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音乐，作为一种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展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它的产生早在人类的文字发明之前。当人类在早期进化过程中，为了使生命个体能够存在和种族群体得以延续，在人类必须从事的两项最基本的生产——劳动和生殖中，随同语言的产生和工具的使用，就为音乐的最基本形式——声乐与乐器，创造了必须的物质条件。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认识到，音乐是人类心灵受到外界事物的感应时，在情感意志上的一种反映。《乐记·乐本篇》在对音乐的概念作出诠释时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受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一、琴道一体的生命本质 中国传统音乐虽然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又有众多形式、流派、风格。但“正统”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除去其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外，它的纯审美的要求，却是有着相当稳固的一贯性的。徐青山的《奚谷山琴况》，虽然是琴学专著，但他总结的廿四况，却可以视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全部审美要求。这廿四个字是：和、静、清、远、古、淡、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这廿四个字，除去几个有关古琴的技法而外，几乎适用于中国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文人音乐中的绝大部分及民间音乐中的一部分。而这种美学观的确立，却是佛教思想与儒、道思想一致要求的结果。 禅宗兴盛之前的中国佛教，很重视用音乐来开导众心的作用。中国的第一部分僧传——梁会稽嘉祥寺沙门慧皎著的《高僧传》，即专辟有“经师篇”与“唱颂篇”，在其十大门类中占据其二。佛教音乐美学，与儒家的音乐美学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都把“中正”、“平和”、“淡雅”、“肃庄”作为基本原则。儒家的“乐”要为“礼”服务，音乐要服从政治。而佛教徒也把音乐视为弘扬佛法的舟楫、宣传法理的利器。佛教徒认为，佛教音乐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赞佛功德”，一是“宣唱法理，开导众心”，而“广明三世因果，却辨一斋大意”，则是唱导师最重要的任务。 二、琴禅并重的证悟智慧 佛教对古琴文化的吸收和影响，从历史角度分析，香山居士白居易和东玻居士苏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号香山居士。早年即亲近禅师，中年皈依佛门，修习禅法，受持净戒，发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据白氏晚年自撰墓志铭载，其生平志向为“外以儒行修其身，内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诗歌琴酒乐其志”。白居易运用佛教义理作为修身养性的准则，理想精神生活的规范，信奉佛教禅成为他人生态度和方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思想上，白居易与中国多数传统文人士大夫一样，奉行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原则，但是，他与别人不同的是，在“达”的时候仍然能够“独善”，而在“穷”的时候，亦能想着“兼济”。这样，白居易就比一般人士的心态更沉稳、更平和，因而也就更有韧劲。在宗教信仰上，白居易是儒、释、道三教皆奉，但与佛教最为亲近，他的信佛，从不分什么门派，他师从的佛教大师有属于密宗的、禅宗洪州禅的、华严宗的、净土宗的等等。他学佛教，并不把佛教思想写成理论著作，而是把它融化在诗歌的情感之中，据初步统计，在白居易创作的一千余首诗刊，就有四百余首诗与佛教有关，它们或宣扬佛教思想，或描绘佛教寺院，或引用佛教术语，或写与僧的交往，几乎把佛教写到了各个方面，正是由于信佛虔诚，白居易才能在世间与出世间自由如常，他把庙堂与山林不是对立起来，非此即彼，也不是把二者统一起来，亦此亦彼，而是采用大乘中道思维方式，把二者皆予超越，非此非彼，白居易的佛教信仰对其偏爱古琴影响甚大，白居易一生仕途坎坷，政治上屡受打击，遭受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是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上书请求逮捕凶手。权贵们以“越职言事”为借口进行谗毁，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是为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江州白居易写下千古名作《琵琶行》，诗中对于音乐的描写，堪称绝唱，为历代音乐描写的最杰出的诗篇。 三、琴境超越的解脱真谛 四、琴禅见性的弘法利便 琴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静谧、玄阔、恬淡、悠远，从而让琴人体感禅琴一味，体悟一心的历史佳篇比比皆是，清代末年，灵岩寺住着几十位和尚，方丈名叫太元，是个僧人琴家，他善于弹琴，技艺非凡，天下人没有谁能与他的弹琴技艺相媲美，时人称他的琴声可以惊天地、泣鬼神。一天，刘惟性游山来到灵岩寺，看见太元的道骨仙风、超凡脱俗语，觉得他是一个高人，又见他焚香盘坐，凝神抚弦，琴声时而婉转悠扬，时而清越激昂，时而如和风细雨，时而似电闪雷鸣，时而又若飞沙走石，变幻莫测，格外悦耳，刘惟性竖起耳朵静听，为这美妙的琴声打动，听得如痴如醉，太元的琴声散发出各种不可捉摸的声响，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极洪大的又是极细切的。像春蚕在咀嚼桑叶，像野马在平原上奔驰，像山泉在山中跳跃鸣，像波涛在汹涌澎湃……..听着听着，刘惟性暗自赞叹，果然名不虚传，世人无出其右。太元一曲弹罢，刘惟性上前，说：“素来仰慕大师的琴艺，今日来到名寺，投师学琴，乞盼大师收留弟子。”太元以刘惟性说：“学琴并不难，只要能静心就行。”刘惟性求师心切，忙问：“冒昧地问一声大师，什么是静心之道？太元语含玄机，说：“自己静心，这岂是老僧能为你谋划的”？刘惟性顿有所悟，说：“弟子明白了！”于是，刘惟性就在寺中住下，在一间空荡荡的禅室里，摒除万虑，昼夜坐禅，渐渐地，心中一切虚妄之念一齐熄灭，太元常来弹琴，而刘惟性竟毫无所闻，外禅内定，达到静心的境界。一天晚上，暴雨瞬间倾盆而下，电闪雷鸣，狂风呼啸，深山尽猿悲鸣，山鬼长啸，刘惟性独坐禅室如豆小般孤灯下，心情烦躁不安，久久不能入睡，便推开窗户。往外一看，但见皓月临空，天空根本没有乌云，也没有狂风，那风声雨声猿声鬼声都来自太元的住室，刘惟性知道太元大师正在弹琴，便悄悄来到太元大师住室窗外偷听，听着听着，忽然悲酸不已，失声叫道：弟子愿回去了！说罢，撞开房门冲将进去，只见太元大师素手扶琴，默默地坐在那里，没有一点声息，过了一会儿，太元大师问刘惟性；“你愿意回去吗？然而你已经学成了，我的琴声幽细，寺中几十个和尚都没有听见，而唯独你听到了，可谓心有静也有不静啊！”刘惟性“扑通”一声双膝跪倒，说：“恳盼大师指点”太元大师慢慢地说：“庸人以耳听琴，静者以心听琴，以心听琴的人听到数里以外的琴声，至于琴，浅学的人只是以指弹琴，静心的人则是以心弹琴，以心弹琴的人，便是得到弹琴之道了，今日你已心静，可以和你谈论古琴了。”太元大师是高僧，又是弹琴高手，他教弟子重在传授心法，他对刘惟性说：“弹琴要神志安详，气息平静，心神忘我地投入，内心感应太和，手鼓琴曲，心和手自成一体，这只能靠自己去体会，用语言很难说出其中的一二。此正所谓前代琴家谈论技法和心法时所言：“谱可传而心法妙不可传，存乎其人耳，善学者自能得之。”接着，太元大师又说：“学琴并不是以学技艺为目的，弹琴时内心和谐宁静，不受技巧束缚，不为外界干扰，才能达到自由境界。因为和谐宁静是内心的流露，琴声是由心灵中产生的，如果心里有杂念干扰，那么手指就像有东西在阻挠，用这样的手指去弹琴，怎么能使琴声有宁静之美呢？只有心性有涵养的人，淡泊宁静，心无俗念，手指从容不迫，才能司得大音希声的道理，才能把握弹琴的真谛，静寂到极点就是所说的“希”，与杳渺的化境相通，以至从万有中进入虚无，游神于至和平的精神境界，譬如学琴如可分为三种，一曰学琴，二曰习琴，三曰能琴。歌得其调，扶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声求协律，这就叫做学琴，不能称为习琴；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除有常规，鼓有常功，奏有常乐，这就叫做习琴，但还称不上能琴，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私欲不作于心，太和常在于空，感应阴阳，化物达天，是就可以号称能琴了。刘惟性正是在太元大师诱导下启发下，悟出那“妙不可传”的心法，故尔太元大师说他得到弹琴之道了。师徒二人彻夜论琴，不知不觉通宵达旦，没过几日，刘惟性又来到太元大师住处，太元大师给他讲了宫、商、角、徵、羽五音的秘诀，教授劈、托、抹、踢、吟、猱、角益、、锁、历的技法，刘惟性一一领悟，信手弹奏，声由心出，皆成妙音。太元大师说；“你的琴学得可以了”。从此以后，刘惟性弹琴摹拟万籁，无不惟妙惟肖，他进入了与杳渺化境相通的至和平的境界，靠的只是意念，想到哪儿，琴声就随着油然而起，无不妙入神巅。 古琴是我们这个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中为数不多的，贯通着上古、中古、近古、近现代的一种悠久的器乐艺术，它毕竟有着自己特定的艺术价值和社会功能。在数千年的春秋岁月中对华夏音乐文化的开发、积累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在现代文明的今天，随着世界文化的疾速交流，东西音乐文化的进一步融汇，作为一件有着十分系统琴学体系的古琴，其丰厚的遗产、典型的特点及特殊的文化艺术功能，将进一步为人们所认识、推广和应用。依此笔者认为，契机理于禅宗心法的古琴如果在修习生活禅的信众中予以提倡并教授学僧师范。它必将成为接引众生学佛习禅的善巧方便，同时，它也是四众弟子在修习生活禅中把净慧法师建立世界的佛教要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对佛教文化予以阐扬发挥和把兴废继绝生活禅思想落实于当下的真实体现，琴的表现形式就是通过自心的觉悟而达到无念、无相、无住的身性清净的成佛境界，正如苏东坡《琴诗》：“若言琴上有琴音，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这些空灵绝妙的语言尤似老僧谈禅，天公造物，缘灭缘生，无处不呈现着禅的生命，《高山流水》是禅、《阳关三叠》是禅、《平沙落雁》是禅、《渔樵问答》更是禅，这些琴曲无不呈现着禅的空灵与恬静，悠远与超越，真实与虚远，琴禅是如此的灵动和现成，似如卷起帘来见天下的禅机，也如云在青天水在瓶的自然平常，更似“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的禅境。 五、佛心琴趣的物我同观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有着自身的完整性、丰富多样性，其特质的形成，除了特定的地域环境外，思想背景和文化背景是其决定的因素。在中国极为丰富的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儒释道数千年来始终统治着中国的学林，造就着历代的学问先哲，涵涌出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门类、各种学科。作为滋生于这种传统文化背景之中的琴、乐、画、书、诗、词等等艺术项目，应该说也都是这种传统文化完整性的一种具像缩影的体现。尤其是琴乐这一十分抽象的器乐艺术，由于其抽象的性质、特征非常突出，便无形中适合于各家各派那些“言难尽意”的艺术追求，以及那些对立以外的言外共性，在其中无形的汇集，也就是说，由于琴乐种种特定情况所致，它所禀受的绝非只是一家思想，一派主张，而是吸收融化着有益于琴乐艺术升华的各种营养。各种营养互为作用，促使着琴乐艺术品多色调、多内涵、多层次的完整形成。也只有在琴乐这种深具抽象特征的时态艺术领域内，儒释道以至其它各派的某些思想、追求、互补互利，相益共美地融合，才能体现得那么浑然，那么默契。因此，在古琴大量的琴曲中，就任何一首传世的名曲分析，其中不仅有一定成分的儒家思想风格，同时也有着一定成分的佛道思想风格。在艺术的抽象中相互交织，浑然天成，从这种意义去看，任何一首传世的琴曲，就其体现的风格和包涵的内容去进行分析。它绝不可能是一种纯而又纯的儒家思想的反映，也绝不可能是一种纯而又纯的佛道思想的体现。正象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所说的“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的，又出世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既入世又出世的”。那么，数千年来滋生、繁衍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特定沃土之中的中国琴学，似乎应该也是既入世又出世的。在琴学的思想中，经常出现通过琴乐启发人们去深刻地认识天地自然，启发人们去辩证地认识人生的深刻哲理；去启迪人们对华夏文化进行深刻的感悟，启发人们对琴乐艺术由表及里地深究其音声美学、操弄境界的另一番洞天。琴声能够使人的本性返归于纯正，君臣之间有大义，父子之间有亲情，消除降伏邪恶的淫欲，回归到自然的质朴，欣赏琴声，心志急躁的人能接受沉静的洗礼心志沉静的人能体验谐和的感染；使内心和谐沉稳，忧乐无法介入，任纯正天真荡漾，领悟到其中的天然之理，再去察看天地万物的动静变化，那么生死不能累其心，弹奏的方法哪能拘囿住这种旷达情怀的表达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