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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深处,那些手艺人

http://www.newdu.com 2017-12-18 南方日报(广州) 佚名 参加讨论

    
    车水马龙的梅江二路是梅州市梅江区的主街道之一,道路两旁光鲜的门面里客人川流不息,人流物流的集中带动街道的繁荣。在繁荣街道的衬托下,主道两侧的小巷子显得异常安静,行走在巷子里,一种古朴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一群靠传统手艺生活的人在巷子里安札摊档,为附近的居民提供生活方便,也在一元一元地积攒生活的积蓄,一针一线中编织自己的故事。
    28年的手艺恐无人继承
    锉鞋跟、贴胶皮、上胶水、剪胶皮、打鞋钉……一套流程下来,一双原本要被丢弃的鞋子在一位老师傅的手中“重生”了。老师傅姓袁,在梅江二路侧巷子百花洲二巷里摆了一个修补鞋子的摊档,他与其他十几个操着四川口音的亲戚在这里形成了小小的“产业集聚”。
    今年56岁的袁师傅已有28年的补鞋“工龄”,手艺是走南闯北时跟着师傅学来的。“年轻的时候全国各地走,在建筑工地做工,1987年在黑龙江跟着一个师傅学习补鞋的手艺后,就以此为生了。”袁师傅乐呵呵地说道:“补鞋当然比工地做活要轻松得多。”
    在亲戚的介绍下,1991年袁师傅一家人来到梅州,从此在此定居。“当时去过很多地方都很乱,来到梅州非常喜欢这里的氛围,这里治安好,文化素质高,就决定要定居下来。”从前,袁师傅都是带着他那沉重的“吃饭家伙”在梅州城区小巷里四处转悠躲城管。自梅州组织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将修鞋人统一划定区域开展生意后,他和他的亲戚们来到了百花洲二巷,做起了安稳的生意。
    每个修鞋人在人行道路上划开一米见方的摊位,袁师傅的左边是他的妻子,而右边是他的弟媳。摊位虽小,但修鞋工具却不少,已经脱漆的大型工具箱摆在地面上,上面放着一台像缝纫机一样的补鞋机,锥子、钳子、起子、砂轮等散落一地,袁师傅坐在中间带靠背的座椅上,身后放着一部老式收音机,悠扬的歌曲传到了巷子深处,是他工作时不可缺少的娱乐,“虽然修补鞋子是一项枯燥的活,但总要有点音乐来调剂。”
    重庆的老家早已没有多少亲戚,2003年袁师傅在百花洲买了一套二手房,把母亲从老家接过来以后,袁师傅一家已很少回家乡。有家人的地方才是家,袁师傅和妻子已能说一口流利的客家话,和客人应答自如。如今一双儿女早已脱离父母出来谋生,但袁师傅夫妻还不能停下手中的工作。“我和老婆一个月大概能挣四五千元,但家里还有两个老人,也只能勉强够吃喝,孩子们的工资也只够他们自己生活。”
    袁师傅也曾劝过做装修工作的小儿子继承自己的手艺摆个摊位,为他人修补鞋子,但儿子却很抗拒。“我和他说做这个自由,也比他上班挣得多,但他说这是下贱活不愿意做。”袁师傅说,这项工作越来越得不到年轻人的认可,待他们这批人都老了,手艺恐怕就要失传了。“你看看这条巷子里补鞋的哪一个是年轻人,恐怕以后就没人会补鞋了。”
    生活的压力是前行的动力
    11月初的梅州,气温渐渐降低,寒风在巷子里肆虐,吹得人瑟瑟发抖,但梁伯却毫不在意,反而为冬天来临带来生意旺季而感到高兴。梁伯与妻子在梅江二路接近嘉应中路的一条巷子里摆了个缝纫摊位,摊位四周无任何遮挡,客人在此站上一会都会被寒风吹得受不了。
    手扳滑轮,脚踩踏板,机针在布料上“哒哒”起合,在梁伯的操作下,几分钟的时间,一条长裤裤腰就被改好了。梁伯是梅县人,今年50岁了,理科出身的他一毕业并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在梅州的一家制衣厂谋职,成为一名缝纫工人,“那时候兴‘三转一响’嘛,缝纫技术非常时髦,在制衣厂也是个好差事。”
    梁伯育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制衣厂的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基本能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但2002年,梁伯所在的制衣厂因为市场萎缩而倒闭,做了近20年缝纫工的梁伯利用自己的手艺开始在梅江二路这条小巷子里摆起摊子,做起了自己的生意。
    2005年,稍有积蓄的夫妻俩在彬芳大道附近买了一套二手房,购置和装修还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往后的日子省吃俭用,生活过得紧巴巴的。为了支持热爱美术的儿子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夫妻俩节衣缩食,增长工作时间来支持儿子学习美术专业。“高中时每年在学习美术专业上就要花费2万元左右,如今儿子读大学,学费一年1.5万元,生活费加绘画工具材料费之类的每个月最少也要2000元。我们夫妻俩拼死拼活一个月只能赚4000元左右,有一大半要给他。每年的学费都是向亲戚借钱。”
    如今,夫妻俩每日8点开门,晚上10点左右才收档回家,为了节约时间,梁伯在巷子里租了间月租几十元的房子用来做饭,减少家到摊位一公里路程来回跑的麻烦。“虽然缝补一件衣服可能就几块钱,但现在做这项工作的人越来越少了,我这边生意还是挺好的。”梁伯说,儿子非常懂事,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为他减轻负担,让他觉得十分欣慰。
    夕阳行业里的垂暮人
    上世纪70、80年代,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被称为“三大件”,是许多人的追求,但随着手机的普及,手表便不再成为必需品,精修钟表这一行当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年近7旬的老刘在梅江二路的一条巷子口摆了一个修理钟表的摊档,人来人往以老顾客居多。“维修钟表这块主要是做老客户生意,有些拿来修理的钟表也都是20年以上的老物件,这些老机械表的内涵和珍贵之处,或许也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知道。”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老刘几乎没有停过手中的活儿,只见他左眼里塞着直径大约2厘米的目镜,在聚光灯下用尖嘴镊在如发丝粗细的手表零件游丝间晃动,摆弄着手表中的零件。“手表零件太小了,用放大镜双手无法干活,所以只能戴着有放大效果的目镜。”因为分心与记者聊天,刘老镊子中的小零件不小心掉回了表盘。“修理一块手表,就像为病人做手术一样,要非常细心,注意力非常集中才行。”有时修理一块机械手表可能会花去4小时左右的时间。“通常把目镜取下来,眼睛都花了,头晕晕的。”
    老刘从事精修钟表的行当已超过30年。1980年,刚满30岁的刘老在尝试各种工作皆不适合之后,开始跟着叔叔学习精修钟表的手艺。当时,精修钟表还是个比较吃香的活儿。手表大品牌在上世纪80年代进驻梅州,年轻人为了赶潮流,手腕上的手表花样层出不穷,“带手表的人多,维修手表的生意自然好。”
    好日子没过多久,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BB机、手机的流行,精修钟表的行当因为手表使用减少而慢慢走向夕阳,刘老看着身边一个个曾经的同行转行,他依然坚守。“做精修钟表利润很微薄,还需要细心,有耐心、坐得住才能完成的技术活,现在浮躁的年轻人哪里还能坐下来专心地维修,又不是赚钱的手艺。我自己都不会让孩子们从事这一行。”老刘说,自己年龄大了,不知道还能坚持几年,也不知道这项手艺会不会随着他们这一辈的离去而逐渐失传。
    南方日报记者 张柳青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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