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人精神还有来自传统文化的重要的一条，叫作“和协”。“和”主要为儒家所阐明。《论语》中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孔子本人也说“君子和而不同”(《子路》)。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荀子也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又说：“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 一则多力，多力则强。”(《王制》)这些话都是要求人们和睦相处(“和”)，团结一致(“一”即“协”)；即指在人际关系中要求要注意和协合作。 要实现关系的和谐，在对人以“诚”的同时，行事必须取乎中，适乎其中，不能偏激，不走极端，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和二字是紧密相连的。荀子强调：“中和者听之绳也。”(绳为准则，《王制》)掌握中和之度，就可以取得同各方面的关系的和谐——人和。“中和”，即协调矛盾，化解纠纷；“和”字后面又加上个“协”字，和以致协；“和协”二字表示了“中和”的目的性(协)。和协的精神，应是商人精神中最成熟的部分。商人从实践中得知“和气生财”这一生意经，自然很容易接受中和和协之说；“和为贵”被悬为许多老店的座右铭自非偶然。“太过者，满则必倾；执中者，平而且稳。凡人有心处世，务在中和。”中和成为更具抽象理性色彩的一种处世哲学，记于《客商一览醒迷》的书中(明闽商李晋德著)。徽商好儒，懂得中和之道自不必说；就是晋商，后来读书的也越来越多(非为应举求仕)，《中庸》、《大学》成为许多商号店员的正心修身的读本；其为儒家中和之说的熏染也在情理之中。 中和为德，团结乐群，是山西商帮的商人精神中一种突出的表现形式。“和为贵”这一口头禅，已成为山西商人立身行事的规范。他们提倡“不做出格的生意，不贪非分的钱财”，“不露富”，“不误财”。其经商之掌握中和之度，在一个商号内部是依靠团结乐群的机制来完成的，这个机制体现在商号的规章制度、用人行政等一系列的规则上。在一个商帮较大的范围内“他们用乡里之谊彼此团结一起，用关帝崇拜的方式，用会馆的社会机构，用商会的立法形式，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讲赈恤、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以协调企业之间的大小矛盾，消除人际之间的不和”。和衷共济的协调精神被充分强调，“人和”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事。 山西商号有一种独具匠心的用人之道，团结乐群的和协精神主要即源于此。晋商在商号尤其在票号中，都通过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把财东和伙友的关系处理得好好的。商号的经理(掌柜)任用前慎之又慎，经引荐、考察，确定能用，才以礼召聘，订立合同，顶一个股。财东将资金全权委托经理，平时营业方针、措施及人事调度，不予过问，静候决算时汇报。如有赔累，而非人为原因，财东并不怪罪，反加劝慰，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整旗鼓以观后效。这种“慎用重托”的用人方法，实现了财产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于经理受财东信赖与委托，又利益加身，所以事事忧勤惕励，以忠义回报知遇；财东对之也不薄，效力年久者，身后必给身股以赠其家，子孙而贤仍可入号。对经理以下人员，坚持任人唯贤原则，破格擢用写在号规之中。早期的股份制已在山西商号内出现：各财东有“银股”，经理有“身股”，伙计也视资历和劳绩顶上不同数量的“身股”，账期分红时掌柜、伙计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起参加利润分配(又称“股俸制”)。伙计为了顶身股，也甘心勤勤恳恳为商号服务。慎用重托再加人身顶股，使商号内部，上下齐心协力，占了个“人和”，增强了向心力，形成了东伙劳资关系协调的局面。 山西商人的和协精神还表现在商号与票号之间的协调互济。商业资本的调度和运转须赖金融机构的汇兑和划拨转帐、借贷和信用见证。山西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混合生长，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密切配合。没有两者的和衷共济，山西商帮也是不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壮大的。 “和协”，商人中间很有凝聚力的和衷精神、协调思想，看来确是商业文化中值得大力发掘的一大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