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礼记·射义》 射礼的意义 其一，射礼是中华礼仪文化的重要形式，是我们民族气质、性格、思想的重要表达载体，是华夏独特的人文景观。尊重传统，捍卫文化的多样化存在，这些文明复兴的普适性要求同样适用于射礼。 其二，射礼中有大量的华夏文明精华积淀，而其糟粕相对较少。 射礼倡导人格塑造和人的精神的文明：射礼讲究谦和、礼让、庄重，提倡“发而不中、反求诸己”，重视人的道德自省。射礼本质上是一种健康道德的巧妙导引方式，是华夏先民寓德于射、寓礼于射、寓教于射的珍贵的人文实践成果。 射礼的诸多细节中，处处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芒。而尤为可贵的是，与其它不少礼仪样式相比，射礼中的等级观念、专制色彩等劣质部分相对较少。比如，主持乡射礼的是宾，而不是地方行政长官。宾是尚未获得官爵的处士，但德行卓著，由宾来担任射礼的主角，显然是为了提倡尊贤的风气。人选一经确定，州长要亲自登门约请。行礼之日，州长要在序门之外迎宾。在射礼的三番射的环节，大夫身份虽然比较高，但射礼要求，他们也要与士一一配合为耦。这种不论等级身份、崇尚德行、讲究平等的精神在传统文化中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其三，射礼中蕴涵有华夏特有的人文体育精神。 专门研究传统礼仪的著名学者彭林教授指出（本文多处引用彭林教授的有关著作论述，谨致深深的敬意和感谢），奥林匹克运动起源于公元前776年的古希腊，与中国乡射礼的普及，年代约略相当，但两者所体现的文化，却是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古希腊人的理念中，人的精神与体魄是分离的，精神由诸神管理，人只负责自己的体魄。古希腊的体育精神，是强调力量、速度、高度、技巧的竞争，注重体魄强健和雄美。竞技的胜利者就是超群绝伦的英雄，要用饮酒的方式予以奖励。奥运会奖杯的形状，都是放大了的酒杯，正是源于此。中国自武王克商之后，开始脱离神话时代、转向人本主义时代。儒家特别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的精神与体魄都是由人自己主宰的。人类不仅要有健康的体魄，而且要有健全的精神。只有在健全的精神的前提下，体魄和技能才有价值。意味深长的是，在与古希腊同样是征战不息、崇尚武力的春秋时代，儒家铸剑为犁，在保留田猎之射的形式的同时，“饰之以礼乐”（《射义》），重塑了射击竞技运动的灵魂，将它改造成为富有哲理的“弓道”，成为引导民众全面发展、社会走向和平的教化之具，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贡献之一。儒家主张人类的和谐发展，所以在乡射礼中，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要用大杯饮酒，不过饮的是罚酒，因为他们无论是技能还是德性都没有达标，需要警示。这是东西方文化的显著的差别之一。 礼仪、文明、风俗、道德、人文、体育……华夏的射礼内涵非常丰富，这种独特的礼仪风俗与人文体育方式，这份珍贵的历史人文遗产，难道应该被轻易丢弃吗？ 其四，射礼对国民观念和气质精神的塑造价值。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礼、乐、射、御、书、数，是儒家要求儒生们必须学习的基本知识和技艺。“射”就是其中之一。古时的男孩子必须学习射箭，学习射礼，学习驾驭马车，因此那个时候，国民普遍拥有健康的勇武精神，而不是后世的一味的儒弱。学与不学这些东西，对国民气质性格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在冷兵器时代，学习射箭，直接有助于国民国防观念的塑造，有助于国民开放、勇敢、大气的气质与性格的形成。而到了今天，射箭等民族体育活动早已销声匿迹，绝大多数人，莫说是从事射箭比赛和运动了，甚至连真正的弓箭都没见过。现在的大中学生，普遍性格软弱、气质娇糜、粗俗无礼、疏于进取，国民缺乏健康的进取精神和勇武气质，不能不说与民族生活方式的长期劣质化演变有直接关系。复兴射礼等民族礼仪与人文体育活动，无疑有助于国民气质与性格的重塑。  射礼有四种 一是大射，是天子、诸侯祭祀前选择参加祭祀人而举行的射祀；二是宾射，是诸侯朝见天子或诸侯相会时举行的射礼；三是燕射，是平时燕息之日举行的射礼；四是乡射，是地方官为荐贤举士而举行的射礼；射礼前后，常有燕饮，乡射礼也常与乡饮酒礼同时举行。 大射前燕饮依燕礼，纳宾、献宾、酬酢及奏乐歌唱娱宾，宴毕而后射。掌管大射礼仪的司射，袒露左臂，执弓挟矢到阶前请求射礼开始，有司将弓矢献给君王，并设置计算成绩的“中”和算筹，以及惩处违礼者用的“扑”。中是盛放算筹的器具，刻制成兽类跪伏之形，背上可容八算。按规定君王用“皮树中”（皮树是一种人面兽身的动物）、“闾中”（闾是一种独角兽，如驴）和虎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 相关史料 《史记》、《汉书》皆不记宫廷有大射之礼。《通典·军礼》记载，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 年），与诸儒于石渠阁讲论经义，议及大射礼与乡射礼用乐之区别。《后汉书·明帝纪》云，永平二年（59 年），“临辟雍，初行大射礼”。这是史书始见记大射之礼。 两汉时，军队中别有一套秋射比试之法。东晋咸康时，庾亮曾依据礼经制定乡射之礼。后齐的射礼，史籍记载较详，每年三月三日及季秋举行，季秋为大射，在专设的“射所”行礼。三月三日射礼规模较小。 唐代在射宫举行射礼，每年三月三、九月九两次，射礼基本上照礼经制定，但必由皇帝初射，群官射中者有赏赐。开元初，有人奏告射礼“耗国损人”，“既不观德，又未足威边”，曾一度取消。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玄宗又以“永鉴大典，无忘旧章，将射侯以观德，岂爱羊而去礼”为理由，恢复秋季大射。（《通典·军礼》）但仍未能持久。五代时亦未见有射礼举行。 北宋大体沿用唐代制度，南迁后即未见记载。辽、金、元各有其俗，射法与中原古制不同。明太祖比较重视射礼，洪武三年（1370）举行大射礼。他认为，只由武夫弯弓习射而文士不解弧矢之道，是不对的，下令太学及郡县学生都要学习射箭。然而，这一诏令似乎并未长期执行。《明集礼》所载“射仪”，较礼经规定减省许多程式，参加者还包括“各官员子弟”及“士民俊秀者”。 清代射礼在大阅及秋狝（xiǎn）(7)时举行。康熙十二年（1673 年），阅兵南苑，树侯而射。康熙帝亲射五矢，箭箭中的；驱驰而射，一发又中，遂传为佳话。这也可以看到清初对骑射军训的重视，而后世八旗子弟之散漫怠惰，不知习武骑射，两相对比自有霄壤之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