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琴作为中国古代文人修身养性、抒情写意的工具和士大夫人格、情操的象征，在其近三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产生过大量的琴曲、琴谱和丰富的琴学专著。而华夏音乐自古就有四方之乐、南北风歌的地域文化差别，九州方圆乐舞音声的各异其趣，以及师承、传谱的互不相同，使古琴音乐呈现出风格不一的琴学流派。 追溯古琴流派的形成与起源，早在《左传?成公九年》中，已有这样的记载：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人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称先职，不忘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乃命释之。 楚国琴师钟仪为晋侯鼓琴，因其浓郁的南国情调，而被认为是“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古琴音乐已有南北风格的区别。 百家争鸣，对于学术的发展能够起到很强的推动作用。琴文化自然也是如此。 琴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艺术，不同地域、不同师承的琴家的风格彼此都不相同。同一地域、同一师承的琴家的风格也是各有特点而不尽相同。同一曲目，不同的琴家也会有不同的理解，而形成不同的风格。 所以，在琴的领域，也同样有流派之说。琴家们各自遵循某些共同琴道观点和风格，而形成一定的琴家群体，就是所谓琴派。 古琴音乐流派的形成，与地域、习俗、师承、传谱的各异有着密切的关系。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首先，地域因素。 所谓地域影响，是指同一地域的琴家，便于寻师访友，相互切磋琴艺，加之民风相近，性格往往相近。如此相互影响，较易形成默契，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理解和风格，最终形成琴派。 我国古代由于交通地域所限，各地的文化习俗与自然人文环境各不相同。而同一地区的琴人彼此间经常操缦交流，并同受当地文化习俗及民间音乐的影响，从而形成相近的演奏风格。琴派林立，其中以南北琴派的区别最为明显。“北方气候凛冽，崇山峻岭，故燕赵多慷慨之士，发为语言，亦爽直可喜；南方气候和煦，山水清嘉，人文温雅，发为音乐，亦北刚而南柔也”。初唐琴家赵耶利曾形容当时两种琴风： 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急浪奔雷，亦一时之俊。 这“吴声”、“蜀声”在风格上的区别，直至近世，依然十分明显。可见，地方色彩与地区差别是决定琴乐演奏风格的基本因素。唐人李龟年对此也深有感触，故他在岐王府邸听琴，不需见到弹奏者，仅凭耳力便可辨出“此秦声”或“此楚声。 第二，师承影响。 所谓师承影响，是指卓越的琴学家，由于其深厚的造诣，独树一帜，得到大众的仰慕，以致琴人相继随之学习。如此就形成了不同的师承体系。同一师承的琴家，遵循恩师的教导，往往对琴道的理解和演奏的风格相同或相近，最终形成琴派。 共同的师承渊源是形成琴派风格的主要依据。各地著名琴家的精湛琴艺和独特演奏，对琴派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唐世琴工复各以声名家，曰：马氏、沈氏、祝氏……师既异门，学亦随判，至今曲同而声异者多矣”。唐初风行一时的沈家声、祝家声，就是根据不同的师承而命名的一些演奏流派。 第三，传谱不同 所谓传谱不同是指随着琴谱的普及，不同琴家，依照不同的琴谱钻研琴学。学习同一琴谱的琴家，则更易形成相同或相近的理解和风格，最终形成琴派。 随着琴谱的刊传，琴派的地方风格与师承特点往往体现于不同的传谱之中。宋明以来，琴谱的运用日益简化和普及，为琴派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宋代皇家推行的“阁谱”，一度在北宋琴坛居于显要地位。但民间“野谱”却不断反映出琴家新的创造，其中“江西谱”就曾受到许多琴家的喜爱。 流派出现 周以前有孤竹国君伯夷擅长抚琴，是燕山琴派最早的琴家。后世燕山一带形成的燕山琴派多宗伯夷为宗首。 汉朝南方有蜀山琴派，有名家司马相如、杨雄、诸葛亮、姜维等人！晋初北方有竹林派，代表作是广陵散。 从唐代的吴、蜀声到沈、祝声，再到宋代阁谱、江西谱，记录着琴派产生的发展历程。 自唐朝起，琴学流派就已见于著录。如隋唐赵耶利所述：“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延，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北宋时，亦有京师、两浙、江西等流派，并有著录评价说：“京师过于刚劲，江南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 明代虞山琴派与初唐时期“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的吴声，在风格上是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早期的“声”或“谱”，都只能是琴派的雏形。 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扎根于黄河流域的汉唐文明其重心开始转向长江流域。宋室南渡，宋高宗于建炎三年正式定都临安（今杭州），从而使文人云集、经济繁盛的杭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而中国音乐史上第一个形成系统的古琴流派——浙派在此也孕育成熟。 从明末清初至近代，古琴音乐呈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在中国古琴音乐的发展史上，其中著名的琴派除了宋明之际的浙派之外，尚有虞山派、松江派、广陵派、金陵派、吴派、中州派、绍兴派、闽派、岭南派、川派、九嶷派、诸城派，梅庵派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