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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下跪是奴性的象征，也有人说跪拜是尊师重教的体现。其实，面对传统的跪拜礼，既不能像激烈的反对者那样认为跪礼是奴性发作，也不主张恢复跪拜礼，我们需要心平气和地做一番“意义还原”。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跪礼的涵义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的嬗变——因为椅子的普及。唐宋之前，中国是没有椅子的，只有一种叫做“胡床”的坐具，是贵族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席子，屈膝跪坐于上面，跟今日日本、韩国人还保留下来的传统坐法差不多。我们现在熟悉的高型坐具，如交椅、靠背椅、高凳等，都是在宋代才开始普及开来的。唐代时虽然已出现椅子，但应用不广，只限于贵族与士大夫家庭。 高型坐具的出现，改写了中国传统的礼仪方式。在席地而坐的先秦时代，中国人通行跪拜礼，跪拜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正规的坐姿就是双膝跪席，跪礼不过是挺直上身，再配上手部与头部的动作，如作揖、稽首、顿首，以表示对对方的尊敬，而对方也须还礼答谢。这个时候的跪拜礼并没有包含尊卑之意，臣拜君，君也拜臣。跪拜只是相互表达礼敬与尊重。 秦汉以降，君臣之间方有尊卑之别，体现在礼仪上，臣拜君，君不再回拜，但尚要起身答谢。到椅子出现之后，中国人席地而坐的习惯发生改变，跪拜的动作更是带上了强烈的尊卑色彩——从椅子上滚到地上跪拜对方，显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师亲”，宋人基本上不用跪礼，迎别待客一般都是用揖逊、叉手之礼。南宋覆灭后，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罗召见，文天祥只是“长揖”，通事（翻译）命他“跪”，文天祥说：“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礼毕，可赘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为高椅时代的跪已有屈辱、卑贱之意，揖才表示礼节。 宋朝臣对君，当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礼的时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极庄重的场合与仪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礼，自然是极尽繁文缛节。至于君臣日常见面礼仪，当是揖拜之礼。 从元朝开始，带屈辱、卑贱性质的跪礼才推行开，“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元朝臣下进奏，一律下跪。明朝继承这一陋习，“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同僚相见，则“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白”。 清廷更是变本加厉，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众臣也必须跪着听训。清代笔记《瞑庵杂识》载，大学士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多磕头、少说话”成了清朝官场的六字秘诀。  至此，跪礼原来所包含的向对方表达礼敬与尊重之意已经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贱之意则日益凸显出来。难怪清末的谭嗣同要猛烈抨击清王朝“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着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从宋至清，跪礼的变迁，不过是时代精神蜕变的投影而已。如果比较宋代与清代的精神风貌，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诫皇帝：“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至于廷争面折之事，更是不胜枚举。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经全无宋人风骨，竟以获得在圣上之前自称“奴才”的待遇为荣。一名清初的士子还观察到，“迩来士大夫日贱，官长日尊，于是曲意承奉，备极卑污，甚至生子遣女，厚礼献媚，立碑造祠，仆仆跪拜，此辈风气愈盛，视为当然，彼此效尤，恬不为怪”。 (责任编辑：admin) |