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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报警的制度，本是古时边防的有效传递法则，但周幽王的思维中却丝毫不存法之意识，他个人的治国荒唐凌驾于法规严整之上，使“法制”规则名存实亡，使一代天子国破家亡，他是从思想意识之初，就始终欠缺对“法治”观念的理解和尊重。 这便是一种“法制”手段与“法治”思维的断裂，虽然设定了严格的法规制度，却没能依照法治的思维行事，“法制”的手段被缺乏“法治”意识的头脑所抛弃。 因此，既要用“法制”的准则，来维护“法治”的理念，更要靠“法治”的思维，来指挥“法制”的执行。  将两位爱妃依照军法处死（资料图 图源网络） 这就如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所说：“国不可无法，有法而不善与无法等。”设立了法制却不善加执行，等同于无法的社会。而纪律严明的兵家却深谙此道，《史记》中还记载了孙武训兵的一个故事。春秋时期，吴王要考察孙武的本事，命他以练兵之法来训练宫女与后妃。这些后宫女子，对于模拟军训之事倍感新奇，不肯听从孙武的指挥，总是嬉戏笑闹。孙武将她们分成两队，在交待清楚纲纪口令之后，看女眷们依然无事纪律、一味嬉笑，于是下令将两队的队长、也就是吴王的两位爱妃依照军法处死，连吴王为之求情也置之不理——孙武认为，军法当前，令出必行。如此一来，宫女们再不敢无视法令，全队肃然齐整。 孙武起初规定的“法制”命令，宫女们不以为然，并没有接受为“法治”层面上的理解。理解得不到位，执行就没力度。孙武其后通过以儆效尤，让“法治”的观念深入到宫女们思维中，“法治”才真正上升为自觉指导行为举止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意识推广成全民意识，治兵之道推广为社会治理，便是法治社会的形态。 《韩非子》中说“故治民无常，唯法为治”，而法的用途不仅在于古人理解中的治理人民，更在于今天社会中的维护人民，当今的法治社会，是要依从法治，为民服务。 这便涉及到“法治”与“法制”的根本不同： 法治，是以教化来实现思维方式上的依法观念，法治意识的培养，是期待着“防于未然之前”； 而法制，是用禁令来规范道德底线上的守法行为，法制规则的设定，是执行着“惩于已然之后”。 法治的教化，是在培育人心中善的种子，使人性之善发扬光大； 法制的严令，是在惩罚人心中恶的因子，令人性之恶交付代价。  性善与性恶（资料图 图源网络） （二）性善与性恶 说起“法”，古代的法，更偏重于惩罚，面对犯罪行为，只能“惩于已然之后”，即使法令再严苛、刑罚再恐怖，也是威吓于人的不得已而为之；而今天的法，更应偏重于教导，是为了指导人性善恶转化、保护人心不堕深渊、警惕恶之花违法生发，通过法之教化，感召人在善恶抉择的观念上“防于未然之前”。 这也涉及中国文化里对于人性善恶论的判断分析。同是儒家思想者的代表，孟子就偏向于“人性善论”，认为人生来怀有善心，所以他坚持德治，以德育人、以德治国；而荀子偏向于“人性恶论”，认为人生来具有恶心，所以他教出了李斯、韩非子等法家弟子，法家思想者正是由于不信任人性而重法度。 其实，人性中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善的天使与恶的魔鬼本就是一对双生子，同时存在于人心初生之时。当法镜呈立于人心面前，当人心角落在法理的监督下秋毫毕现，必然会发现恶的影子，也会闪现善的样子，这才是完整的人性。 对于人性之恶，无法杜绝，只能教化，引导它向善的一方转化、防患于未然，而非坐看它壮大显形、然后再以血腥之法惩罚，毕竟，惩罚的对象不仅仅是恶人恶行本身，常常要更多人、甚至要整个社会来为这份恶果共同买单。——“法”存在的本质意义，在于治理、在于德善的引导，而非刑罚、而非残酷的手法。 既要看到人性的善、也要承认人性的恶，既要培养自律精神、也要依靠他律方法，这就是《孟子》里说的“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单有法令不能自我生效、单有善教也不够理政治国。对于人性的两面性，既要进行德治、也要运用法治，既需要“法治”观念的教化和引导、也需要“法制”规则的约束和保障。  对于人性的两面性（资料图 图源网络） 然而人性进化的理想目标、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是不断从阴暗性走向光明性、从动物性走向文明性的过程；社会对于公民的期待，是能实现“法治”的全民化、自主化，而公民对于社会的期待，是能实现真正的法治化、自由化——真正的法治社会，该是公民身处其中感觉“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状态，那是人性发展经由原始到高尚、经由被动约束到自我规范的社会，是由法律管制到自觉守法的社会，是由“法制”制约到“法治”治心的社会，也就是，人们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的社会。 崇尚法治，就是崇尚以法的思维治理家国，以法的严谨规范市场； 崇尚法治，就是崇尚以法的理念指导行为，以法的严肃警醒人心； 崇尚法治，就是崇尚以法的精神教化人性，以法的意识发展文明。 文明社会的发展，要在法的框架内进行，而法治的根本，是为使社会文明走向更加善意的明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