，不足讶也。至其以性为恶，以善为伪，诚未免於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说，任自然而废学，因言性不可恃，当勉力於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其辨白伪字甚明。杨倞注亦曰：伪，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为之者，皆谓之伪。故伪字人旁加为，亦会意字也。其说亦合卿本意。后人昧於训诂，误以为真伪之伪，遂譁然掊击，谓卿蔑视礼义，如老、庄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书，即性恶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读矣。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於过当，是其所短。韩愈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馀皆好恶之词也。杨倞所注亦颇详洽。《唐书·艺文志》以倞为杨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则载杨汝士三子：一名知温，一名知远，一名知至，无名倞者。表志同出欧阳修手，不知何以互异，意者倞或改名，如温庭筠之一名岐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