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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源出于羌族，很早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一带，他们勇敢地与险恶的自然条件作斗争，开拓了这块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地区，对缔造伟大的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藏族聚居的地区在唐代称为“吐蕃”。吐蕃王称为“赞普”。公元7世纪前期，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向唐朝廷求婚。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人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嫁给松赞干布。唐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又向吐蕃派去许多技师和工匠。在这些技师、工匠中，就有造纸匠，制墨、制笔的工匠等。因此，吐蕃在1000多年前就开始了纸的制造。中原先进技术的传入，推动了吐蕃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更实行藏文文字改革，参考唐历，创制藏历。与此同时，佛教在吐蕃流行，抄写的佛经逐渐多了起来。文化的发展，加大了对纸张的需求。  后人在敦煌石室所藏的写本中，发现有一些藏文经卷，大部分是佛经。从这些藏文写经的书法风格来看，有些是在藏文文字改革以前写的，有些则是在这以后写的。这些写经，年代上应属于七八世纪至9世纪。藏文写经用纸，直高都比汉文唐人写经纸尺寸大。经鉴定，这类纸有的是甘肃造的，有的可能就是吐蕃造的。因为从纸的厚薄、帘纹形制和外观来看，绝非中原产品。 藏文写经用纸一般比较厚，多是肤色的本色纸，纸背有些没有打散的圆疙瘩，原料多为麻质。之所以用厚纸，一是因为抄纸器材料与中原所用略有不同，二是因为藏族写字，使用坚硬的木笔或竹笔蘸黑墨水书写，纸太薄容易被划破。后来，藏族掌握了雕版印刷术，藏文书籍和佛经便出现了刻本。早期的刻本传本很少见，我们所见到的藏文刻本多属于明、清以来的刻本。这种刻本有在内地印的，也有在当地印的，从纸张的原料及制形，可以一眼就鉴别出印刷的地点。 由于西藏地区麻料来源有限，于是藏族利用当地资源造纸。西藏造纸所用原料大体上有三种：一是狼毒(藏语叫“毒草”)，这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茎部和根部都可用来造纸。一是木本韧皮纤维，比如灯台树，这是一种落叶灌木，藏语读音为xiaoxin，意思是“纸木”，它的皮可以用来造纸；还有用野茶花树的。三是利用故纸。  《清代刻本藏文佛经书影》图  《造纸原料狼毒》图 关于藏族造纸技术，目前从文献中还一时找不到有关的文字记载，只能从过去西藏土法生产中略知一二。不过，这种土法往往与古代相差不大。以狼毒根造纸为例，把根挖出后，水洗去泥，用木棰打碎，洗去杂质，再放入盛有石灰水的锅中用火煮，煮好的纸料用水洗净，放入细长桶中，加入米汤或仙人掌汁，用打浆棒打浆。用瓢把浆提起，看浆液黏时即可。用木框绷紧的纱布筛作为纸模，把浆液浇注其上，滤水后，经日晒干，揭下成纸。 制纸浆过程中加入仙人掌汁，可以起到类似汉族用的黄蜀葵，或者杨桃藤汁等纸药水的作用。仙人掌汁的制法：仙人掌阴干后，用木棰打碎，慢火煮，烂成酱泥状即可。 如果用灯台树皮造纸，则把砍下的幼树或幼枝，去叶打成捆，入水中沤制七八天，再撕成麻状，入清水中漂洗后用木棰打碎，然后再施行蒸煮。 藏族造纸技术与中原大同小异，但原料采用青藏高原的野生植物，就地取材。这些野生造纸原料的发现和利用，是藏族对我国造纸术的一项贡献。 藏族使用的造纸设备，简单可行。捣料一般不用踏碓，而用木椎或杵臼。捞纸不用竹帘，而用纱布，并且用浇浆法。将纸浆放入桶中，提到河边或水槽旁，将纸模飘在水面上，倾浆后用棍敲打，以使其均匀分布。因此，这样造成的纸，在明处望之没有帘纹，只呈现布纹。  《西藏工匠造纸图》 藏纸的质量有高下之分。上层领主或寺院喇嘛用纸，大多是较厚而坚硬的纸，纸上很少见到纤维束，纸略呈浅黄色，经砑光后，适于书写，而且纸幅较大。一般人用的纸比较薄，纸上长纤维较多而未经充分分散。总的来说，藏纸拉力都很强，有抗蛀性。须指出的是，藏纸不是在墙面上晒干，而是随纸模在日光下自然晒干，因此表面不甚平滑，使用前必须用细石砑光，这是一道较为费事而又费时的工序。 清代黄沛翘在《西藏图考》一书中的“土产”项下提到了藏纸，并收录了查礼写的《藏纸诗》，对藏纸极力称赞：“质坚宛茧练，色白施浏亮。涩喜受隃〔yu于〕麋(指隃麋墨)，明勿染尘障。题句意固适，作画兴当畅。裁之可弥窗，缀之堪为帐。何异高丽楮，洋笺亦复让。”(《西藏图考》卷三，光绪十七年《读我书斋》重刊本)查礼诗中对藏纸的称赞，应当说毫不夸张。这种纸在坚韧、纤维交结匀细程度上，确实不让当时欧洲的洋纸。它既适于书画，又堪作纸帐、糊窗日常之用。笔者曾在北京图书馆看到一种精制皮料藏文佛经纸，就像查礼所形容的那类纸。该馆所藏一些藏文刻本用纸，有的也相当讲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