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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黎红雷 西方企业战略理论肇始于美国管理学家钱德勒（Chandler）1962年出版的《战略与结构：工业企业史的考证》一书。钱德勒在该书中首次分析了环境——战略——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企业经营战略应当适应环境，满足市场需要，而组织结构又必须适应企业战略，因战略变化而变化。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超竞争”时代，在这种背景下，企业唯一的选择就是与时变化，即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地进行战略变革。由此，企业战略变革理论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  黎红雷教授（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与很多人心目中儒家的“保守”形象不同，真正的儒家其实是主张与时变化、趋时而动的。现代新儒家学者方东美曾以人格类型拟喻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流派之格局，他将儒家称为崇尚“时”、“中”的“时际人”；将道家称为崇尚“虚”、“无”的“太空人”；称佛家为崇尚“不滞”、“无住”的“时空兼综而迭遣者”。方东美指出：“儒家代表典型之时际人，意在囊括万有之一切——无论其为个人生命之尽性发展，天地万物自然生命之大化流衍，社会组织之结构体系，价值生命之创造成就，乃至性体本身之臻于终极完美等等，——悉投注于时间之铸模中，而一一贞定之，使依次呈现其真实存在。问题的关键是：何谓时间？最简单之答复曰：时间之本质在于变易。”时间的本质在于变易，这就是儒家的时变观。 所谓“时变”，其中的“时”本义指“时令”，即春夏秋冬四时。《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孔颖达疏：“以察四时变化。”中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由“时令”自然就影响到“农时”，由不违“农时”又进一步引申到适应“时世”。汉代学者贾谊专门撰有《时变》一文，论述了时世的变化以及人们的应对方略。《史记·叔孙通传》：“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时变”作为双音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先秦儒家孔孟荀等人通过对“时”这一单音词的使用，已经分别涉及了其中包含的“时令变化”与“时世变化”的双重内涵。《论语·学而》上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的“时”，指的就是因自然界的时令变化而带来的农事安排。《论语·宪问》上又说：“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这里的“时”，则可理解为人世间的时机、时局、时势、时世的变化。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对于自然界的时令变化，还是人世间的时世变化，都要顺时而变，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把孔子称之为“圣之时者也”，认为孔子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圣人”。  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顺时而变的思想。一方面，孟子主张对自然界的四时变化要顺时而变，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另一方面，孟子同样主张对于人世间的时局变化也要顺时而变。譬如，孟子借用齐国的民谚：“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分析了当时齐国面临的时势，认为齐国现在要称王天下正当其时。一是国土上的优势：齐国当时的国土比夏、商、周创业时期所拥有的国土大。二是民心上的形势：老百姓对暴政已经是痛心疾首了，因而对仁政的向往就像饥者择食、渴者需饮一样的强烈，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此时若施行仁政是上顺天时下应民心，必然能够取得成功。“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在孟子看来，时势是决定事情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若要事情办得成功，即使有智慧，有好的手段、工具，没有有利的时机，那也是不行的；反之，如果抓住有利的时势，顺时而变，乘势而上，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践行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致力于成为“时代的企业”，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变化。在他们看来，只有时代的企业，没有成功的企业。为什么这么说呢？企业都想长盛不衰，但实际上我们很难看到这样的企业。一般来讲，很多企业都是昙花一现。如果这个企业成功了，那么，它所谓的成功，只不过是踏上了时代的节拍。所以说，企业应该是时代的企业，也就是说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就是成功的企业。儒家经典《周易》当中有个“三易”，就是变易、不易、简易，非常适合市场的原则。“不易”就是市场有一个原则，就是对用户的真诚，这个是永远不变的，“变易”就是市场万变，你应该变到它的前面去；但是“简易”就是所有的管理都应该是最简化的，我们用最简化去应付最复杂的东西。这就是最高的智慧。中国最高的智慧是中庸，应该是找到一种方法，这就是《中庸》当中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