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皮磬 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甘肃、青海等省区境内，目前，这一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共发现遗址350多处，墓葬800百多座。从出土的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出土文物可以断定，齐家文化所涉及的地域曾经存在着高级且庞大的文明体系。基于对齐家文化出土古乐器的浓厚兴趣，本文期望能通过对古乐器及音律的研究来认识并研习齐家先民的音乐文化。 磬是古代一种石质板体击奏体鸣乐器和礼器。磬在远古时代亦被称为“石”或“鸣球”。古人对磬有诸多诠释，《说文解字》释“磬”：乃“乐石也”。就是能发出美妙乐音的石头。《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尧命夔击磬“以象上帝”、“以致舞百兽”。《尚书·益稷》记载：“夏击鸣球……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其中的“石”及“鸣球”既“磬”也。古人击磬起舞，敬天地礼神明。可见磬在古时礼乐乐器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国古代依据制作材料的不同，把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八种，称为八音。磬占石音。 2000年，考古人员在青海喇家村齐家文化遗址意外发现一块巨大的矩形磬，这块磬长96厘米、宽61厘米、厚5厘米。经专家测试音质极好，考古学家研究后断定，此磬乃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大之磬，因此定名为“黄河磬王”，现存于青海省博物馆。磬分为特磬和编磬，特磬是帝王诸侯祭祀天地神明时专用的礼乐重器，编磬是由音高不同的若干个磬编成一组挂起演奏，一磬一音，可演奏曲调。喇家遗址出土的“黄河磬王”当属特磬。最古老的磬多为打制，后逐渐发展为打磨兼制直至磨制。齐家文化出土的磬我都无缘见过其实物，但从收集到的“黄河磬王”图片来看，其做工已具备了制磬的磨制技术。《考工记·磬氏》载：“已上则磨其旁，已下则磨其端”。这是诠释古人调整磬音高低的方法，磬的音高了就磨它的面，使磬变薄以降低它的音高；磬的音低了就磨它的端，增加磬的相对厚度以提升它的音高。属齐家文化的“黄河磬王”的出土，可以推断出当时的制磬工艺和对磬的定音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高度。 1976年，甘肃玉门清泉乡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了二十多只三音孔鱼形陶埙。埙是一种中国古老的吹奏乐器，在“八音”之中属土音，发出的是“土声地气”。埙的起源有多种说法，《通历》载：“帝喾造埙”。是说埙由非常喜爱音乐的五帝之一的帝喾创造；《拾遗记》载：“疱牺氏易土为埙”，是说埙由三皇之一的伏羲所造；亦有“暴辛公作埙”说，但传暴辛公为周代人物，埙由暴辛公所造显然是有些晚了，故可信度不高。《乐书》载：“幽王之时，暴辛公善埙”，说暴辛公善于吹奏埙倒是可信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埙出自古人狩猎时所用的“石流星”。最早的埙只有一个吹孔，无音孔，距今已有七千年的历史。1954年和1979年分别在西安半坡遗址和陕西临潼出土了距今六千年前属于仰韶文化的陶埙，能吹奏出小三度的角、徵或羽、宫两个音阶。而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陶埙其发音具备了四声或五声音阶的结构，能吹奏出宫、角、徵、羽四个骨干音，接近于“宫商角徵羽”的五声调式，其音乐的表现力已大大增强。其中亦有少数埙能吹出羽、宫、商、角四个骨干音和清角。但多以宫、角、徵、羽为主。我国古代典籍中有记载夏商之时西北的甘肃、青海等大部分地区多是西戎羌人生活的地带。据此推断，夏末之时西北地区火烧沟一带生活的一定是古羌戎部落。古羌人是一个喜好音乐的民族，他们发明的羌笛是一种称作“故本四孔”的竹制的双排四孔的吹奏乐器，四孔能发出角（3）、徵（5）、羽（6）、宫（1）、四个音，筒音为角音，依次往高为徵、羽、宫。这种“笛不用商”的现象一直延续到西汉学者、易学家京房（本姓李，字君明）加商于笛，在笛的后上部加了一孔，合成五音（角徵羽宫商）之后方止。而西汉以前“笛不用商”的羌笛似乎与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陶埙发音不谋而合，莫非二者都依循了古羌人“不用商音”的音律规则？若说当时的古人不识“商”音显然不对，《吕氏春秋·古贤篇》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五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合五音，以施谟诏。”在远古黄帝时代，中国音乐的始祖伶伦就发明律吕、据以制乐。《吕氏春秋·察传》载：“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相传尧、舜时代的乐官“夔”已经规范了六律六吕“十二律”，并选择调和出“宫商角徵羽”之“五声”。可见在黄帝、尧、舜的时代就已是“五音俱全”了，到了夏商时代的古人岂能不识“商”音？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有意在避开“商”音。原何于此？我也是千思百寻而不得其解，还期盼有识之士指点迷津。 就目前考古发现的成果来看，陶埙主要出土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河姆渡出土的距今七千年前的一吹孔埙；属于龙山文化的两音孔埙；夏商周时代的三音孔、五音孔埙……直至现代的九音孔埙，大多为圆腹式梨形，“大如鹅卵，小者如鸡子”。1976年，在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发掘出古墓葬312座，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陶器、铜器、玉器等。出土的陶罐中有粮食和植物种子，还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和劳动工具以及贝壳、和田玉等出土，说明当时的这一地带人口众多，商贸繁荣，经济发达。而火烧沟遗址出土的特有的扁腹式鱼形陶埙的出现让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这一地带水源丰富，水产富足，渔业兴盛。出土的扁腹式鱼形陶埙的鱼尾部有两个穿孔，可能是用来穿绳挂于胸前，由此可见这种陶制吹奏乐器在当时甚为普及，古人将其挂于胸前随时随地皆可吹奏，亦可见当时民间音乐的高度普及和音乐体系之发达。 在甘肃敦煌石窟壁画里存有一幅“吹埙图”，这幅壁画画于初唐时期，图中埙体呈大桃形，圆底，可见两孔，其余音孔为手指所按，孔数不详。但可断定音孔数一定比火烧沟遗址出土的鱼形陶埙音孔数多。毕竟又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延袭演变，隋唐时代陶埙的乐音体系比起夏商时代一定是会提升扩展的。从火烧沟出土的鱼形陶埙和敦煌壁画所描绘的陶埙可以说明，甘肃这一地代自古就是埙的重要发祥地。已故的甘肃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庄壮老先生曾花费近三十年的时间致力于敦煌壁画古乐器的研制与复制。我与庄壮老先生的次子庄锐是挚友，十几年前老先生因听说我在做音乐，寄希望于年轻人能弘扬传统民族音乐，特赠与我一只依据敦煌壁画吹埙图而复制的陶埙。该陶埙为一吹孔九按音孔，能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我当年也曾费力习吹，但不得要领，吹的眼冒金星却也吹不出个曲调，遂放弃，辜负了庄壮老先生的一番期望。随年岁增长，因缘驱使，近年来又重新拾起习练。心静了神清了，反而容易驾驭这一古老的吹奏乐器了。经过这几年的吹习，对埙这一“土器”已略有心得。深刻体会到，但凡走心的事物都是不可依靠大力出奇迹的。 齐家文化遗址出土了数量众多、质量精美的齐家玉器。有礼器、兵器、工具、佩饰等器类三十余种，以礼器居多。后《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可见玉质礼器在古时祭祀中的重要作用。齐家玉器中的玉璧是品种数量众多的一个大类，玉璧主要用途为礼器、佩玉、礼品、随葬品。玉璧有单璜璧、双璜联璧、三合璧、多璜联璧等。玉器使用的玉材主要是甘肃、青海的本地玉和来自远方的新疆和田玉。马啣山、祁连山、昆仑山都是盛产美玉之地，而齐家玉器中和田玉的出现则说明丝绸古道上的商贸活动在四千年前就已经相当发达了。 2014年夏季，有幸读到友人推荐的胡企平先生文章《“同律”之辩——兼论阳律阴吕之本》。文中提到古人十分重视双珩着璜之佩玉的“五礼之秩”功能。在夏、殷、商代的双珩着璜之佩玉，已具有装饰性与定本黄钟音高等两种以上的功能。而到了周朝，则更发展为“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通过研读胡企平先生对音律的研究成果可以得知，在夏商之时，玉器不仅为礼器、佩饰、礼品、随葬品，而且还具有定音的功能。这个论断我完全相信，因为有种种古籍可以论证，古人对音律的规制和使用是非常严谨的，且定有专门的律历。古人的佩玉通常是有珩、璜、冲牙组成，行走时冲牙撞击璜而发出琅琅之声，听玉声之音律及节奏以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周代时出现的“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这一现象我想不会是骤然出现的，应该也是夏商时代玉器功能的延袭和提升吧。而“右徵，角；左宫、羽”这一佩玉现象加深了之前令我疑惑的“不用商音”的问题。 “笛不用商”之“故本四孔”的羌笛，三音孔能吹奏宫、角、徵、羽四音的鱼形陶埙，还有“右徵，角；左宫、羽”的佩玉，这三者之间不应该仅仅是巧合吧？ 暂且抛开令我疑惑的“不用商音”这一问题，单就齐家文化中出土的各类礼器、玉器、陶埙、磬等远古文物并结合古籍律历来推断，在齐家文化盛行的远古时代，甘肃、青海一带的先民们对乐器的使用及音律的把握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高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