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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礼记》在儒家“十三经”中成书较晚，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儒家“六经”中也并不包括《礼记》，“六经”中的《礼》是指《仪礼》，但认真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经学史就会发现，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就思想价值来说，不仅可以说《礼记》的地位超越了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六经”，而且可以说《礼记》的地位超越了“十三经”中的其他十二经。  礼记 《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地位“升迁” 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礼记》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礼记》在儒家“十三经”中成书较晚，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儒家“六经”中也并不包括《礼记》，“六经”中的《礼》是指《仪礼》，但认真考察一下我国古代经学史就会发现，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就思想价值来说，不仅可以说《礼记》的地位超越了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六经”，而且可以说《礼记》的地位超越了“十三经”中的其他十二经。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的理由。 在儒家“十三经”中，《礼记》一书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记述、阐释了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 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天道人伦观念，心性教养的途径和原则等都在此书中得到全面阐述和揭示。众所周知，“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所传授的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今文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三礼》中所说：“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六经之义，亦以礼为尤重。”现代著名国学大师钱穆更是言简意赅地指出：“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综上所述可知，儒家经典文献的核心内容就是“礼”。儒家礼学思想最主要的载体就是“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而在“三《礼》”中，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礼记》最为重要。 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数”即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义”则是指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在“三《礼》”中，《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原名《周官》，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记述了300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基本也属于“陈其数”的范畴。而《礼记》则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且阐释、揭示了各种礼的“义”。 《礼记》四十九篇，内容非常丰富，它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因此，就思想学术价值而言，可以说《礼记》在“三《礼》”中最为重要。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焦循在《礼记补疏·序》中所说：“《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而后可学《周官》、《仪礼》。《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 《礼记》在曹魏时期升格为“经”，并在唐代进一步升格为“五经”之一，取代了《仪礼》的地位。 “三《礼》”当中《仪礼》出现最早，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而《礼记》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当时还不算“经”，故称为“记”。到东汉末期，经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方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礼记》便升格为“经”，并设立了博士，取得了与《仪礼》、《周礼》并列的地位。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这说明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而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 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唐太宗鉴于因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局面，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以统一全国经学。据《唐会要》、《旧唐书》等书记载，由于当时人们普遍重视《礼记》，“人皆竞读”，而《仪礼》一书，“殆将废绝”，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并为其作“正义”（疏）。此后，《礼记》便取代《仪礼》，正式进入“五经”之列。 《礼记》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被尊为“四书”之一。 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创立“四书学”是中国古代经学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朱熹在二程（指北宋著名儒学家程颐、程灏，编者按）思想基础上，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合称为“四书”。在儒家经典中，朱熹对“四书”给予特别的重视。他集40余年功夫，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并将其结集合刻为《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从而创建起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影响甚大的“四书学”。 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主要是为建构和完善儒家道统思想进行论证，即以“四书”发明儒家道统，以“四书”阐发儒家义理———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朱熹“四书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四书”重于“五经”。《朱子语类》中记载，朱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而“《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朱熹认为“四书”能直接体现孔孟之道，相当于“熟饭”，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相当于“禾”，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相当于“打禾为饭”。也就是说，“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 朱熹的“四书学”可以说革新并改变了中国古代儒家经学的发展方向，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之后，“四书”的地位逐步提高，而孔子所传承的“五经”（“六经”）虽仍被人们顶礼膜拜，但其优先尊崇的地位却被“四书”所取代。换言之，作为《大学》、《中庸》所自出的《礼记》的重要性当然高于传统的“五经”。因而从思想价值上来说，《礼记》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礼记》当代价值的挖掘与弘扬 《礼记》的思想内容非常深厚而丰富，它以礼乐为核心，涉及政治、伦理、哲学、美学、教育、宗教、文化等各方面思想学说。上自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下至家庭伦理准则，在《礼记》中都有专门篇章论述。《礼记》不仅在儒家文献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礼记》仍然具有重要的思想和学术价值，尤其对于我们当今所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前已述及，一般认为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是“礼”，而《礼记》是儒家“礼”文化的主要载体。因此，可以认为《礼记》的当代价值就是儒家“礼”文化的当代价值。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作为我国古代封建帝制社会纲纪的“礼”，有没有当代价值？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古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2000余年间，儒家所倡导的“礼”基本上一直被作为“修身”与“治国”的规范。自上世纪初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以后，我国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不仅失去了其作为社会纲纪、社会规范的地位，且往往被看做是“垃圾”而遭到否定。 实际上，儒家倡导的“礼”固然有一些成分在今天看来是陈旧、过时的内容，但毫无疑问也存在许多对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一个民族文化的更新，总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更新。抛开昨天，不可能正确地对待今天。要创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有必要对先人所留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进行清理和研究。“礼”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必定有其当代价值。我们应秉持批判继承的态度来挖掘、弘扬《礼记》中所蕴含的儒家“礼”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我们当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从近代以来“大同”、“天下为公”和“小康”思想的社会实践看《礼记》的当代价值。《礼记·礼运》中体现了儒家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价值。本篇所提出的“大同”、“天下为公”和“小康”等政治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礼记·礼运》是以孔子与其弟子子游问答的形式提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同”社会理想，并进而说明“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的特征。而礼制是“大道之隐”之后的“小康”社会的产物，然后着重叙述了礼的起源、发展、演变以至于完善的过程，并探讨了圣王制礼的根据、原则，礼与仁、义、乐、顺等的关系，以及礼制的运行规律。本篇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化描述，体现了儒家的社会理想。 《礼记·礼运》所提出的“大同”、“天下为公”和“小康”等政治思想曾被我国近现代史上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等伟人先后引用，来表述、阐释自己的政治思想，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由此可以反映《礼记》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当代价值。 清末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曾经撰写了《大同书》来阐发其社会改良思想。《大同书》虽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还是根植于《礼记·礼运》提出的“大同”思想。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进入大同社会后，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显然，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蕴含了儒家传统社会理想特色。 在我国近代史上特别推崇并极力弘扬《礼记·礼运》倡导的“天下为公”思想的是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的革命运动中曾多次题写《礼记·礼运》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条幅匾额，主张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 上个世纪后半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汲取《礼记》一书的思想精华，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国情提出“小康社会”这一新概念。“小康”在《礼记·礼运》中蕴含着富足、礼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最早使用“小康”这一概念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后于1981年又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的概念，并对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实现途径和时间都作出了明确阐释，表示“小康社会”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此后，我们党和国家一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小康社会”理论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初见成效。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号召：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从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看《礼记》的当代价值。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的主导精神就是“和”、“和谐”。它主要是用来调节和制约人的行为的。它调节着人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达到一种能够维持人类社会和谐共处的平衡状态。 《礼记》许多篇章陈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儒家礼乐文化“和”的精神及其重要意义。《礼记·儒行》明确提出：“礼之以和为贵。”可见儒家礼乐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崇尚、注重和追求和谐。这一基本精神，决定了“礼”的社会功用，即协调各阶层的关系，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可见，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看来，“礼”与“乐”的最大特点与功能都体现在“和”上。 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就是主张并陈要求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应当在“礼”的框架之下和平共处。当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应采取包容、商量、谦让的态度，求大同存小异。只有陈这样才能建立起协调的人际关系和群际关系，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安定有序的局面。 进入21世纪后，党和国家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全国的历史任务，甚至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宏伟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中“贵和”的特色，是对优秀传统文化有批判地继承和超越，实际上体现了向崇尚和平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也可以说是《礼记》一书当代价值的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