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所着重提出的道德标准，为人修身、处世的行为基础，商业道德也以此为支柱。以信义为重，乃是商人中的诚贾、廉贾的本色。 在信义二字中，义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信人或以信待人，都是与义同在，依义而行，故义字尤为根本。而一提到“义”，对经商而论，又不能不旁及一个“利”字。义利之辨，古已有之，商人更是首当其冲，诚贾在义利问题上就处理得较好。 义利关系儒家讲得最多。何谓义？“义者宜也”。宜即合理之意，人的行为必须合理，要有义的自觉。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卫灵公》)；孟子说：“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说：“夫义者，所以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荀子·强国》)。义和仁、礼、智被儒家视为人之“四端”(起点)。如何对待义利的矛盾？儒家的态度是：“义然后取”，“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论语·宪问、子张》)。“义利两有”(荀子语)，而以义为先，以义为本。商人经商要赚钱、谋利，这个钱、这个利必须来得合理，不能不走正路。晋商说：“君子爱财，生财有道”；“爱财而取之有道”。徽商说：“财自道生，利缘义取”；“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以礼接人，以义应事”；“必轨于正经”，“不舞智以笼人，不专利以取怨”。这些朴素的语言表明了他们(诚贾)还是能掌握正确的义利观，反对取不义之财的。于此实受到儒家思想良好的教益。 这些商人深知，只有讲求商德，才能把生意做长、做稳、做大、做活，否则不管合理不合理，一槌子买卖，狠赚一笔，但信誉丧失，买卖做绝，以后人们不敢来领教了。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说：“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富。”他说出了一个道理：经商谨厚重义，可富而经久，合乎商人的最大利益和长远利益。 经商重义，在传统道德中义字往往与信字相连，讲义必然也以信为重，信可说是以义制利、循义经商的一种外在表现。“信近乎义”。孔子说：“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再强调对人要“谨而信”、“言而信”、“信则人任焉”(《论语·颜渊、为政、学而》)。就经商来说，虽盈利是其目的，但“信义所孚，人不忍欺”，凡事以道德信义为依据，这才能通有无，“近悦远来”。把严守信用作为商业道德传承下来，是许多经商者的好传统。徽商许文才因为“贸迁货居、市不二价”，以致人们入市购物，“有不愿之他而愿之公者，亦信义服人之一端也”。还有个徽商胡仁之，经营粮食，诚信不欺，某年大饥，他拒绝同人在米中掺假之请，表示决不赚这昧心钱，损害信誉。“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经商讲信，对商人本身并不吃亏。 信必须建立在诚的基础上，不能诚，便不能信，有了诚，信才能笃实。“诚者，天之道也；思(追求)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衡量一个商人是否讲信义，最浅显直接的表现就在他经商时是否诚实不欺，能做到这点，与信义的最高标准就相差不远了。“非诚贾不得食于贾”(语出《管子》)，贾而能诚，才是好商人。明代陕西商人樊现，经商足迹南至江淮，北尽边塞，其取胜之道据他自我总结：“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诚为天之道，岂难信哉？” 在商业经营中，讲义讲信讲诚，都出于对人的仁爱之心。孔子说：“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论语·颜渊、学而》)。这位老夫子堪称古典人道主义的大师。仁是传统道德的核心。白圭经商在所定的治生四德——智、勇、仁、强中，更突出一个“仁”字。他不搞压价拒收，不搞囤积居奇，以“知取予”(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为行“仁”术，重视扶植生产、调节供求，确是在以“仁”经商，其思想溉沔〔mian勉〕后学非浅。徽商吴鈵也正以仁心经商给其子立下十二字训言：“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教导后辈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宽厚之德，认为这是经商成功的奥妙所在。 总之，诚贾良商以信、义、诚、仁经商，在商界赢得了佳誉，结果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基业日隆，家道渐裕”。唯利是图，以利害义，会遭到同行的鄙视、世人的唾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