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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新的时代，需要对礼做出重新定位和定义。人们需要礼，为心理满足，为增进和乐。而“具体什么样的礼仪能够得到同时与传统、与现实对接，这更加需要朱熹一样的智慧，以及社会的总体认同和推广。  孔子问礼图 打开传统，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才能去除过于宽泛的范围、内容和不合时宜的实践，在文饰和节制之间，探索出新的礼仪形式，构建新的社会道德。盲目恢复过去，回到一百年前，未免可悲，也注定失败。 “四月天气，淡日晴和，春山新绿，春水漪涟，坐在雕花格子窗前，望望南屏山，谈论经儒传记，亦平生快意事。” 1963年2月，47岁的沈文倬调至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春寒料峭的时节，他随老友周采泉一起，拜谒了住在蒋庄的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此时，长髯飘拂的马老已近耄耋之年。4月下旬，这位正当盛年的礼学研究者怀揣第一次未及请益的几个问题，再造蒋庄。 沈文倬在《蒋庄问学记》里记述了他与马老之间的对话： 先生甚重视这个问题，急促地问：“《诗》、《书》在周初有部分存在，‘礼’、‘乐’形成于此时有何根据？” 我说：“礼、乐在周初都不是书。礼是贵族们举行的典礼，平时练习，用时实行，不靠文字记录而存在。”我虽很早就持这种主张，但在那时认识还不够全面，举证也欠充分，不像后来撰作论文时说得清楚。 先生似乎不以为然。 我说：“我们在解放前都曾见过世家巨族举行婚丧喜庆，绅士们文化既不高，手头又无任何书本好依据，然而他们熟练地有条不紊地主持和参与，无非得之于父兄师长一代一代的口耳传授和幼年的习练，可见‘礼’的特征重在实践，《仪礼》书本没有写成而典礼已经在举行了。” 先生听后也笑起来了，连称“信然、信然”，“这倒应该继续研究”。 可惜，第二年，谈论古学的风气戛然而止。1966年“文革”开始后，马一浮以“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之名遭红卫兵批斗，被迫迁出蒋庄。一年后，病故于浙江医院。沈文倬也开始陷入运动的大潮，白天承担繁重的劳动，每日仅得深夜两三小时在昏灯下研《礼》、写作。 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汉简本《仪礼》九篇，经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梦家等学者的整理释读，甘肃省博物馆和中科院考古所于1964年出版《武威汉简》一书。早年师从礼学大家曹元弼的沈文倬，得书后如获至宝，积十数年零碎时间研读。在顾颉刚先生的推荐下，于1985年在《文史》发表《汉简<服传>考》，1990年发表《<礼>汉简异文考》。武威汉墓中发掘得来的《仪礼》九篇，共存字27298字，陈比现存熹平石经七经残字总字数，还要多出近两万字。且首尾完整，次第可寻。整理者兴奋地称其为“晋泰康二年汲郡魏塚出土竹书以后，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量经书的重现”。然而，武威汉简的研究，几十年间却门前冷落。按照《武威汉简<仪礼>整理与研究》一书的两位作者张焕君、刁小龙的解释，“这固然与其主要内容为《仪礼》，而《仪礼》一经在众多经典中又属冷僻专门有关，但与它的‘生不逢时’、宣传不够，想必也有莫大干系。” 今天，马一浮连叹“斯文扫地”的年代已经过去，百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清算”势已停歇，“吃人的礼教”、“孔老二”这些一度漫天横飞的标签烟消云散。中国乃“礼乐之邦”的名号被一再提起，学界三礼研究的发展、民间恢复礼俗的努力，都在表明，如今我们又走到了一个尚礼崇文的时代。 2014年12月，第三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纪念沈文倬先生逝世五周年活动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举行。本报记者采访了与会学人及其他同道，试图勾勒今天礼学的面貌。 礼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战国时代，《诗》《书》《礼》《乐》《易》《春秋》开始被称为六经。六经“对于士大夫们来说，犹如农民同种植的关系”，所以又有个别名，叫六艺（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 而“六经”以“礼”为锁錀。清代礼学大家淩廷堪曾有诗：“儒者不明礼，六籍皆茫然。于此苟有得，自可通其全。”说“礼”之于“六经”，“如衣之有领，如官之有联。” 然而，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现代学制的兴起，经学在现代读书人的知识体系中陈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从前只能信仰、不可怀疑的经学，担负着传统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功能，而到了20世纪，帝制被推翻，孔子和经学也都被拉下神坛。曾经在经史子集里排在首位、高过其他学问一头的经学，也只得分散拆解，到现代大学的各个科系里寻找安身处。 六经里，除了因秦焚书而亡佚或被认为本就无经的《乐》，其他五经及其所代表的学问，都勉强可在西方知识体系里找到对应的位置。《诗》属文学，《易》属哲学，《尚书》和《春秋》都可归入历史系研究，似乎只有礼很难归到现代的学科分类之中。 礼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目前这样的学科建制，是否会“削足适履”，导致它在今天成为“绝学”呢？ “礼学实际上是中国最古早的学术总成” 礼学主要指三礼之学，一般以《周礼》《仪礼》《礼记》（《小戴礼记》）为基本经典著作。前代学人也连带研究《大戴礼记》，所以实际上是四部典籍。 三礼的文本出现于先秦，到东汉末年，经过郑玄的校订整理，正式确立其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地位。南北朝以下礼学在科举中的最大经典是《礼记》，北宋王安石推《周礼》，南宋朱熹重《仪礼》。及至清代，学者们利用历代石经校勘、研究《仪礼》，礼学在音韵训诂、版本目录之学大发展的清代达到极盛。 与其他经典略有不同的地方在于，礼学实际所涉范围、包含内容十分广泛。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里的判断是，“礼在《诗经》时代，已转化为人文的征表”，并且是“当时一切道德的依归”。故去的著名礼学家钱玄在《三礼通论》中曾以“上古文化史”来概括。 “礼学实际上是中国最古早的学术总成。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及中间所有的人事，都是礼学的范围。”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林素英看来，因为现代学科的专精分化，人们反而会不晓得这些学术的源头在哪里。“礼学跟现代虽然确实有不小的分殊，但其实它最讲求实用性，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绝对不可能绝。” “礼学研究或者说经学研究的基础在于文献学研究，有了文献学的基本功，就有能力来阅读这些经典。这是基础，但未必就是唯一目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刁小龙表示。近现代以来，西学新潮涌入，三礼研究在艰难中发展、转变，彭林认为就方法论而言，最突出者有三：一是《周礼》研究与史学的结合，二是《仪礼》研究与考古学、民族学的结合，三是《礼记》与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的结合。 现代学术的意义绝不是要废除传统学术，而陈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有关“礼”的学问，不仅仅在于经典文本书面文字，更在于政治制度、文化政策和日常生活。它在现代学科分类中确无合适的归类，但正是这样，哲学、中文、历史、社会学等不同科系的学者都在研究、交流。“目前的学术比较自由，受现代学科体系的限制并不严重，因此礼学研究反而呈现较繁荣活跃的局面。”师从王文锦先生、曾协助王先生修订中华书局校点本《周礼正义》和《礼书通故》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乔秀岩（桥本秀美）说。 经学和西方的神学体系很像 如果我们站在自己的文化之外，用更远的目光打量礼学，会发现还有一种理解框架。 认为礼学在十几年前还能说是绝学，但是现在非常活跃的牛津大学东方学系副教授罗伯特·恰德（RobertL.Chard）从经学讲起，做了一个类比：“经学就相当于西方的神学体系，当然神学是宗教，但它们的前提很像，就是这个东西是正确的，这儿有真理，这里就是你的开始。所以它跟科学的逻辑是倒过来的。科学是想找一个结论，但完全是凭证据，结论是什么都行；但神学和经学就必须得按照它的经里的真理来走。” “经学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标准，相当于圣经，并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注疏，这跟神学完全一样。并且，经学和神学也都有哲学的层面，有非常抽象的概念。第三个很像的地方，就是西方的liturgics，就等于中国的礼学。天主教的仪式特别多，也有很多关于仪式的理论，怎么执行怎么弄，是非常讲究的一门学问。当然天主教礼拜学是更实用的礼，而中国的礼学有更多文本意义上的东西。” 西方人所谓“文明”和“秩序”，在古代中国都在“礼”里 “在很长时间里，‘礼’无疑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学问之一，西方人所谓‘文明’和‘秩序’，在古代中国常常就是属于‘礼’的范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说。固然东西方不管什么文明都会有礼，或者说跟中国的礼相当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文明像中国的礼那样，发展得那么成熟。“礼，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定得最清楚，而且定得不死。如果一个人出身非常低，但有能力，道德又好，那就是一个非常优越的人。”在恰德看来，这可能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个优势。而这一文化特色，并不是那么容易为人领会。 恰德谈到，19世纪的苏格兰传教士、翻译四书五经的理雅各在《礼记》上用力最深，但这部译得最精确、水平最高的《礼记》却是他所有翻译里影响最小的一部。书出版的时候还有人写书评，说理雅各很厉害能把这个东西翻出来，可是翻它干嘛？为什么非得在这个上面费那么大的精力？ “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他们看不出来为什么在中国这么一部书，又是帽子又是衣服又是马车的，会那么重要。他们看不懂这个礼真正的意思。理雅各自己看出来了，所以他愿意费这个劲儿。”恰德说。 中国的礼并没有很强的宗教意味，它有一个重要层面是不属于礼拜、仪式的，即日常生活礼仪。“礼节之于中国人就像教育一样，与其说是出于他们的需要，还不如说是他们的本能。事实上，礼节完全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1872年来华的基督教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特性》中写道，这也是为什么，在从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人对于中国风俗习惯礼仪规范的无知，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另一个原因。” “只靠几个荒江野老式的学者在苦撑残局，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礼学的前景，也有些学者不太乐观。 河南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古籍本《礼记正义》整理者吕友仁认为，礼学成为绝学的实际危险仍然是存在的。废除科举一个多世纪以来，“没有了考试这根指挥棒，学校不教，学生不学，只靠几个荒江野老式的学者在苦撑残局，不是长久之计。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恢复昔日礼学研究的风光，而是说礼学是客观存在，它不但存在于我们的浩瀚历史文献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礼不只停留在经书的书本上，也渗透到史部、子部、集部的写作，历代的礼仪志、舆服志、十通、书仪、家礼、族谱、方志等，也都记录了礼的历代沿革，或一代、一地、一家的礼仪。礼不着痕迹地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古代文献中大量地暗引《礼记》便是一个证明。”吕友仁举《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为例，“这个动人心弦的文学艺术形象，其模式便来自《礼记》。搞古代文学的学者如果不明乎此，其讲解很难到位。” 《汉语大词典》上的常识性错误 吕友仁希望，应该继续有相应的关注与投入，特别是其他学科的“渗透”，以避免礼学失传。“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多世纪，按照三十年一代的算法，就是三四代人。三四代人与礼学基本隔绝，后果相当严重。且不说一般人，就是一流的学者，遇到礼学方面的问题，往往也出现常识性的错误。”他举大家最常用的《汉语大词典》“礼辞”一条为例： 【礼辞】按照礼节辞谢；辞谢。 《仪礼·士冠礼》：“主人戒宾，宾礼辞许。”郑玄注：“今将冠子，故就告僚友使来。礼辞，一辞而许。”《仪礼·燕礼》：“射人命宾，宾少进，礼辞。”郑玄注：“礼辞，辞不敏也。” 吕友仁表示，“应该说，本条的书证选择是很好的，问题就出在释义上，把意思说拧了。”其实郑玄注中的六个字“礼辞，一辞而许”就已经言简意赅地作了释义。对于对方的第一次邀请表示婉言谢绝，等到对方第二次发出邀请时才表示接受，叫作“礼辞”。《汉语大辞典》把释义的落脚点放在“辞谢”上，有所偏差。实际上，落脚点应该放在“接受”上，只不过这个接受不是痛痛快快地一下子就接受，而是要先婉言谢绝，等到对方第二次发出邀请时才表示接受。为什么要礼辞呢？郑玄在注释《仪礼·燕礼》时说：“礼辞，辞不敏也。”意思是说，做人要客气，要首先表示自己不行，不是被邀请的最佳人选。做人要谦恭，这是一种礼貌。 吕友仁担心的是，这一点一滴的错失和偏差，未来可能汇成将错就错的洪流。 想培养一支熟知《仪礼》的学术团队 “‘为往圣继绝学’——好多人喊得非常慷慨悲壮，但是他们不知道绝学在哪里。”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说。“韩愈都说‘余尝苦仪礼难读’，你想想老先生干的活。”而彭林想将流传至今仅存余绪的仪礼，通过现代手段复原出来。 目前，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与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合作的仪礼复原项目，正在进行中。2013年，他们已经完成了士冠礼的拍摄，现在正在制作的是乡射礼，并且成功中标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 两千年前就“礼坏乐崩”，现在可能恢复出两千年前的礼吗？ “我们还是根据文本研究，实在书本上找不出，就看汉画像石，看出土的材料，我总要找到一个让我这个说法靠点谱的东西。所以我现在做这个项目一个很直接的目的，就是想培养熟知《仪礼》每一个环节、每一件器物的学术团队。这样，这个学就绝不了。” 仪礼如何复原？ “我们的仪礼复原是受了上世纪60年代台湾大学孔德成带领他的弟子复原了士昏礼的影响。”彭林谈起复原的来由。60年代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黑白电影胶卷已经发黄发脆，那个小电影机都没有人生产了。 “我第一次看这个片子时，就下决心，要把十七礼全部复原。”彭林说。 从单线的叙述，发展为全方位的解构重组 幸运的是，彭林通过香港大学单周尧教授，结识了香港嘉礼堂张颂仁先生，又经张颂仁的联络，请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的邵志飞（JeffreyShaw）院长一起来提供技术上的支撑。 “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的学术成绩要介入今天的媒体世界，这个过程要经历脱胎换骨的转换。”张颂仁介绍道，“用媒体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analog（类比）的思维，也就是从一种比较单线、叙述的方法，发展为全方位的解构和重组的方法。这样，在表达意义、找到连带关系方面，都能达到更高层次的结论。这是我们希望通过数码技术来取得的成绩。” 在这一方面，邵志飞是专业人士。“不要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他其实在60年代是非常前卫的观念艺术家。”张颂仁打趣道。这位新媒体科技的元老，曾经是德国一个很重要的新媒体中心ZKM的核心成员，现在，他致力于将数码分析解构技术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 在会场上，邵志飞给大家展示了他们曾经制作的新媒体案例——用图形分析的方式勾勒出芭蕾舞演员行动中的身体，用六台3D摄像机拍摄日本舞者的动作，近期他们还在试图捕捉香港功夫大师的招式，以不同颜色的线条记录大师头、手、腿等身体各部分的运动路径，展示不同空间在运动中被逐渐占据的过程。 “我们曾做过一个日本传统剧种‘狂言’的多媒体互动项目，这也是我们将来仪礼复原的工作方向，也就是发展成一个完全互动的平台。”邵志飞点开“狂言”的页面，呈现出一个3D的舞台。点击这个舞台所有建筑细部和器物道具，都可以阅读描述。演员的每个肢体动作也都做了搜集分析，如各种跳。在观看一出戏的时候，可以随时翻阅所涉人物角色、戏剧动作、妆容服饰等细节。最后有一个索引，可以查到所有提到的名词术语。“我们也想对仪礼复原做这样一个数据库。”邵志飞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 因此，彭林团队的复原工作，必须细化到所涉每一件器物、每一件服饰，制作完成后，要经得起全方位地观看。为此，他和学生们每周进行一到两次会读，“这个东西你读不透，你是说不出来的，而且每一条你都要嚼烂。这件上衣多长，拖到地上还是到踝骨，还是在膝盖下面。没有一个地方能躲过去，每一个地方都要经得住人家问，你为什么是这样。”一位女生负责在团队会读《礼记·深衣》一篇的基础上制作服饰，现在做了六箱子；拍摄时还请到国家京剧院的演员来展示，因为他们有身段，形体有标准。乡射礼所涉及的弓矢也是按照《周礼·考工记》的记载复原，团队还去了东北，专门考察做弓做箭的过程；拥有一万多名会员的中国民间传统弓箭爱好者协会的秘书长，也参与了视频的拍摄。 “原来冠礼做完了想做婚礼，但现在考虑到某邻国已经宣布成立世界传统弓箭协会总部，为防止他们抢先申遗，所以我们先做了乡射礼。”彭林把弓箭带到会场，和学生们一起给大家展示他们的研究成果，“参与这个工作使我意识到，仪礼复原和不复原，差距太大。每一个步骤都使我们对文献的理解不一样。纸上得来终觉浅，尤其像礼这样涉及名物制度的。”彭林感叹。 礼是征实之学 “彭林老师说靠谱不靠谱，我从来都没想过这东西还能靠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吴丽娱说到这里，自己也笑了，“是真的呀！对我来说，也非常新鲜。”吴丽娱专治礼制史，与经学领域的礼学，是两个行当。“我们做的都是跟王朝结合的国家礼制的问题，对三礼的了解也就是知道个后世制度的来源。原来对他们礼学这块到底做到什么程度，还真是不了解。” 她对会场上所见所闻连连赞叹，特别是相较于各地兴起的民俗化取向的祭典仪式，“因为听到复原，觉得一般都是很糙的，大概齐，有个意思就得了。但他们是属于完全不一样的性质。现在这个的性质是很规范、很学术的。” “所以我为什么下定决心”，彭林在接受采访时说，“你不拿出那个权威的东西来，假货、水货就到处都是了。我为了这一天可以说准备了十年。”彭林希望，能够做出一个精良的复原版本，让大家通过了解去思考古礼合理在哪里：“我们不是要复古。谁复得了古？”而是想让人们比较一下，中国传统的冠婚丧祭仪式和舶来品相比，优长在哪里，里面的文化元素会不会更适合我们自己，以重建出适合当代日常的新礼。“你要批评，也先看完以后再批评。” 两千年下来，动作会走样吗？ 当然，这样专业、细致的复原，代价也不小。“这是一个烧钱的活。我们拿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80万元，光是一个士冠礼就做了差不多200万元，这个都是嘉礼堂在支持。” “其实我今天才知道，沈葹老师说沈文倬先生生前也有这个愿望。”彭林在纪念活动上说。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贾海生回忆，沈先生曾经讲起自己跟曹元弼先生学习礼学时，曹先生已经双目失明了，他一边读郑注贾疏，一边在曹先生家里类似于宗庙的房间里，一遍遍地演习揖让周旋的各种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有礼义在里面，边读书边演习，比只读书对仪式典礼的细节把握更准确。“因为文字记载的礼书文本，不可避免地会有所省略，比如说，人们举行仪式的时候，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怎么走的，往往文字会记录这个人原先站在什么位置、面向，下一个动作可能已经到达要行礼的地方；但怎么走过来、怎么转的身，礼俗就可能像现在的录像那么直观。所以要一边演习一边推测细节。”贾海生解释。 不过，两千年下来，动作会走样吗？时移世易，在历史发展中，尽管有文字记载，但是人们对于《仪礼》以及其他礼仪中记载的礼仪器物、方位逐渐模糊不清，需要在后代礼仪实践中加以明确。这就是后代礼图产生的原因。 15年前以孔德成的《士昏礼》为蓝本，制作3D动画版本的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叶国良，曾经在《汉族成年礼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导言中谈到礼仪研究的要点。他认为，由于礼仪变动不居的特性，必须对其同时作“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观察”，也就是既要将某一特定仪节放在各种同时存在的仪节之中，以掌握该仪节的意义与定位；也要做探源与变革的追踪，这样更能够突显这一仪节的意义。 “面对同一个文本，复原的仪典，包括彭老师这个，再有一个人也做仪礼复原，也不可能达到一模一样。”贾海生说，“原因就是，对文本省略的部分如何补充出来，一要靠历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二是在具体场合下一个人对文本、历代成果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所以恢复礼典，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一个规范。”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讲，最容易有新发现的学科是礼 新时代，除了借助全新的科技手段，可以进行前人无法想见的《仪礼》复原，还有大批20世纪的出土材料，是近两千年来的礼学研究都未曾面临的新境。 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讲，最容易有新发现的学科是礼。例如，对周祭制度（商王朝遍祭祖先的仪典）的研究，就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亮点，虽然现在人们对商礼的认识还是有些模糊。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策命礼，这在传统文献中也有记载，但没有像铭文那样提供如此完整的、反反复复的典礼活动记录。此外，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这些战国材料，也包含很多礼类文献，近年来相关研究著作与论述不断。新文献的出土将《礼记》的成书年代大幅提前，也将与礼有关的诸多未知细节呈现给世人。 “礼是征实之学，不能全凭训诂手段。”贾海生回忆起他向沈文倬先生的第三次问学，“沈先生有篇文章叫《略论宗周王官之学》，对‘甿’的身份的考证非常精道。我问沈先生，诗经中‘氓之蚩蚩’的‘氓’，是不是就是周礼中的甿的后裔。沈先生听了这话没吭气，过了一会儿跟我说，如果从训诂上讲，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毕竟要有其他的证据。” 建立地上与地下材料的关系，需要提防哪些逻辑的陷阱？ 不过，无论是落实到时空上的复原，还是建立地上与地下材料的关系，都涉及厘清经学、经学史、训诂学、文献学、名物学的分别，也涉及到底是以研究三礼来推测构建历史事实乃至文化创造，还是以此来理解历代注疏者的思维，进而研究经学史的分别。 “近年来出土战国及汉代帛书、竹简，证明传世古籍都渊源有自，并非后人杜撰，同时也显示在具体字句上，和传世古籍之间仍有较大距离。借用蓝永蔚先生的说法，可以说‘出土文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片面性，而传世文献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乔秀岩曾在一篇书评中这样强调。 那么，通过经书等文献进行名物研究，又需要提防哪些逻辑的陷阱呢？乔秀岩指出两点。 一是出土的实物材料与先秦文献尤其经书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以经学家考订周代士阶层宫室各部位的长度为例，《仪礼》记述的统一格局可能是当时的实录，但也可能是理论上的构拟。因为实际上，周代的士阶层未必家家都按照这样的图纸盖房子。可是，经学家“必须将经书字句的意义一一讲通，而且还要在各种不同的经书以及其他古籍记载之间，互相参证，解决其中的矛盾”，也就是所谓会通群经，这样“才能达到他们追求经义的目的”。 其中，就有一种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并且，“从经书的萌芽形成开始，一直到汉魏注家编订以前，一种古籍的不同传本之间以及各种不同古籍之间也经常发生互相影响，因而加大了经书的普遍性”。 二是，今天对《三礼》的订正辨伪工作，实际上都是以恢复郑玄等整理校订的原貌为最终目标，“一般而言，无法再追溯到郑玄等人校订以前的状态”。乔秀岩解释，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诠释精确无误，而是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比郑玄他们更早的、完备的文献资料可以拿来对照，进而判断他们的正误。我们现在看到的武威汉简，是郑玄校定之前的文本，是当时存在过的大量书本中极个别的几种，也只能说，对我们推想郑玄的校定情况很有帮助；而甲骨文、郭店简这些“源文件”，有助于后人推测先秦时代的相关历史，而“对研究郑玄以后的礼学史、经学史没有太大意义”，他表示。 因此，他提醒在这几个密不可分的领域之间开展研究的学者：从文献学的角度看，能准确了解郑玄理解的先秦制度，已相当不易；对考古学家来说，新发现的先秦遗物细节和屡经历代学者改造的传世文献，并不适合做直接的对比研究，两者之间不能打上等号。 新的时代，如何定义礼？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孔子的学生子贡，想要去掉每月初一举行告朔之礼所供奉的腥羊，因为这时候鲁国已经不举行这项礼仪了。告朔是天子颁布来年的政令书，诸侯将之保管于太庙，每月朔日去太庙祭告；接着，诸侯带领文武百官上朝，宣布政事。周幽王、厉王时不举行告朔之礼，底下各自为政，后而亡国。正是因此，孔子说，你爱惜那被杀来供奉的羊，而我爱惜的是那被忽略的告朔之礼。 “有时候我们说这个礼，不是你心里有那个情感感受而已。礼非常讲求成于中，形于外。没有形于外，那个东西是还不够的，不算数的。”林素英用饩羊的故事强调形式的不可废。 社会秩序稳定后，会强化社会规范 礼制就是礼的具体体现。“社会秩序稳定之后，会通过礼节、器物在礼仪中的差异体现社会等级，强化社会规范。”刁小龙介绍。在传统中国社会，礼在于国家层面具体明文的典制规定，也在于社会基层官僚士绅的实践影响。 然而，社会在不断变迁，“礼”也总会发生变化。所谓“礼崩乐坏”，即是指社会实际变动不断突破既有的秩序和规范。柳宗元说在他那时候，“冠礼，数百年来人不复行”。《仪礼》十七篇中的许多礼，也都是很早时候就开始慢慢不再实行，或发生了改变。 “古人说，礼者履也。”葛兆光强调，“孔子所谓夏商周三代之礼他都‘能言之’，不仅说明礼仪之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所谓‘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说明礼仪是一个活的制度，它因时代而损益，而孔子最重视的就是，如何协调和重建当代即周代礼仪。” 协调与重建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中 “礼，时为大”，礼文不是固定不变的。“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如果没有意义在里面，行为规范或各种仪式典礼就不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人们就会感到厌烦。而这个意义就是礼学的核心，也就是礼的精神。 协调与重建一时一地的具体规范与礼的精神，其实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礼记·乐记》就说：“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汉高祖时，叔孙通改造经典和经学学说，编了一套庄严典礼，凸显皇帝权威。朝廷的礼由此成型。 西汉后期，越来越多的大官们认为朝廷祭礼应该要符合经典记载，于是祭礼又逐渐有所调整。 西汉末，王莽模仿周礼，企图建新朝为理想国。 南北朝，贵族都有自己家一套礼，称为家门文化。 唐代，折衷《贞观礼》《显庆礼》为《开元礼》。 北宋倡导古礼，试图重建三代辉煌。相传南宋朱熹所作的《家礼》，在北宋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改造。 明初用重建礼仪制度来“再汉化”。 《大清通礼》中的礼，和《仪礼》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差别也已经很大。 民国建立之后，礼教遭到不断批判，婚俗、年节大变。不过，不论何种政治派系掌握国家权力，都曾开展形式不一的制礼活动，政府相当重视礼制建设。 “某种古代礼仪重新复活，或者重新严厉化，成为官方的制度规定，其实总有当世的用意。”葛兆光认为，古代思想观念常常需要通过“制度化”（经由官方规定）、“常识化”（通过教育与考试）、“风俗化”（借助地方士绅和官僚推动），才能够在生活世界中真正实现。其中，特别是“制度化”，更是礼仪制度真正成为生活规范的途径，也是由“礼”成“俗”的关键。 传统礼制消失，是社会变革的自然结果 近代的巨变彻底突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原有规范。现在的情境，就好像孔子说夏朝商朝的礼乐他能说得出来，而在夏商后代所在的杞国和宋国却找不到证明，是因为“文献不足”——如今，“文章（典籍）、贤才”也都没有了。 这是社会变革的自然结果。由于礼仪实践牵涉诸多思想理论、道德规范，乃至国家、社会制度等，因此近代以来传统礼制的消失绝非“忽视”二字所涵盖。港台地区所保留的礼，也更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习俗和道德规范。他们也同样面对当代社会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所面临的挑战与大陆地区无异。 最切近的例子就是丧礼，由此可见时代变迁，观念的嬗变有多么剧烈——“南宋朱熹接受当时礼俗与古礼不同的种种做法，但唯独火葬是他不能接受的；而到了当代，城市人想象尸体腐烂，蛆虫丛生，或许更难接受土葬。”乔秀岩说。大城市近年来的社会风气是相对淡化死亡，但在农村乃至很多中小城市，丧葬相关的法事、道场却又盛行起来，“传统丧礼的基本程式和架构，在几乎得不到现代主流话语任何认同的不利情境下，竟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飞在《慎终追远——现代中国的一个童话》中写道。 很多学者受访时表示，当代礼仪的改造，应该从流程冰冷、粗糙的城市殡葬业开始。因为这是对逝者的尊重和怀念，也是对生者的教化，让在世的人体会生命与情感的代代延续。 礼是文化的表现，因此无处不在，而礼仪形式可以起到意义强化的作用。对于个体的实际功能，乔秀岩说“礼的理想是大家都得到心理上的满足”。而对于群体，通过具体礼仪可以强化认同与归属感，从而传递和确认文化的内在精神。在现代学术中，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对理解礼的问题有很大帮助，如费孝通、潘光旦、冯汉骥、芮逸夫、李安宅等先生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在这些功能性的解释之外，“对礼的理解，其实是对中华礼乐文明内核的理解，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对人类普遍问题的一种理解”，吴飞强调，“目前研究礼学和经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现代的方式来诠释这种礼乐精神，是以人伦为出发点的文明体系，以爱敬为核心理念的道德体系，是素其位而行、非常通达的中庸之德，是文质彬彬的精神气质。” “任何时代的礼仪绝非凭空出世” 新的时代，需要对礼做出重新定位和定义。人们需要礼，为心理满足，为增进和乐。而“具体什么样的礼仪能够得到同时与传统、与现实对接，这更加需要朱熹一样的智慧，以及社会的总体认同和推广”。刁小龙说。 “礼必然包含与平常生活不同的动作、行为，所以需要特殊的依据，才能决定如何为妥。这依据有《三礼》《开元礼》和朱熹《家礼》等文献，也有历史先例、家族传统等。”乔秀岩表示。 打开传统，面向当代、面向世界，才能去除过于宽泛的范围、内容和不合时宜的实践，在文饰和节制之间，探索出新的礼仪形式，构建新的社会道德。盲目恢复过去，开历史的倒车回到一百年前，未免可悲，也注定失败。在这一问题上，学术界同样有驱魔的义务和责任。 彭林恰恰希望通过研究古礼，来承担起这一责任：“本课题的宗旨，可以说是对盲目恢复古制或是盲目诋毁古人两种极端思想的扬弃。”他在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课题的开题书中写道，研究古礼的意义，绝不是为了复古，或是泥古，更不是以古非今，而是古为今用。“任何时代的礼仪绝非凭空出世”，他想要探索古礼内在的人文精神，给时下日常礼仪的重建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这一路径的探寻，离不开向中华先贤汲取经验。“我们现在做礼学研究的人，有这样的责任重建礼仪，重新恢复礼对社会的推动价值。”彭林说。 “需要朱熹一样的智慧” “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尔。”（《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历经中古动乱之后，隋重新统一中国，至唐时国家开放、文化多样、典制混杂，这是盛世景象，但也引发学者反思。宋代学者甚至批评这是违背经典。朱熹也是其中之一，他几乎将所有传统经学典籍都做了整理。中年时，更萌发为朝廷编修礼书的念头，因为偏安的南宋朝廷也需要一套完整、有系统的礼制来抚慰飘摇的人心。朱熹晚年尤其归于礼学，和讲求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精神不无关系。 在着手编辑早已湮没无闻的《仪礼》，梳理经学资料的同时，朱熹更编订了《家礼》，根据时代的变化，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灵活改造，对社会一般大众实际礼仪进行指导。《家礼》影响至明清两代，也远及朝鲜半岛。 介于经学与历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礼学，在今天亟待被改造，被接纳。今天的礼学研究者所面对的西潮新潮，也许是比朱熹更加复杂又有些类似的情境——要精研文本，也要考虑时俗，在新的时代里，接续和传达出中华文明的礼乐精神。 《周礼》原名《周官》，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所编的关于西周政治制度的书。汉初废除秦代的挟书律，广开献书之路，从民间发现《周官》。后来王莽建立新朝，刘歆为国师，力排众议，称《周官》是周公制礼作乐的典章，并改名为《周礼》。新朝覆亡之后，东汉仍旧延续西汉时期官府的以今文经学为主流，不过民间已经大兴古文经学，《周礼》研究与传授也在其中。 《仪礼》记载上古礼典的具体内容，是先秦饮食起居、揖让进退的礼仪记录。《仪礼》是礼的本经，共有十七篇。其中九篇是以士为主的礼仪，如冠、婚、丧、祭之礼；还有《乡饮酒礼》和《乡射礼》，是乡人集会饮酒和射箭竞技的礼仪。另有八篇是诸侯、大夫的礼仪。 古人把解释经典的文字称为“记”，《礼记》就是《仪礼》的“记”。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孔门七十二子散居各诸侯国，他们的学生又各传其师说，所传的解释《仪礼》和阐发礼义的文章。流传至汉已有一百数十篇，相当繁复，西汉戴德选其八十五篇为《大戴礼记》（今残），其侄戴圣又选编四十九篇，为《小戴礼记》，即今本《礼记》。 东汉末，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打通今古文，发明义例，去取谨慎，裁断得当。郑注三礼出，而各家注本尽废。“三礼”的名称得以成立，要归功于郑玄出色卓绝的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