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天地之道，极则反，盈则损”，这些道家的至理名言，读起来虽很简略，但却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处世智慧。纵观历史，有的人才高可以谋国，但却不善于谋身；而有的人既能谋国亦能谋身，在仕途上从容进退、游刃有余。前者如春秋之能臣文种、伍子胥，战国士大夫屈原，西汉才子贾谊，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等，皆是治国之能臣或国之栋梁，但由于不善于运用人生处世智慧，最终为奸人所害，不得善终，令人扼腕叹息；后者如秦之名将王翦、汉大将军卫青、唐初开国元勋李靖、北宋名臣欧阳修等，由于深谙道家哲学智慧，因而能对人生的进退辩证取舍，使其画上圆满的句号。 道家认为，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个道理告诉人们，当人生达到巅峰的时候，就要特别谨慎，稍有不慎，弄不好会大祸临头，那就要找到缓冲或化解危机的办法。战国时期与白起、廉颇、李牧并称为四大名将之一的秦战将王翦，在人生处于巅峰的风口浪尖，运用道家智慧，找到了安全着陆的办法。 王翦，秦王政麾下名将，关中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在秦统一大业中，他率秦军破赵国都城邯郸，消灭燕、赵，威震华夏。秦王政二十三年（前224年），秦王召集群臣商讨灭楚大计，将军李信说，给他二十万军队，即可解决；而王翦则认为“非六十万大军不可”。秦王很快倾向李信，认为王翦老不堪用，便派李信、蒙恬率军伐楚。王翦称病归故里。不久李信、蒙恬战败，且损失惨重，秦军危急。秦王亲驰频阳，请王翦出山挽救危局，并将六十万重兵交给王翦，出兵时，王煎向秦王提出了很多良田宅园的要求，并说是为子孙所求，秦王政悦而允诺。出关前，又连续五次求赐良田宅园。随后，王翦领兵伐强楚，坚壁不出，待楚军露出破绽，果断出击，大破楚军，杀项燕、虏荆王负刍，一举平定楚国。王翦之所以在征伐的过程中，连请良田宅园，其目的是使秦王政释怀。试想，秦王政将倾国之兵交给王翦，心里是很疑忌的，若王翦一旦有二心，后果不堪设想。王翦此举，是在向秦王政传递一个信息：本人无大志，带兵打仗无非是为了得到大王你的厚赏，其结果是秦王政疑心顿消，君臣相安。相形之下，秦昭王时期曾在长平之战坑杀赵数十万降卒的战神白起，由于性格太过耿介，不懂韬晦之术，最终遭伶臣陷害、昭王猜忌，被迫伏剑自杀，常为后世所叹惜。 唐开国元勋李靖的境况与王翦相似。就大唐立国而言，如果说北中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话，那么南中国则是李靖扫平的，李靖的功劳不可谓不高，而且高得有些震主了，更何况唐在立国之后，李靖再建一盖世之功——剿灭曾给唐带来奇耻的突厥。公元626年7月，李世民刚继位不久，来自西北的十万突厥铁骑悍然兵临长安。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农耕民族是很难敌得过游牧民族的，因为前者固定在一家园，后者却来去无踪影，且动作神速，加之强弓硬弩，确实令人胆寒。李世民与大臣们仔细斟酌，确定无胜算把握后，无奈地向突厥颉利可汗赠送大量的金银细软，并在渭水定下耻辱的城下之盟。这件事，一直令李世民及众大臣感到奇耻，但一时又没雪耻之策，只得隐忍，且一忍便是12年。其间唐与突厥数次交锋，败多胜少，但大将李靖却出乎其类，几次打败突厥，特别是唐贞观四年元月，李靖率三千骁骑大破突厥名城定襄城，迫使东突厥颉利可汗退守铁山并上表请求举国降唐。这时已功封代国公的李靖受唐太宗的委派去铁山授降颉利可汗。 有政治头脑的李靖在路上一直思考一个问题：自己已建立了不世之功，且到了功高难赏的地步了，皇上不可能将江山分一半给功臣甚或与功臣平起平坐吧，特别当想到另两个爵位比自己还高的异性王即燕郡王罗艺、吴王杜伏威皆不得善终，心里更是有些发毛。于是拿定主意，采取自我贬损之策，以图折功抵过。谋定后，李靖不再去授降，而是采取违军令的方式带兵突袭突厥，擒获包括颉利可汗在内的一万多突厥兵，并缴获大量金银财物。李靖在违军令的基础上，再来个错上加错——放纵部下私分财物，私分部分隐瞒不报。这样，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告李靖罪状的不少，李世民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训斥，任李靖功劳再巨，也被两项过错抵消了许多。但李靖心里却踏实了许多，因为他知道，他避免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风险，其家族也平安了，他本人可安享晚年。历史亦证明果如其所料。 如果说王翦、李靖皆是在预计人生可能出现危机的状况下而运用策略化解的话，那么汉朝的大将军卫青则是在面临汉武帝着力打压的危局中采取韬晦之术躲过灾难的。汉武帝这人，优点是雄才大略，缺点却是待人寡恩少义，与其共事的三位宰相都不得好死，便是最好的证明。其待人的特点是对人好时，给你莫大(博客,微博)的荣耀；不待见人时,恩义全无，所谓来得快去得也快。他恩宠卫子夫时亦泽及其弟卫青，随着卫子夫晋升为皇后，对卫青亦恩宠有加，加之这时卫青带兵与匈奴作战有上乘表现，很快封其为大将军，直至官至大司马，此时的卫氏一门，可谓荣耀之极。俗话说，盛极而衰、月满而亏。多疑的汉武帝不知什么时候拨动了一下神经，忽然觉得外戚的势力太旺不是好事，汉高祖朝的吕后不是个现成例子吗？彼时又发生了令汉武帝怒不可遏的巫蛊事件，卫子夫母子遭江充等奸人陷害，百冤难伸，卫子夫被迫自尽。这时年轻的将领霍去病风头正盛，汉武帝认为其完全可以取代卫青了，于是对卫青实施全面打压，不少人为卫青捏一把汗。“清静无为，远离死地”，这是道家的处世智慧。聪明的卫青很服软，头压得低低的，战战兢兢，出奇地内敛和低调。卫青如此慑服其威，消解了汉武帝的一些怒气，因而没有进一步采取极端措施。对卫青而言，虽然昔时的风光不再，但退一步说，起码有个善终吧。特别是随着晚年汉武帝有所醒悟，他对卫氏一门及太子（卫子夫所生）心怀歉疚，卫青的晚年还是很安享的。 道家认为，“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是最高之争”。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儒家是叫人奋发有为、建功立业的；而道家则叫人清静无为，这里的无为并不是叫人碌碌无为，消极避世，而是收敛起做人的锐气，低调从事，顺其自然。当人生遭遇挫折时，道家的淡泊名利、清静无为思想是很能给人慰藉的，且能够有效地化解人生仕途因“争斗”带来的险境。 北宋仁宗年间，以范仲淹为首的变法派，进行了以整饬吏治、限制官员特权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运动，史称庆历新政。因新政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即保守派的利益而受到疯狂的反扑。生性较懦弱的宋仁宗担心“党争”会危及自己的统治，不仅将变法领袖范仲淹、韩琦、富弼等逐出京师，同时也将同情变法并为其张本的朝中名臣欧阳修也逐出权力中枢，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州）任知州。 政治上突遭打击，欧阳修是满腹委屈的。平心而论，宋仁宗是比较喜欢欧阳修的，他才华出众，朝廷的不少诏书及公文是他起草的，况且他这次也没犯什么原则性错误，皇上贬抑他也只不过是为了平息愈演愈烈的政治派别之争，看来他是处于缓冲之地。这时如果欧阳修进行争辩，结局会更糟；如果他舍身投靠正得势的保守派，会马上得到重用，但这又为正派的儒家知识分子所不齿。看来，既要坚守人间正道，又不老死边远的流放江湖，这两条路都不能走。颇具道家文化修养的欧阳修很快调适好自己的心态，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并交出了令人满意的人生答卷。来到滁州后，他深入基层，展开调研，了解民意、州情及当地历史文化，特别是当他了解到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为兵家必争之地时，心中便很快勾勒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的蓝图。他带领群众整修城垣，加强武备，还在城外开辟练兵场，夯实了地方防务。同时，他依托滁州的历史文化遗迹，开辟了多处旅游景点，并整饬治安环境，一时，滁州之社会环境和政风为之一新，受到了当地百姓的交口称赞和朝廷的注目。欧阳修在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实事的基础上，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宣传活动——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撰写了一篇散文《醉翁亭记》，在这篇文章里，他用含蓄的手法向人们转达这样的信息：他在滁州很快乐，常同百姓同游同乐，他与百姓们享受的不是自然山林之乐，而是太平盛世之乐。在政治上敏感的人一看就知道，欧阳修是在歌颂圣上的文治武功。以欧阳修在文坛中的地位，这篇文章很快流传开来并成为脍炙人口之作，自然也就传到皇帝那里。宋仁宗可不是昏君呀，心中也乐了，一想起欧阳修的种种优点，便再次起用他回京师担任要职。这样，欧阳修任滁州知州还不到两年时间。 欧阳修运用道家的“水利万物而不争”的处世智慧，成功地化解了仕途风险，在坚守人间正道的同时，实现了从容进退，并成为后世敬仰的会做官的好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