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场送礼是一种常态 中国古代是所谓的礼治社会，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不过，送礼对于官场人来说不是简单的习俗，它更是一种政治。很多时候，有“礼”就是有“理”，礼到了，前途也就到了。 “礼尚往来”这个词，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有来有往。有来有往意味着对等，有来无往不称其为礼，因为它不对等。但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可以看到，官场上送礼并非是有来有往的，下级给上级送礼，上级并未同样给下级送礼。对于下级来说，送礼等于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似乎意味着所谓的送礼是不符合有来有往的礼的特点的，从这可以看出，官场上的礼已经脱离了其原本的意义，实际上和政治牢牢结合在了一起，或者说送礼本身已成了政治。 在官场里，礼品有时还被用来定人品。潘祖荫是清咸丰时期的进士，在他任军机大臣的一个节假日里，诸多官僚到他家里玩麻将，边玩边扯白话。扯到了某地方的提督，潘祖荫对这人满口称赞，说此人忠肝义胆，德才兼备。 同僚李文田听了有些好奇，就问潘祖荫：“此人有什么功绩？”潘祖荫说：“不太清楚。”李文田又问：“此人的长相如何？”潘祖荫又说：“没有见过。”这就奇怪了，不知其功，不曾见面，却说这人德才兼备。潘祖荫为何会赞美此提督呢？潘祖荫自己说出了原因：“此人送我的鼻烟很好，我就知道此人不错。” 仅凭一个鼻烟，潘祖荫就对没有见过面的地方提督作了这么高的评价。由此可见，鼻烟这个礼品在官场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对这一点，送鼻烟的地方提督肯定也深知此礼品的重要性，要不然也不会选上等的礼品献给潘祖荫。礼品定人品，这还只是礼品在官场上的作用之一。 官场上化身为政治的送礼，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下级向上级送礼，上级还有上级，这样礼物就一层一层地向上传递，最终在整个官场内部形成了按权力大小享有礼物、礼银的分配格局。就整个官场来说，这是一个按权力大小分享福利的格局，是对一部分非正当社会财富按照权力大小进行的再分配。 正因为这样，具有如此重要政治意义的送礼自然被官场上的众官员当做历史常态而奉行了下来，两千年的官场便有了两千年的送礼史。 送礼的前辈孔子曾说“礼之用，和为贵”。送礼虽然送出了一些利益，但是也必然会有“回报”，你去给别人送礼，别人必定会来给你送礼。小人物在官场上要敢于也要舍得送礼，因为礼尚往来的回报很可能就是自己想要的升官之机会。  不送礼很倒霉 在中国古代官场，送礼是常态。如果你不送礼，不仅为顶头上司所不容，而且为送礼的同事所不容。你送，我送，大家送，在官场谁不送谁吃亏。别人送礼你不送礼，你就会被官场视为另类。 一句官场流行语讲得好：“别人送多少说不清楚，但谁没送礼，当官的心里最清楚。”其实，并非每个送礼人都是想着被提拔，有的人送礼不过是为了保住现有的位置，或怕领导给小鞋穿，这不仅是前途问题，而且是自我保护的需要。 明万历年间，将领熊廷弼在辽东守边，他一直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却因辽东失事，被抓进了牢房。当时的权臣魏忠贤向熊廷弼传话，说只要以大量礼金给他，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对于魏忠贤索要的4万两白银，熊廷弼拿不出来。魏忠贤便暗自怀恨在心，于是他反口说熊廷弼向东林党的杨涟、左光斗各行贿两万两。东林党是魏忠贤的死敌，不但不向他送礼品，而且对他以礼品论人品做过弹劾。魏忠贤对他们恨得牙根痒，熊廷弼的事情一出，魏忠贤将两案并案处理。杨、左等六君子被杀，熊廷弼被“传首九边”。 这是因为不送礼而丢命的例子，还有些官场人因为不送礼而丢了官，丢掉了自己的前程。 清顺治年间，有个叫李皭的人在福建将乐县当县令，上级暗示要送礼。李皭是个清官，刚到任的时候就跟家人说明白：“当官除了俸禄其他都是贪赃，你们不要连累我。”衙门里有两株桂花树，开花的时候，李皭指着桂花树说：“这树是官物，你们有谁敢擅自攀折的，我饶不了他。”可以想见，李皭不会向上司送礼，也没有礼可送。结果是李皭当了三年官之后丢官回老家。 李皭的遭遇不是个别现象。雍正二年（1724年），杭州人汪景祺在给他带来灾难的《读书堂西征随笔》里面说当时吏治最坏的是陕西，几十年来，陕西的省级高官——督（总督）、抚（巡抚）、藩（布政使）、臬（按察使）都是旗人，他们除了搜刮财产、喝酒听戏别的什么都不会。下级为了讨好他们只好加征杂派，偶尔有一两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去送礼，就不能保有其职位，甚至有致家破人亡的。 顺治年间的陕西分巡西宁道王化淳，又将不送礼的后果用一种高调的方式宣布了出来，他到任后借口考察防守驿官，公开声言：“送礼者免责，不送者即革。”  送礼也有讲究 送礼可不是个简单的活儿。 首先，送礼必须要送到别人心坎上，一定要投其所好，把送礼变成一种感情投资。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对对方的兴趣爱好有充分的了解。 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给他人送礼，特别要考虑的就是那个人的喜好和需要。要是对方不喜欢，钱不仅白花了，他还看不起你。如果你送的东西，正好是他日思夜想的东西，那就最好了。他很有可能把你当成知己，进而愿意与你交流，你们就可以加深了解，再求他办事就容易了。所以送礼的最高境界就是换位思考，送给对方愉悦的心情。 唐朝宰相元载，出身贫寒，做到大唐盛世的宰相时，权力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爱好，那就是吃胡椒。在他的家中，存有八百石胡椒。据有人计算过，唐时一石重为现在的79320克，那么八百石就是现在的近64吨。胡椒是唐朝人喜爱的调味品，只有国外天竺有产，也就是现在俗称的舶来品，属于高级消费品。这些胡椒也不是凭空而来的，定然是送礼的人投其所好而送的。 宋朝贪官蔡京很喜欢吃一种腌制食品，他家中有三间房子里放得满满的都是此物。这个比胡椒更难存放，但是依然堆了满满三大间房子。这肯定不是他自己掏钱买的，当然也是别人揣摩他的心思而送来的。 其次，是所送礼品的稀罕性，最好要彰显出自己的良苦用心。礼品的价值不在价格而在于用心，不求最贵，但求最合适。最好不要是大路货，因为太容易得到会给人一种不被重视、纯属应付的感觉，这里的最高原则是独特性，只要你能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就能给收礼的一方留下深刻愉快的印象。 唐朝贞观年间，一个叫缅伯高的西域回纥国使臣，背了只天鹅去长安进贡。路上鹅毛弄脏了，他就在沔阳河边打开笼子，让天鹅下湖洗洗羽毛，不料天鹅展翅飞走，缅伯高遂倒在河边大哭一场。后来他急中生智，捡了根羽毛用洁白的绸子包好去长安进贡，又在绸子上题了一首诗：“天鹅贡唐朝，山重路更遥。沔阳河失宝，回纥情难抛。上奉唐天子，请罪缅伯高。物轻人意重，千里送鹅毛。”唐太宗看了这首诗，又听了缅伯高的诉说，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缅伯高忠诚老实，不辱使命，就重重地赏赐了他。“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意重”便由此而来。 民国广益书局编辑的《古今笔记精华》卷四《风俗》中，有两篇关于送礼的笔记。其一录自明张岱《西湖梦寻》：“五云山去城南二十里，宋时每腊前必奉雪表进。”这是拿山上的雪送官。其二录自清戴延年的《秋灯丛话》：“天都黄山之云海，相传为第一奇观。山中人往往以盒收之，纸固其口，作土物馈送。”这是拿空中的云作礼物。还有什么礼物比雪和云雅致？ 第三是送礼时机。送的时机不好，受礼者不愿接受，或严词拒绝，或婉言推却，或事后退回，都只会令送礼者十分尴尬。而若是送得好，方法得当的话，会皆大欢喜，境界全出。 据梅尧臣《碧云騢》一书记载，宋时，被封为潞国公的文彦博，当初官拜宰相，靠的就是送礼的巧妙。当时张贵妃的父亲张尧封曾是文彦博的门客。贵妃幼年，其父曾让她认文彦博为伯父。文彦博担任成都地方行政长官时，时近上元（正月十五元宵节），便赶织“异锦”（图案新奇的蜀锦）献上。文彦博乃令工人织金线灯笼，载莲花为锦。到了上元节，张贵妃穿着文彦博献的异锦做的衣服，去见宋仁宗，仁宗惊问：“何处有此锦？”贵妃说：“妾让成都文彦博织了送来。妾父与文彦博是旧友。然而妾怎能支使文彦博呢？是文彦博特意献给陛下的。”宋仁宗很高兴，从此留意文彦博。文彦博从成都回京，被提拔为副宰相，后又升为宰相。 文彦博巧送礼的事例并不止一个，他献给张贵妃一副秋千作为寒食节的礼品，也有深意。张晓红《秋千与寒食、清明》一文云：“秋千又与悲伤、惜春、叹老等情感不可分割。由于寒食、清明已至暮春，秋千的出现也意味着春天行将结束，它便牵动了人们的惜春伤春情怀。”寒食，清明前一天（一说清明前两天），文彦博选择此时献秋千，意在勾起张贵妃思念先父之情，并进而勾起其对自己的感念之情。 一段蜀锦，一副秋千，竟能打动张贵妃和宋仁宗。送礼送到这个份上，真可说令人叹为观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